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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厚黑学-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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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人富贵,就说他积得有阴德,见人触电器死了,就说他忤逆不孝,推其本心,固是劝人为善,其实真正的道理,并不是那么样。
 
古来的圣人,真是怪极了,虞芮质成,脚踏了圣人的土地,立即洗心革面,圣人感化人,有如此的神妙。我不解管蔡的父亲是圣人,母亲是圣人,哥哥弟弟是圣人,四面八方被圣人围住了,何以中间会产生鸱?清世宗呼允为阿其那,允为塞思赫,翻译出来,是猪狗二字。这个猪狗的父亲是圣人,哥哥是圣人,侄儿也是圣人。鸱猪狗,会与圣人错杂而生,圣人的价值,也就可以想见了。
 
李自成是个流贼,他进了北京,寻着崇祯帝后的尸,载以宫扉,盛以柳棺,放在东华门,听人祭奠。武王是个圣人,他走至纣死的地方,射他三箭,取黄钺把头斩下来,悬在太白旗上,他们爷儿,曾在纣名下称过几天臣,做出这宗举动,他的品行,连流贼都不如,公然也成为惟精惟一的圣人,真是妙极了。假使莫得陈圆圆那场公案,吴三桂投降了,李自成岂不成为太祖高皇帝吗?他自然也会成为圣人,他那闯太祖本纪所载深仁厚泽,恐怕比《周本纪》要高几倍。
 
太王实始翦商,王季、文王继之,孔子称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其实与司马炎,缵懿师昭之绪何异?所异者,一个生在孔子前,得了世世圣人之名,一个生在孔子后,得了世世逆臣之名。
 
后人见圣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就千方百计替他开脱,到了证据确凿,无从开脱的时候,就说书上的事迹出于后人附会。这个例是孟子开的。他说:以至仁伐至不仁,断不会有流血的事,就断定武成上血流漂杵那句话是假的。我们从殷民三叛,多方大诰那些文字看来,可知伐纣之时,血流漂忤不假,只怕“以至仁伐不仁”那句话有点假。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而天下之恶皆归焉。”我也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愿居上流,而天下之美皆归焉。”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败,把上流二字改作成功,更觉确切。
 
古人神道设教,祭祀的时候,叫一个人当尸,向众人指说:“这就是所祭之神。”众人就朝着他磕头礼拜。同时又以圣道设教,对众人说:“我的学说,是圣人遗传来的。”有人问:“哪个是圣人?”他就顺手指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说道:“这就是圣人。”众人也把他当如尸一般,朝着他磕头礼拜。后来进化了,人民醒悟了,祭祀的时候,就把尸撤消,惟有圣人的迷梦,数千年未醒,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竟受了数千年的崇拜。
 
讲因果的人,说有个阎王,问“阎王在何处?”他说:“在地下。”讲耶教的人,说有个上帝,问“上帝在何处?”他说:“在天上。”讲理学的人,说有许多圣人,问“圣人在何处?”他说:“在古时。”这三种怪物,都是只可意中想象,不能目睹,不能证实。惟其不能证实,他的道理就越是玄妙,信从的人就越是多。在创这种议论的人,本是劝人为善,其意固可嘉,无如事实不真确,就会生出流弊。因果之弊,流为拳匪,圣人之弊,使真理不能出现。
 
汉武帝把孔子尊为圣人过后,天下的言论,都折衷于孔子,不敢违背。孔融对于父母问题略略讨论一下,曹操就把他杀了。嵇康非薄汤武,司马昭也把他杀了。儒教能够推行,全是曹操、司马昭一般人维持之力。后来开科取士,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就莫得进身之路。一个死孔子,他会左手拿官爵,右手拿钢刀,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宋元明清学案中人,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人物,他们的心坎上,受了圣人的摧残,他们的议论,焉得不支离穿凿?焉得不迂曲难通?
 
