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学-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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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写道：
〃对敌人的怜悯与自己对正义的意识——这个与老人相应的、温和的嘲骂所表现出来的意识，成为取得伟大胜利的将士们整体的感情，与之相同的感情，也充溢在士兵们的心里，然后爆发了一片欢呼声，久久没有停息〃（同前书）。
我第四次访问苏联是在一九八七年五月。这次，我得到了参观莫斯科市内鲍罗金诺全景展览馆的机会。这座纪念馆和旁边的凯旋门合在一起，是为纪念打败拿破仑莫斯科远征的俄罗斯民众胜利的历史而兴建的。
在纪念馆内，四周展示了再现鲍罗金诺战斗场面的全景画。它高十五米，长一百一十五米，十分壮观。战斗从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拂晓开始，持续到傍晚，长达十五个小时。全景馆所描绘的，是其中战斗最激烈的十二点三十分的场景。战斗的舞台正是俄国阳光普照、金色的秋季。碧空如洗，在一直伸向远方的绿色原野上，点缀着一片一片的树林，车轮草也依稀可见。清冽的河水从这片原野上流过。就在这宁静的大自然当中，两军总加起来，共有二十多万人所进行的战斗，以壮阔绘卷的形式，使用绘画和模型，精细地再现了出来。
我环视着一个场面接连一个场面的全景展览，在我的记忆深处唤醒了托尔斯泰的这部名著，使我不禁深深感到：苏联人之所以将象征着对拿破仑战争的鲍罗金诺战役，以如此巨大的纪念性建筑物保留下来，在它的背景当中，不只限于因为它是俄国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事件，而且很可能是因为看出了托尔斯泰通过库图索夫所表现出来的、与人类史相通的普遍价值，并引以为骄傲的缘故吧。
〃时运〃的力量
如前所述，在《战争与和平》中到处展现了托尔斯泰独自的历史观。如果把它用一句话概括起来说，和一种宿命观很近似。不管是怎样伟大的人物，怎样的英雄，将自己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都不过是一种傲慢的自以为是而已。他们一生所为，表面看来虽似完成了某一事业，其实，和弄猴人所豢养的猴子相似，可以说不过是受某种力量的摆布而已。
〃'帝王的心，在神的掌中。'帝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也就是人类的无意识的，社会的、集团的生活，它总是将帝王生活的每一瞬间，作为自己的道具加以利用的〃（第三卷第一编）。
这就是托尔斯泰一贯的历史观。因此，他对于鲍罗金诺的战役，严正地下了如下的断语：
〃对于鲍罗金诺战役，挑起的一方及应战一方——拿破仑和库图索夫，都是不自由地、而且是无目的地在行动着。然而，后来的历史家们却巧妙地编造出一种理论来证明两位指挥官的天才与先见之明，把它套在过去的事实上。其实，这两位指挥官，在这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中，在所有的道具当中，不过是最不自由的、奴隶般的傀儡而已〃（第三卷第二编）。
这真是一种极其严峻的论断。和历史的前进过程，即时运的巨大力量相比，拿破仑，甚至是库图索夫，都不过是如芥子一般渺小的提线木偶。在这种巨大的力量面前，拿破仑自不量力地想要用自己的意志来推动历史，结果被历史压垮。
与之相比，以〃再也没有比忍耐与时间更强有力〃为信条的库图索夫，他理解巨大历史的洪流，具有应退则退，极力忍耐以待时而动的敬虔精神。就在这一点上，将他们两人截然划分开来。
这样的历史观，按照始终追求自己成为创造历史主角之梦的近代人的感觉说来，也许不大能为人所接受。这其中所蕴含着宿命论式的真谛的韵味，会直接形成对暴虐权力的利敌行为，而且事实上，它也的确引起过列宁的激烈反驳。但是，托尔斯泰肯定会立即安祥地答复说：这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上最富于教训意义的现象之一〃的对拿破仑战争的意义。托尔斯泰这样写道：
〃现在，我们明白了一八一二年法军全灭的原因所在。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及此（像今天这样认识清楚）。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到一个由最卓越的司令官率领的世界上少见的八十万大军，和只有它一半力量的、而且是由无经验的司令官所率领的无经验的俄国军队相冲突，而只会落得这样一个完全失败的结局〃（同前书）。
这的确可以说是，对于只想将历史的洪流放在人智的测量线上的、某种历史主义、进步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痛切的反证。所谓时运，决不是那样简单的、轻易的东西。如果对于难以抗拒的时间洪流，缺少静听的谦虚态度，如果对历史采取轻蔑的态度，那么历史的巨大激流就会立刻把他吞噬掉，就如同虽然进入莫斯科但却为广漠的俄国土地和〃冬将军〃搞得手足无措的、一八一二年的拿破仑一样。……
这大概是近代人所必须理会之点吧。无限制的自由会招来无限制的专制这种反命题，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是赤裸裸地描写过的。在寻求自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之间，落入某种束缚之中，这是人的常态。正如许多历史事例所说明的那样，这其间存在着自由本身的悖理，是历史中看似不合理而实际却是合理的真实。
我的恩师户田先生经常拿一些历史小说来作为讨论的材料。我记得他有一次曾流露过这样的意见：〃分析一下波澜起伏的历史事件，十之七是由宿命决定的。〃对于历史，当然不应使用〃假如……〃，不过，将这种〃假如……〃放进历史去看，那么不能不使人产生对历史的进程会有很大不同的感觉。
