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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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中国本世纪文化建设的根本点在民主与科学。
①《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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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两种事功得不到落实，文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也就是说，任何试图通过复兴传统来重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张，都必须在传统的现代之间架设起一座以民主和科学为支座的桥梁。对此，钱穆等人用“古已有之”的理论来敷衍，认为民主与科学两义本来就在传统之中，只要将其从中提取出来就行了。方东美却没有这样的偏狭思想。他不讳言古代中国的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虽含有正德、利用、厚生的积极成分，但落到实处却不免走样，从而导致政治黑暗，专制横行的局面。至于科学，方东美认为，中国人的才能素来缺乏科学理性，亦缺乏宗教热情，强调的是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
亦就是说，民主与科学这两样东西，中国传统里原本是缺乏的，相应的，现代中国人欲重建中国文化，也只能向西方人学习，把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引进来。但是，方东美的矛盾是，他看到了中国人当下的匮缺，却又不愿意屈尊就人，向西方人学习。因此从他整个的以生命哲学为基点的文化理论看来，西方的科学文明与民主政治已经破产。其思路还是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的那一套。
在他看来，近代西方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是对人的完全忽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如一颗尘埃，掉落于无底深渊，感到不可言喻的涉小。
这就是：“人类变成宙间极渺小的一种物质，从大的一方面说，人类不如自然，从小的一方面说，人类不如一架机器”。
①在社会生活方面，方东美认为，西方自工业革命以后，所产生的客观制度已经三度变化：第一为个人主
①《方东美演讲集》，第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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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民主制度，此种制度直接导致个人主义的膨胀，自由民主非但无以保障，反而导致社会大动荡；第二是社会主义的出现；第三是纳粹或曰法西斯制度的出现。在他看来，这三度变化，一层一层地把人的生命价值剥夺掉，并将人类推向苦海。
基于上述认识，方东美认为，依靠西方文化是不能解决人类的当下苦难的，唯一可靠的文化根基只有到中国来寻找。
而且他还认为，非但中国人要护住自己的传统，就连西方人也要靠我们这种文化传统去救拔。
１９７３年，他在台北耕莘文教学院的演讲《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１９７４年在复兴岗所谓“全国扩大政战会议”的演讲《当前世界思潮概要》，集中地表述了这一文化主张。
但如果问，既然中国文化传统里没有民主与科学的智慧种子，那么又如何从中开出民主与科学的外王事功呢？或者问，西方文化以民主和科学为主干，为特色，而现在这两样东西业已破产，那么我们还能向西方人学习什么呢？
很显然，这是方东美所无法回答的问题。正因为此，他一生抱定的学术目标是复兴中国文化，但其著述却又很少谈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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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三代新儒家思想批判
唐君毅的人文宗教学
５０年代以来的港台文化界，对新儒学发展贡献最大的要算唐君毅。
他不仅为新亚的建设呕心沥血，而且著述甚丰。
其文字之多，体系之庞大，在现代新儒学史上，恐怕是任何一位先进与后学都难于比拟的。他泛滥百家，融贯中西，归宗儒学，试图为超拔失去本心灵明的国人，提供一叶新的挪亚方舟。因之，他的为人为学，富有极浓厚的宗教色彩。就为人而言，他似乎比其他的新儒家人物，更具悲凉心态。面对欧风美雨对传统文化的洗刷，面对国人纷纷丢弃故常而委心西方文化的景象，他有着强烈的曲尽人散、花果飘零的感触。
就为学而言，他所有的著述，几乎每一个文字都担负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宗教使命。
然而，唐君毅一生并没有归依任何一种宗教。他心中所信奉的是孔门的仁教，或曰人文教。
其思想其境界其事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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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使我们想到修行托 云游苦楚的佛陀，想到血淋淋地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创新钵书院，倡人文精神，疏中外学术，著述千万余言的文字，且秉着“仁者型”的气度，中庸高明，这其中的甘苦辛酸，悲怀悯情，唯有信仰中人方可做到。
正如台湾中央大学曾昭旭所言：“唐先生在人生哲学与宗教体验上所抒发的真诚怛恻之情，实是其人格学问最动人之处。……他的精神恒向慕于太古洪荒之境，这便是最高的宗教境界。他以其极肫恳的历史文化意识永恒地致孝于中国文化，这便是最诚挚的宗教仪式。他以其极真诚的心怀去对待一切宗教徒或非宗教徒，这便是最切近的宗教行为。”
①
唐君毅，１９０９年生，四川宜宾人，自小深受儒家文化薰陶。
其父唐迪风既向心佛学，曾师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门下，又深研儒学，有著作《孟子大义》传世。其母陈氏亦具文史才学，著有《思复堂遗诗》五卷。唐君毅幼时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六岁背《老子》，十岁背《说文解字》，十二岁到成都读书，入省立第一师范附小。翌年，入重庆联合中学。