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就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把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然后才有人信从。王阳明发明一种学说,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新解释,以附会己说,说朱子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传。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都可以独树一帜,无须依附孔子,无如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不依附孔子,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还说是伪学,受重大的攻击,圣人专横到了这个田地,怎么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
 
韩非子说得有个笑话:“郢人致书于燕相国,写书的时候,天黑了,喊:‘举烛。’写书的人,就写上举烛二字,把书送去。燕相得书,想了许久,说道:‘举烛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以此说进之燕王。燕王用他的话,国遂大治。虽是收了效,却非原书本意。”所以韩非说:“先王有郢书,后世多燕说。”究竟格物致知四字作何解释,恐怕只有手著《大学》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有一人免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岂但格物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宋元明清学案内面许多妙论,也逃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
 
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了,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我不敢说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说孔子的学说不好,我只说除了孔子,也还有人格,也还有学说。孔子并莫有压制我们,也未尝禁止我们别创异说,无如后来的人,偏要抬出孔子,压倒一切,使学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范围之外。学者心坎上,被孔子盘踞久了,理应把他推开,思想才能独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来。前时,有人把孔子推开了,同时达尔文诸人就闯进来,盘踞学者心坎上,天下的言论,又热衷于达尔文诸人,成一个变形的孔子,执行圣人的任务。有人违反了他们的学说,又算是大逆不道,就要被报章杂志骂个不休。如果达尔文诸人去了,又会有人出来执行圣人的任务。他的学说,也是不许人违反的。依我想,学术是天下公物,应该听人批评,如果我说错了,改从他人之说,于我也无伤,何必取军阀态度,禁人批评。
 
凡事以平为本。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纠葛。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故学术上生纠葛。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平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平坐一排,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蹉商,不许孔子、达尔文诸人高踞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孔子、达尔文诸人之上,人人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
 
我对于圣人既已怀疑,所以每读古人之书,无在不疑。因定下读书三诀,为自己用功步骤。兹附录天下:
 
第一步,以古为敌:读古人之书,就想此人是我的劲敌,有了他,就莫得我,非与他血战一番不可。逐处寻他缝隙,一有缝隙,即便攻入;又代古人设法抗拒,愈战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读书方能入理。
 
第二步,以古为友:我若读书有见,即提出一种主张,与古人的主张对抗,把古人当如良友,互相切磋。如我的主张错了,不妨改从古人;如古人主张错了,就依着我的主张,向前研究。
 
第三步,以古为徒:著书的古人,学识肤浅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学力在那些古人之上,不妨把他们的书拿来评阅,当如评阅学生文字一般。说得对的,与他加几个密圈;说得不对的,与他划几根杠子。世间俚语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何况古人的书,自然有许多至理存乎其中。我评阅越多,智识自然越高,这就是普通所说的教学相长了。如遇一个古人,智识与我相等,我就把他请出来,以老友相待,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如遇有智识在我上的,我又把他认为劲敌,寻他缝隙,看攻得进攻不进。
 
我虽然定下三步功夫,其实并莫有做到,自己很觉抱愧。我现在正做第一步功夫,想达第二步,还未达到。至于第三步,自量终身无达到之一日。譬如行路,虽然把路径寻出,无奈路太长了,脚力有限,只好努力前进,走一截算一截。
 
以上就是《我对圣人之怀疑》的原文。这原是我满清未年的思想,民国十六年才整理出来,刊入《宗吾臆谈》内。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才会发明厚黑学。此文同《厚黑学》,在我的思想上,算是破坏工作。自民国九年著《心理与力学》起,以后的文字,算是我的建设工作。而《心理与力学》一文,是我全部思想的中心点。
 
民国九年,我定出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又绘出甲乙两图,以后一切议论,都以之为出发点。批评他人的学说,就以之为基础,合得到这个方式的,我就说他对,合不到的,我就说他不对。这是我自己造出一把尺子,用以度量万事万物。我也自知不脱我见,但我开这间铺子,是用的这把尺子,不能不向众人声明。
 
我们试就甲乙两图,来研究孟荀杨墨四家的学说:孟子讲“差等之爱”,层层放大,是很合天然现象的,便他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与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类话,总是从第二圈说起走,对于第一圈之我,则浑而不言。杨子主张为我,算是把中心点寻出了,他却专在第一圈之我字上用功,第二以下各圈,置之不论。墨子摩顶放踵,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他主张“爱无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杨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两家都不知: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荀子说是层层缩小,就不免流于一偏了。我们取杨子的我字,作为中心点,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孟言性善,荀言性恶,杨子为我,墨子兼爱,我们只用“扩其为我之心”一语,就可将四家学说折衷为一。
 
孟子言“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怵惕是自己畏死,恻隐是悯人之死。孟子知道人之天性,能因自己畏死,就会悯人之死,怵惕自然会扩大为恻隐,因教人再扩大之,推至于四海。道理本是对的,只因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又未把“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心作何状态”提出来讨论,以致生出宋明诸儒的误会,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就是恻隐,忘却恻隐之上还有怵惕二字。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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