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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7章

中国皇帝全传-第1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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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诩次缓螅罹菡娜哪咸破胶=诙仁钩潞榻鬃缘娇獬薄L诜獬潞榻煨LΑN庠搅⑶畟m于是决意上表,献出所管辖的土地,户籍和军队,削去吴越国号。太宗封钱俶为淮海国王,其子弟多人以官职。吴越旧地反对纳土的官吏,受到太宗的坚决镇压。至此,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太宗于是把主要兵力转向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下令再次进攻北汉。任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率领勇将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米信、田重进等,四路出兵,分攻太原,把太原城围得水泄不通。宋太宗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特派邢州判官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阻截辽朝援军。

北汉主刘继元见宋军来攻,急忙遣使向契丹求救。开宝八年时,辽朝曾与宋廷订有和约。因为当时宋朝忙于统一南方,故对辽采取和好的态度,以免两面受敌。契丹也忙于内部事务,双方都乐意保持着通好的关系。太宗预料契丹必出兵助汉,故于四月间下诏亲征,率领延美等到太原督战,在太原城外筑起长围,断绝城内的一切物资供应。双方苦战至五月,北汉指挥使郭万超潜行出城,投奔宋营,刘继元帐下诸卫士也多出降。北汉亡,至此,所谓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全部结束。

太宗乘灭北汉的余威,率大军于太平兴国四年六月进抵易州。辽刺史刘宇本是汉人,献城投归宋营。太宗留兵千人协守易州,又进攻涿州,辽涿州判官刘厚德亦为汉人,复开城纳降。宋太宗见旗开得胜,连下二城,非常高兴,乘胜率兵进抵辽之南京(今北京市)城南,命宋偓、崔彦进、刘遇、孟玄哲四将各率军兵四面攻城。守将耶律学古拼命抵御,太宗亲自督战。然而宋军围伐太原日久疲敝,今又攻城不下,已经懈怠。这时辽朝已派援军来救。探卒入报,辽将耶律休哥为前锋,已至高梁河。太宗命大军拔营齐起,前往高梁河迎敌。快到河边时,只见辽兵有数万人越河而来,双方摆开阵势,金鼓齐鸣,旌旗飞舞,宋军奋力激战,辽兵伤亡惨重,渐往后退。太宗见辽军将要支持不住,遂命宋军猛攻。正在这时,又有两队辽兵,分左右冲杀而来。左翼为辽将耶律斜轸,右翼为辽将耶律休哥。二人都是辽国良将,善于用兵,宋军抵挡不住,纷纷败退。耶律休哥趁机直取太宗,太宗急命左右护驾,但诸将被辽兵分割散乱难以顾及,太宗仓皇失措,幸亏辅超、呼延赞等人赶到,奋力遮护,保卫太宗南奔至涿州。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太宗诏议亲征,企图扭转高梁河惨败之后频频挨打的被动局面,挽回自己的面子。但是前次亲征的惨败,特别是高梁河之战险被辽军所擒的遭遇,使太宗余悸未消。这时又有参加政事李至乘机上言,说京师是天下之根本,皇上不离辇毂,而命将出征,可以显得从容。太宗顺水推舟,决定不再亲自出马,而出动30万大军分东、中、西三路北上攻辽。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潘美、杨业(即后汉名将刘继业,降宋后恢复本姓杨)出雁门。

初期作战宋军进展顺利,接连小胜。但由于宋军指挥不当,各路军缺少合作,纷纷败绩。杨业父子率领残兵在陈家谷奋力死战,不见援兵,命其子杨延昭杀出一条血路,飞马乞援。辽兵漫山遍野而来,杨业部下大部分战死。杨业本人身负几十处创伤,最后为辽军所俘获,不顾辽军的威胁利诱,绝食三日而死。

杨业失援败死,边境大震。云、应、朔诸州将吏都弃城而逃,3州复为辽军占领。辽军又乘胜进入宋境,深入深(今河北深县)、德(今山东德州)、邢(今河北邢台)等州,抢掠一空,使宋朝边民蒙受重大损失。败报传至宋廷,太宗痛失良将,下诏旌表杨业,赠其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大将军潘美,坐失战将,监军王侁,贻误战机,分别给以降官三级和除名的处分。在战事方面,宋太宗远不及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身历百战,有着丰富的战场实践经验。而赵光义则基本上没有经历过重大战役,缺乏这方面的锻炼。但他又自诩高明,刚愎自用,再加上为了控制军将,每次作战前都亲自拟定阵图,结果严重束缚了前线将帅的手脚。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秋八月,北部边境接连3次警报,依次是涿州、祈州、新乐失守。太宗满面愁容,对群臣说:“契丹不肯收兵,经常骚扰河朔,看来不得不大举北伐了。”他心里却对出师一点把握都没有,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北伐时踌躇满志的信心和决心。朝中一些大臣开始提出主和与主战两种不同的政见。主和派要求太宗屈己求和。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引证汉唐故事说明对外讲和的重要。但是,对于那些明显要求屈辱求和的主张,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对赵普等人说:“恢复旧疆,不是别人的主张,是朕的一贯志向。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致。”右正言、户部郎中张洎等主战派则相继上御戎策,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任贤修政,省官畜民,选励将士,再次北上伐辽,收复失地。太宗虽对这些主张加以赞赏,但却不打算实行。