重庆联合中学是四川一所名牌中学，著名学者蒙文通当时就执教于该校。此时距五四运动不久，青年学生追求个性自由，向往民主与科学，已蔚然成风，可是唐君毅却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心态。他后来自己回忆说：“我在重庆，亦喜欢看时下的杂志与新书。
原来当时的思想潮流，是崇尚进步与进化，提倡个人之自由权利，主张人
①曾昭旭：《唐君毅先生之生平与志业》，见《近代中国思想人物传——保守主义》，第４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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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应追求幸福，满足欲望，因而要打倒中国旧文化与孔家店，此原为少年人易于接受之思想。但我一面看此类之文章，一面却又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怀疑与反感。我大约在十五岁左右，便抱了另一种似乎极端反时代的人生观，即不要欲望，不要幸福与个人的自由权利，却要超凡脱俗，……。“
①
１９２６年，唐君毅上北京求学，先进中俄大学，不久后转入北京大学，听过胡适、梁启超、梁漱溟等一流学者的演讲，深受梁漱溟思想和人格的鼓舞，对洋博士胡适却没有好印象。
第二年，从北大退学，居家一年。
１９２８年，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受学于方东美、宗白华。当时熊十力、汤用彤均在该校作短期讲学，熊、唐自此结下师生情缘。在这里，他从方东美学西方学术，热爱康德、黑格尔、费希特哲学，打下了厚实的西学底子。
１９３２年，唐君毅毕业于中央大学，回四川任中学教员，第二年返回中央大学作助教，四年升讲师，又四年升副教授，再四年升教授。在此期间，由于受熊十力影响较深，人生观及哲学思想基本定型，并悟得“精神生活至极者，则为圣为佛”的慧见。
１９３９年，着手写《人生之体验》一书。
１９４３年，出版《中西哲学之比较论文集》。次年，《人生之体验》和《道德自我之建立》两书出版，明确标出道德自我中心的思想。
１９４７年，因中央大学哲学系的人际关系，唐君毅离开南京到无锡江南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
１９４９年春，同钱穆一道
①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册，第４４５—４４６页，学生书局１９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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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广州，受聘于华侨大学。
８月赴香港。
为延续中国文化之生命精神，与钱穆、张丕介一起筹办新亚书院。书院成立后，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还曾一度任数学系主任。倡设新亚文化讲座，前后四、五年，共１３９次。此种讲座形式，既为当时许多文化保守主义学者传扬孔孟儒学提供了机会，又为海外新儒家一块精神根据地。新亚从创立到后来的发展，钱穆和唐君毅出力最多，在社会上影响也最大，致以新亚学员视前者为“圣人”
，视后者为“亚圣”。
新亚期间，是唐君毅成果最丰的时期，先后出版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心物与人生》、《人文精神之重建》、《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哲学概论》、《人生之体验续篇》等著作。
１９６３年，新亚并入中文大学，唐君毅受聘为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据牟宗三所言，并入中文大学之后，唐君毅为维护联合制，保持新亚教学与行政的独立，经常与一班所谓“假洋鬼子”相抗衡，直至联合制被废，新亚被吞没，新亚董事会全体辞职为止。
在新亚的时期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此文发表后在西方文化界引起较大的反响，唐君毅亦由此而为国际哲学界所重视，尔后连续几次被邀请参加国际性的哲学大会。
新亚并入中文大学后，唐君毅又先后写出了《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大部头著作。
由于著述与新亚事务过于繁重，积劳成疾，１９７６年，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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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毅病逝于香港。
唐君毅的新儒家思想体大思精，实非万余言的文字可以评说，现就几个主要的方面看看他的思想特色及其可供商榷的地方。
（一）生命三向与心灵九境人的生命与心灵境界可以分出若干等次，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思路。
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孔孟程朱陆王的依恋之情，就是因为在他们的认识中，各民族有关生命的学问，唯有中国儒家思想的境界最高，最切合现代人的精神需求。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
、熊十力的“习心与本心”
、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
、钱穆的“人生三路向”
、方东美的“人生两界六层次”
，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提出来的。但至今为止，将此种学说发展到了极致的是唐君毅。他在生命的晚年，著洋洋８０万言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就是专题论述这一学说的。其论题是生命三向与心灵九境。
先说生命三向。
唐君毅认为，人的生命心灵活动基本上有三条道路三个方向的含义。
“向”为方向，义指种类、次序、层次。生命心灵的三方向，从根本处看，实则情之三方向，亦可称之为“心灵生命之三意向或三志向”。
从生命心灵活动的情况而论，又可名为“由前向后而往、由内向外而往、由下向上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