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到北京:胡同台妹眼中的大陆-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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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自己很晚回家，发现楼道里灯没亮。我就四处找开关，摸到后发现是一块平板，上面并没有突起的开关。当时心中很害怕，一直抱怨着物业，关键时候楼道里竟然黑糊糊的，真是可恶。直到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摄像师走到漆黑的楼道里，他拍了一下手掌后灯亮了，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灯都是声控的啊！对于那晚的惊恐，我真是哑然失笑。
当年，正值北京筹备2008年奥运会，各项建设工程都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进行，大街上也到处悬挂着宣传奥运的条幅。
有一次去工地采访，工作人员指着绿色防护网后面的工地对我说，这里要建成一个“鸟巢”。我当时并不知道鸟巢是怎样的一个建筑物，只是听别人说，建好后会是一个鸟巢的形状。那个工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台北很少能够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工程。
北京修公路的方式也很特别。在台湾，路是一段一段封闭，一段一段修好的。而在北京，居然可以把整条路封闭起来直到修好再开放，哪怕是长距离的高速路。
这些让我感受到，在大陆要办一件大事情，如果全民广泛支持，全域广泛调动，将会是一往无前的。来北京之前就有台商跟我感慨，在SARS肆虐的时候，小汤山可以在不到一月的时间里建立起隔离医院，这在台湾是不可想象的。台湾如果要做类似的事情，肯定会经过很多民意的纠葛，最后未必能够办成。
之前，浩大的三峡移民工程，给我的印象也是如此。
我知道，我找到了中国高速发展的证据，来印证期刊里给我很深印象的那句话。这么大规模的建设工程，一定要有足够规模的资金和发展来支持。而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在北京之外也比比皆是。
除了北京，我还去过上海驻点。上海之于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豪华”。一家中等档次的酒店KTV，就能够装饰得光鲜亮丽，富丽堂皇，极尽奢华。要是这样的装潢档次在台北，里面的价格肯定贵得吓人。
还有就是高架桥两旁的建筑物，密集且高耸，最重要的是，靠着高架桥好近。由于台湾是个地震多发的地区，我第一次看到上海建筑物盖得离高架桥这么近就想：如果地震，那可怎么办？
跟采访车跑江浙一带，经常能够看到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整条整条在修。不仅富庶的江浙有这种情况，后来再有机会去广西边境上的一个小城，也依然能够看到整段在修的高速路。
一位在大陆的台商告诉我，在他开设的化工原料厂里，产品一出厂就被哄抢一空，以至于提前预订都无法保障。天津有一位老板，就专程南下江苏，跑到那位台商朋友的厂里，准备好了现金，坐等产品出厂。这种事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但这些都显示出大陆发展的速度。
义乌小商品城的规模我想可以让任何一个台湾人觉得震撼。这些小商品台湾也有人在做，但是肯定做不到义乌这个规模。毕竟，大陆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市场，在这个广大的市场容量下很容易形成规模经济。
江浙之行，让我掌握的一个事实就是，江浙人有经商的头脑，所以中国的江浙、上海成为了富庶之地。
日后，每当我生活得沮丧了、厌烦了，我总会到江浙一带走走。我常跟许多朋友说，去了一趟江浙就会有焦虑感，大家都在努力工作，希望生活过得更好，我也要努力，倦怠感自然消失，这就是我对江浙一带最深刻的感受。
6 “失根的一代”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落叶归根”，可是作为一个台湾外省人第二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我花了很长的篇幅去述说长辈们给我的记忆，也费了很多字句去描述我在刚到大陆时的心情，可能很多人无法切身体会，像我这样的人，乃至我的父母亲，在许多的情感上，其实很纠缠。
小时候，一直觉得台湾是我们大家的，是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乃至原住民所共有的，但外省人是台湾这群人中的贵族。我的长辈们保留了以前的生活习惯，并把这种习惯全部言传身教地给了我，也使得我与其他小孩有着很大的不同。
姥姥从小教我北京话，使我的国语能够在台湾同龄人里出类拔萃，在小学的各种演讲、朗诵、作文比赛中往往能够有所斩获。由于姥姥的原因，我喜欢京剧，喜欢相声，喜欢数来宝。
爸爸喜欢唐诗宋词，写得一手好字，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期，台湾自然是外省人的天下，所有的人都要讲国语，都要学习大陆历史，我的家庭背景自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我的初高中时代，岛内兴起了本土化运动，外省人首当其冲成为要被质疑的，因为我们是外来的，而我们曾在某段时间压迫了本省人乃至本省人的语言、文化。外省人的社会地位开始变得微妙。
我地道的国语首先被人发难。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民进党支持者，我上车后刚说了要去哪里，他就冲我大吼“滚下去”，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口音过于标准而受到排挤！
高中有一次开班会，大家起哄要用台语开会，身为班干部的我上台作报告，由于我的台语真的很差，要整段用台语作报告对我简直比登天还难，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站在台上结结巴巴讲话，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
大学里，一群来自南部的本省同学聚在一起谈话，看到我走过去便会用敌视的眼光看着我，并用台语说，“看，外省婆来了。”