太宗晚年,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因此,对辽由攻到守,准备和解。而辽朝的萧太后对宋朝多次北伐却耿耿于怀,向宋摆开了进攻的阵势进行威胁,并帮助李继迁继续削弱宋朝的力量。宋太宗为了防守,使宋军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疏浚、开拓边地河道,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沽海口,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深十余尺,作为屏障,曲曲弯弯,东西900里。沿塘设置28寨,125军铺,士兵3000余人,部署兵船百余艘,往来巡警,以防辽国骑兵的奔突。对于辽军的入侵,“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结果军队将士手足无措。守边将领们只好得过且过,“及遇敌则惟以闭垒塞门为上计”,真正能对辽军作战的将领屈指可数。从此,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弱了。

三、借鉴前车以文治国

宋太宗是自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即位之初也重武,是因为当时形势需要他继承太祖的统一大业,既然武运不昌,遂转而重文。太宗在多次伐辽失败后,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但文治方面,他的确有很多独到之外。他开创、修补、完善了宋朝的各项典章制度,使之在自己在位期间基本成为定制,为宋朝奠定了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方面制度的基础,使其不至于像五代各朝那样短命天折。两宋之人多言“祖宗之法”,这“祖宗之法”即是指宋太祖宋太宗而言,其中太祖法度主要在于军事、政治方面,而太宗除了对太祖法度做了进一步完善外,又着重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法度规范。

科举制度虽始于隋唐,但真正完善是在北宋。到宋初,门阀制度不复存在,科举向文人知识分子广泛开放,“家不尚谱谍,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合格,都可录取。宋太宗扩大了取士的规模,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额远远超过唐代及宋太祖时。太宗还促进科举取进士日趋严密、完整。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以后,殿试成为定制。太宗进一步规定,殿试后在殿前“唱名”,由皇帝分别赐与“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的功名。太宗时实行考卷糊名弥封法,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利用试卷作弊。宋太宗还严格科举考试,亲自复试。

太宗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五代以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在石长庆门东北,仅有小屋数十间,而且“湫隘卑庳,仅庇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嘈杂其旁”,条件很差,三馆每逢受诏撰述,都是移到其他地方。太祖时期,也没有什么改善。太宗即位的第二年,亲到三馆视察,看到这种寒酸状况,对左右侍从慨叹道:“这哪里能够蓄天下图书,待天下贤俊?”当即下令另选左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馆新址。命中使督促工匠,晨夜兼作。三馆的栋宇殿阁,都是太宗亲自规划的,其精美壮观,可与皇宫的建筑媲美。一年后工程竣工,定名为崇文院。到太宗晚年,崇文院及秘阁的藏书已十分丰富。太宗颇为自负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求,今方乃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

在广泛搜求图书的同时,太宗先后组织一批文人编纂了几部大型类书。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三月,刚刚即位几个月的太宗就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10多人编纂《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等书。由于年代久远和朝代的更替,宋太宗时期收集的绝大部分图书,今已佚失,但当时编纂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这3大部书却流传下来,因而许多古代典籍的内容赖以保存。宋太宗主持编纂的这3大部书,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宝贵资料。

太宗好读书,这是五代以来帝王中少有的,这与太宗的父亲赵弘殷有关。赵弘殷和其长子赵匡胤都是介胄武人,然而这个军人家庭却希望日后有个读书知礼之人。赵弘殷当年总兵淮南时,攻破州县先不取财物,总是设法搜求古书,交给匡义,并不断督促他学习。匡义因此精于文业,而且多有艺能。他会作诗,通音律,擅书法,喜对弈。太宗到崇文院读书,常让亲王和宰相们一同翻阅,并亲自解答书中的疑难问题。有时还召降王李煜等前来参观。太宗指着汗牛充栋的图书对南唐后主李煜说:“听说你在江南好读书,这里的简策,有许多是你的旧物。近来还读书吗?”李煜满怀亡国之痛,惟有顿首逊谢而已。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九月,太宗想让武将见识一下文儒之盛,召马步军都虞侯傅潜、殿前都指挥使戴兴等人到秘阁纵观群书。

宋代的皇帝多注意从历史上汲取统治的经验教训,这可以说是从太宗开始。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太宗对大臣说:“朕历览前代书籍,发现君臣之际,大抵情通则道合,所以有事皆无隐匿,言论都可采用。朕励精求治,卿等作朕股肱耳目,如果施政有缺失,应当悉心上言说明,朕决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说话。”

太宗执政较为勤谨,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他亲自挑选人才,甚至于忘了饥渴。通过召见临问以观其才,优秀者提拔重用。他对近臣说:“朕每看见布衣缙绅中有才志受推戴的,就替他的父母高兴。”太宗每天一早就到长春殿受朝,听完百官的政务汇报,就到崇政殿去处理政事。等到中午,还来不及吃饭。

太宗所写的碑刻、匾额今日犹可见到,他于书法旧有根柢,又经名家指点,勤加练习,故有较深的功力造诣,并非单凭地位高而到处题字。有人荐举赵州隆平主簿王著在书法方面颇有家传,太宗乃召为卫尉寺丞、史馆祗候,令他详定韵篇,后又迁为著作郎,充翰林侍书。

太宗自言不喜游猎,确属事实。端拱元年(公元988年)九月,他对侍臣说:“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顺时行礼之外,更不于近甸游猎。”命将5坊中所饲养的鹰犬全数放生,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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