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1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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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凭我是你老子！”铁夫怒喝道。
“不错，你是我老子，我是你儿子，这关系一万年也改变不了。但我同时也是国家的生产工具，还要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国家的生产工具你也敢打？你要是真的动了手那也好办，我立马往地上一躺，就说被打伤了，好好的休息几天。别的事学不到，装孬倒是挺好学的。”铁戈突然一改激愤的口吻嬉皮笑脸地说，他就是要气一气老爸。
铁戈的胡搅蛮缠惹得羊干事也笑了，他一边拦住铁夫，一边对铁戈说：“接见的时间到了，你回去上班。”
铁戈提着食物愤愤地走了。铁夫则气得不行，可又毫无办法，毕竟监狱不是外面的社会，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有分教：
铁窗风味也陶然，万事皆休认罪难。
魏晋汉唐浑不论，采菊何必是江南？
正是：一言不合既要出手，万事皆休认罪亦难。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86。…第八十六回 院长私下说真相
第八十六回
院长私下说真相
铁夫无奈问苍天
话分两头。
其实铁夫这次来接见原本想告诉铁戈一些案情真相，但因为他心里有气所以一见面就奚落铁戈，反倒惹得父子相争。
年初五的晚上铁夫到汪学勤家去了解铁戈的案情。
列位看官，这汪学勤和铁夫虽然都是南下干部，但分属二野和四野，原来并不熟悉。一九七零年他们同时被抽到红州地区文革大事件办公室工作，在办案过程中他们两人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不掺杂派性观点，二不夹带任何感情色彩秉公办事，再加上都是南下转业军人，所以两人很谈得来。到了七五年汪学勤又和铁夫被抽到晋梅县农村蹲点，汪学勤是队长，铁夫是副队长，两人更是无话不谈。有了两次共事的经历，所以铁夫决定亲自去了解一下铁戈的案情。
一见面铁夫开门见山地问：“汪院长，我今天不是来拜年的，我就是问一下我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就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呢？说老实话我不相信我儿子会反党。”
汪院长给铁夫沏了一杯香片，又递了一根烟，叹了口气说：“老铁呀，很多事情说不清楚哇！”
“汪院长，你说不清楚谁能说的清楚？案子是你们法院审的，人是你们判的，你不清楚只有天知道！就怕你知道了不肯说。”
这是一句将军的话。
汪院长点了一根烟大口大口地吸着，沉默了好一阵，终于道出了实情。
“老铁呀，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我还是把实际情况给你讲讲。这个案子是这样的，七五年六月咸宁地区抓了一个叫龚瑾的人，这人是个转业军人，通山县工会的一个干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把通山县文革中互相争斗的钢派和新派甚至原来的老保都捏到一块一起造县委的反，把通山县闹得一塌糊涂，咸宁地委早就想把这个人拿下，一直盯着他，后来真的把他抓了，接着又抓了另外几个造反派头头。通山县原公安局长的儿子乔小平闻讯后跑到辛建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但乔小平并不知道通山县公安局的人暗中盯梢，他的一切行动都在公安局的监控之中。他在辛建家住了一些日子后又突然回到通山，结果一下车就被捕了。在搜查中发现了辛建给乔小平的信，通山县立即把这个情况上报给咸宁地区，咸宁地委马上给红州地委发了一份公函通报这一情况。红州地委接到咸宁地委的公函后责成公安处长柳国夫牵头成立专案组，他是组长，我和文重、县法院院长董增财是副组长，专门负责这个案子。七六年七月十九号县公安局密捕了石庵村和辛建，八月四号抓了郎超雄，以后又陆续抓了叶一彪、柳六一等人，你儿子铁戈是七月下旬被关进学习班的。等到审讯材料和学习班的交代材料报上来以后，我发现其实他们并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汪院长又给铁夫杯子续了一些开水：“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爱读书，什么书都看。这帮小青年对郎超雄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自发地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还有什么黑格尔、笛卡尔的哲学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凯恩斯的一些著作。在看待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时语言有些尖刻和偏激，说什么中国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等等。这些都还好说，关键的问题是郎超雄写了很多文章分别寄给《文汇报》、《红旗》杂志、《历史研究》杂志，有一篇甚至寄给了毛主席办公室。七四年他先后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物质与精神关系，批判了精神万能论。另一篇文章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批判上层建筑决定论的。就为这两篇文章，董院长和呼延庭长整整审了郎超雄三天。郎超雄在被审讯过程中说‘精神万能论’和‘上层建筑决定论’这两种谬论，打着宣传毛主席的精神变物质论断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塞满了书报市场，可见唯心主义史观在我国的复辟达到了何种严重的地步！