不过，很奇怪的是，我几乎没有任何埋怨。我知道，当年国民党政府刚到台湾时，为了推行国语，也曾对不会说国语或是不小心说闽南语的学生，要求他们挂上“我要说国语”的牌子以示处分；我也知道，为了维护外省人在统治阶层的地位，籍贯曾经是很重要的。
过去曾经这样对待他人，如今随着历史的轮回，我被这样对待了，我几乎连抱怨的正当性都不具有。
我开始不愿意在公众场合告诉别人我的姓名，因为我的姓氏一说出去，大家马上就能知道我是一个外省人。为了不被看出我是个外省人，我开始刻意用挟带闽南语的口音说话，甚至说台湾国语。
我曾有的骄傲全部变成痛苦的来源，我对自我乃至对整个历史的架构崩解了，曾经的理所当然全部变成错误，即便我觉得委屈，即便我觉得茫然。那时我常常在想，是否我的家应该在海峡的那一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离开，把别人的还给别人？
也因此，我训练出自我的一套辨识系统，能够准确无误地分辨出本省人和外省人来。这么多年过去，虽然当年的那些困扰已经不会再对我造成影响，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正确率高达八成以上地辨识出，谁是外省人、谁是本省人，就如同我在大陆能够一眼看出谁是台湾人那样。
刚到大陆的那一年，我几乎不厌其烦地去跟只把我当作台湾人的大陆朋友解释，“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在台湾的外省人”。然而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大陆朋友都知道在台湾还有一群外省人。
我内心的困惑是，我爱台湾、我爱台北，为什么我爱的权利也因为我的父母亲来自大陆而被剥夺了？为什么我说出的意见与声音必须被曲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共同路人”这样的大帽子就这样扣在了我的头上？
从另一方面来看，大陆故乡的一切似乎又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亲切与美好。
两岸开放探亲后，姥姥曾经到过北京两次，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然后不断地跟我抱怨，姥爷死得早，把她孤零零地丢在台湾，北平又不一样了。我不解，这么多年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再怎么变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呀！这所有的困惑直到我自己来到北京才找到原因。
在北京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找寻姥姥记忆中的那个北京，但是很多东西都像是南池子那个胡同里的牌号，断掉了。这些东西，不光是那些胡同、那些店铺、那些宅子从地图上消失，姥姥口中老北京人那种温文尔雅的谈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也早不存在了。
记得从北京回到台北，我跟姥姥抱怨，说北京的大米不好吃。姥姥听完就急了，要买好的大米你得上西直门啊！我连忙跟姥姥解释，西直门那一带早已建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当年卖米的店铺早就没有了。
我知道，其实姥姥的北京早就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这个她根本不熟悉的北京。不只是建筑，不只是那栋宅子，整个环境也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了不同的发展，那个魂牵梦系的家乡，已经不见，在历史的某个点就已经消失。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以为那个家乡就是地图上的北京，回来了，发现不对，然后回去台湾，继续思念着，继续跟台湾这个社会无法融合。
在我的血液里，似乎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承接了这样的痛苦，另一部分却是属于外省人第二代的痛苦。
因为有家属、亲戚在台湾，大陆的亲人们也承受着某些苦难。爷爷奶奶在“文革”中丢掉了性命，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在香港还是台湾。母亲的亲戚们也因为我们，终生无法入党，影响了发展。
而这所有的一切，使得分隔了几十年的亲人相聚平添遗憾。
经历过种种，从外省人是特殊的，到外省人是蛮横的，再到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外省人为荣。思想经历了解构，这段过程是孤独且悲伤的。
在台湾本土化最为严重的时期，我一直坚信自己的根在大陆。我曾经很愤怒地认为，那些穿着草鞋、粗鲁野蛮的本省人，怎么能够与我们这些斯文有礼、文化底蕴这么深刻的外省人是同一类人呢？我们的同胞应该在大陆。
但是当我到了大陆，我才知道，我们的根也不在大陆。
到了大陆，很少有人能把我当做同胞去对待。别人一听说你是台湾人，都会马上联想到政治问题。所以后来我一直解释说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外省人。我以为等他们都明白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别后，我就会被看成同胞。然而，在大陆人的心中，外省人哪怕不算台湾人，也不会是大陆人。
在大陆，我会在各种场合被问到是蓝是绿，支不支持统一，然后被严词交代“我们迟早会收回台湾”。更有甚者，会跟我说，要用武力来对付台湾，甚至很详细地跟我讲解如何实施空中打击，如何实施海上封锁。
一开始，我感到反感与愤怒，我试图说明与解释，台湾人并不全是如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到后来，我沉默，并且开始麻木。
后来我甚至开始宣称我是香港人乃至新加坡人，为的只是不想再说什么了。
直到2007年，一位已经在北京七年、同为外省人第二代的大哥告诉我：我们外省人是不属于大陆人也不属于台湾人的第三种人。这个说法虽然悲哀，却让我打心底里认同。
我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家在台湾，还有一个家在大陆。到了台湾本土运动兴起，我发现台湾原来不是我的家，好，我的家在大陆；到了大陆发现，原来那个家早就不存在了，而且在大陆，我就只是个台湾人。
我的根在虚无之间，在长辈的嘴上、在我的幻想之中，就是落不了地。
所以，2005年再到北京，我不再寻找，把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