这种事还不只限于某一事件上，比如〃鲍罗金诺地带〃本身也会受这种宿命的支配。在那次战役后过了一百三十年左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地带又成为德苏激战之地，重复了同样的悲剧。看来，这正和人也有宿命相似，国土也会有〃宿业〃的。人类也会背负着某种命运吧。如果顺着这条命运之路走下去，就会重复几多的灾祸。这是必须加以避免的。
总之，人虽然想用自身的力量完成某件事，但为眼睛所无法看见的大的潮流、或为时间的洪流这些绳索系着的情况是多得无法想象的。所以对这种巨大力量抱着敬虔和谦虚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人们说〃现代是忘掉祈祷的时代〃，看来，托尔斯泰多少带有激进的历史观，它本身足可以作为劝诫现代人傲慢心态的〃当头一棒〃的吧。
面临〃死〃时展开的境界
如所周知，托尔斯泰在写完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世界文学史上辉煌的名著之后，他的精神世界逢着了深刻的危机。尽管他过着幸福的结婚生活，作为小说家赢得了全世界的声誉，而且获得极大的收入，但他却为人生真正目的感到不安和苦恼，在他身上出现了有名的〃改宗〃。
这样，晚年的托尔斯泰，就连《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杰作的价值也加以否定，其是非姑且不论，一种类似《忏悔》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激烈振幅，是只有这位精神界的巨人才可能做到的。这里隐现着托尔斯泰不肯安于那种卑微的平稳生活的、强烈的生命力。
在《战争与和平》中，有一部分预示着他的〃改宗〃，那就是在奥斯特里茨之战中负伤的安德烈公爵仰望苍穹的场面。
〃在他的上边是高高的苍穹，虽然不是明净如洗，但仍然在那高不可测的天空上除了静静飘浮着的灰色云朵之外，更无其他纤尘。'该多么宁静，多么平稳和壮严啊！和我刚才的奔跑大不一样。'安德烈公爵想道。'和我们刚才的狂奔、叫喊、搏斗，全然不同。和刚才那些法国兵和炮兵们，像似互相生气似的，带着惊恐的表情，争夺着洗杆的光景，也不同啊。——这个飘浮在高高的、无限的天空的浮云，该多么不同。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去看天空呢？可我该多么幸运啊，居然看到了天空！对啦，除了这个无限的天空以外，一切都是虚无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除了这天空以外，是什么也没有的。什么也没有的。不过，就连这个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静寂和平安以外。真值得感谢呀！……'〃（第一卷第三编）
在置身战斗当中的时候，疯狂地进行互相残杀、互相伤害，可是由于某种偶然，一旦头脑清醒下来，便立刻为这些勾当感到厌恶和罪恶，——这种经验是经常可以听到的。
佛教史上著名的阿育王，正像经典上所记载的〃王因行暴恶，故称残暴阿育王〃那样，据说当初他是暴虐到极点的。
但是，他后来对战乱频仍、反复杀戮的凄惨景象产生厌恶，有一次，他翻然悔悟，于是奉行以〃法〃为根本的政治。无疑阿育王的心里也产生了类似安德烈仰望〃无限大空〃的〃某种东西〃。而这种足以从根底动摇人生观的冲击，恐怕正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正视的〃生死〃这一严肃的事实吧。
话虽如此，安德烈公爵虽看了〃无限的大空〃，但那只是〃境界革命〃的预兆，离确实的反应还很远。安德烈在后来的鲍罗金诺战役中又负重伤，终于死去。即使通过他临终时刻的苦闷，他的〃暗黑〃也未能转为〃光明〃。
托尔斯泰在所谓的〃改宗〃以后，将安德烈临终痛感苦恼的〃生死〃问题，以极大热情之笔加以刻画的，是《伊凡·伊里奇之死》。
伊凡·伊里奇是个裁判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过着极单纯和平凡的生活。一次，由于意外的事故，得了不治之症。通过他和死之恐怖长期的凄怆悲壮的搏斗，只在临终前的两小时中，他才在〃黑暗〃的前方发现了〃光明〃。
〃不是死而是光明。
〃'啊啊，是它！'他突喊出了这句话。'多么让人高兴啊！'〃对他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瞬间发生的。这一瞬间的意义再也不会改变了。但是，对于在他身旁的人说来，他临终的痛苦还要继续两个小时。在他胸中发出一种咯咯的响声，他的极度衰弱的肉体，哆哆嗦嗦地抖动着。然后喘息声和嘶哑的呼吸声，逐渐变得微弱了。
〃'哦，完啦！'不知是谁在他身前说道。
〃他听到了这句话，在心里加以重复着。（死就是完啦）他对自己说。（再也不会有死啦）〃（《托尔斯泰全集第九卷》，中村白叶译，河出书房新社版）。
这里，和安德烈公爵的情况不同，刻画了从〃黑暗〃向〃光明〃的戏剧性的转变，真可以说是真切动人之笔。我深深感到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改宗〃以后的、显示思想更加深化了的、这位文豪心灵的闪光。
总而言之，正像佛法中所解说的〃生老病死〃或〃生死〃那样，有〃生〃必定有〃死〃。把这一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避免不了的事实，做为根本前提，我们的境界才会无限地、广阔地、博大而深邃地开展下去。
〃剑的英雄〃和〃精神的英雄〃
众所周知，俄罗斯文学具有很强的说教色彩。俄国的社会在其历史发展途中，缺少西欧各国那样形成市民阶级的机会。因此，可以说，以那样的社会为基础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的〃……至上主义〃的倾向，和俄罗斯文学是关系不大的。不管表面看是怎样享乐的、或虚无倾向的文学，在它的〃深层〃部分，都未能脱离与〃人应如何生活〃这一必然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