这就证明郎超雄他们这些人是花了大量的时间用来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而且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四人帮他们不正是鼓吹这些东西吗？可是柳国夫却把这两篇文章上纲上线，始终认为这是郎超雄反对毛主席的铁证，因为毛主席讲过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关系的话，董院长和呼延庭长也倾向这个意见，我则认为这好像是学术方面的争论。就因为我的这个观点，古书记说我太右。于是我和董院长一起到省高院去，请高院的领导替我们把把关。结果省高院的领导也认为这是学术之争，他们还带我们到湖北大学哲学系去座谈，那些哲学系的教授们却不敢表态，只是说这种提法是第一次看到，国内哲学界尚无此提法，别的话一句也不敢多说。我从他们吞吞吐吐的讲话中知道这些教授们一是认为郎超雄的观点很新颖，二是学术之争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但这样的话那些老教授不敢直接说出来。这样一来董院长也倾向于我的观点，于是我们法院系统和公安系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此后再也没有搞出什么像样的材料。”
铁夫扔了一根烟给汪院长，听他继续讲：“这样地委就骑虎难下了。判吧，没有证据；放吧，后患无穷。古书记给专案组定了个八字方针：‘继续关押，继续审讯。’到了七六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的七八月份，地委甚至准备释放郎超雄等人，还把我和董增财叫去开会商量这个事。我和董增财是倾向于放人的，柳国夫和文重则坚决不同意放人。古书记当时很犹豫，但他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派董院长找郎超雄、石庵村和叶一彪三个人谈话，要他们出来以后不要再闹了，另一方面却又拖着不放人。即使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地委还在等待观望，直到全国局势完全掌握在新的党中央手中以后，这时古书记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变得十分强硬，坚持判决此案。这个案子的判决也就是每个人判多少年都是他和柳国夫事先定好的，县法院所做的只是写判决词和宣读判决书。关于对你儿子的处理原来并不打算把他扯进来，通过对郎超雄等人的审讯和交代材料来看，铁戈和郎超雄等人并没有实质性的接触，和韦新雨、李炳林完全不认识。他只是和辛建、柳六一、章子野等人接触得比较多一些。但是他当时在白菂河，一年只能回红州一两次，主要是信件来往。这些信件我都看过，有的是探讨一些哲学观点，大多是互相勉励为革命学技术，为国家作贡献等。至今没有发现他和郎超雄等人通信……”
“对呀，可见我儿子并没有犯法嘛。”铁夫急不可耐地打断汪院长的话。
“你别急。铁戈有三个问题得罪了古书记：第一，七四年他和设备厂另外三个人闯进古书记的办公室和古书记辩论，还掀了古书记的办公桌；第二，铁戈在学习班期间私自外逃，到地区公安处向文处长递了一份叫《訄言》的申诉材料，并和文处长大吵一通；第三，回厂后在学习班搞绝食斗争，四天四夜不吃东西，连文处长亲自去处理这件事都解决不了，搞得文处长只能叫厂里先解散学习班，他才恢复进食。你那儿子吃亏在一个犟字上，如果他不跳出来为郎超雄、辛建等人翻案，不写申诉，最多办他几个月的学习班，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铁夫听完了汪院长的话，急切地说道：“汪院长，既然这些人只是自发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就算有的观点偏激了一些，也不构成反革命罪嘛。我且不论儿子犯没犯罪，申诉是他的权力，难道申诉也犯法？至于说和古书记辩论的行为即使是错误的，那也是设备厂的四个人一起干的，郎超雄他们并没有参加，也不能定为反革命集团活动嘛。如果是反革命集团活动，那为什么只抓铁戈不抓他们厂里那三个人呢？铁戈在厂里绝食四天四夜是在他递交了《訄言》之后回到厂里，设备厂第二次办他的学习班他不服，要求解散学习班而采取的手段。他只是要求回五七农场种菜，去参加劳动。为了这件事我和她妈妈曾经到他厂里去过，他说厂里根本搞不到他的材料，这次办学习班就是要限制他的行动自由，整他的态度，要压服他，所以他才绝食。这跟反革命集团活动毫无关系嘛。我操他祖奶奶，有这么迫害人的吗？真他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铁戈如果真是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我亲手枪毙他！他告诉我说郎超雄、辛建他们到底写了什么东西说过什么话他完全不知道，他远在白菂河，难道他有什么分身术到红州来搞反革命活动？哪有这样栽赃问罪的？老子非要告他不可！！”铁夫得知事情的真相以后，更加怒不可遏。
汪院长一听赶紧说：“老铁，别胡来！咱们别的不说，就说彭德怀的庐山事件，三年困难时期咱们都经历过，彭老总说的都是真话，可他最后不还是被打倒了吗？人家是什么人物？元帅、副总理、国防部长。可毛主席说他组织了‘军事俱乐部’，那就不是也是。红州人常说黄泥巴掉进裤裆——不是屎也是屎！彭老总的案子翻过来了吗？没有。不是彭老总有罪，是他翻不动翻不了。孙悟空再厉害还是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彭老总吃了闷头亏，最后还是没有办法，认栽了！这是其一。其二，我从解放以来一直在政法战线工作，到今年也有二十六七年了，我几乎没有看到老百姓的案子判了以后又翻过来的。其三，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别以为你是共产党员、南下干部，从你儿子判刑那一刻起你就多了一个反属的身份！如果你要上告，你先得考虑后果。既然地委能打你儿子打成反革命，治你的罪也不是什么难事。老铁呀，你是你们家的台柱子，你倒了你那一家人怎么办？何况你倒了也救不了你儿子，这不又多了一个冤大头吗？其四，你把我说的如实上告岂不是把我也害了？都是五十岁的人了，怎么说话做事还那么冲动！凡事要三思而行，小不忍则乱大谋哇！目前你儿子判了十年，连我这个中院院长都没有办法解决，我看也只能等他刑满出来再告，这是唯一的办法，听天由命吧老铁。”
铁夫听了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