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思维-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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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１页）
只有在低级社会中，原逻辑的“思维结构”才显得大为突出，所以，只有研究这种类型的社会的思维，才能弄清它的本质特征。
按照列维－布留尔的见解，“原逻辑思维”的趋向不同。
它不象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第７１页）。这个思维所运用的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乃是与我们的概念大不相同的东西”
（第７２页）。它们“不象我们的概念那样是真正智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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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结果。它们的组成部分包括了情感的和运动的因素，而且，尤其是它们暗示着我们的概念的包括和排除是被一些或多或少明确限定的、通常都能被鲜明感觉出来的‘互渗’所代替。“
（第７２页）原始人的思维“对我们叫做自然和经验的那种东西的解释必然与我们不同。它处处见到的是属性的传授（通过转移、接触、远距离作用、传染、亵渎、占据……）。”
（第９２页）例如，孩子与父亲互渗，所以父亲的所作所为（其中也包括他吃的食物）对孩子有影响。波罗罗族印第安人感到自己与其图腾的联系，所以坚决地宣称他们是红鹦鹉。男人在狩猎中的成功取决于他们的妻子在他们离家期间对各种规定，特别是食物禁忌的遵守。
“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
（第６９—７０页）
按照列维－布留尔的见解，那个对矛盾完全不关心的特殊的“互渗律”不仅支配着集体表象的形成，而且也支配着它们之间的关联。
“原逻辑思维本质上是综合的思维”
，这里，列维－布留尔是想说，原逻辑思维的综合与逻辑思维的综合不同，它不要求预先分析。他写道：“集体表象不是孤立地在原始人的思维中表现出来的，它们也不为了以后能够被安置在逻辑次序中而进行分解。它们永远是与前知觉……紧密联系着，差不多也可说是与前判断紧密联系着；原始人的思维正因为是神秘的，所以也是原逻辑的。”
（第１０２页）我认为，在列维－布留尔的这个公式中，有必要用“互渗的”这个术语来代替“神秘的”。
互渗是列维－布留尔相当充分地表述过了的，它恰恰只是原逻辑思维所特有，所以它无疑是这个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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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本质特征。它着重指出了原始思维中的不分化性，指出了它对矛盾律的不关心和它自身的混乱。因此，使用这个术语，可以足够明确地把思维的原逻辑结构与现代的逻辑结构对立起来。列维－布留尔在其第二部著作中，在把它们作比较时，说到原逻辑思维“比我们的思维广阔，如果不说比我们的丰富。它在一次里包括的东西更多。它的范围比较不太严格，这使它能够把看得见的东西和看不见的东西，换句话说，把我们叫做自然和超自然的东西纳入同一个现实中，纳入这个世界中。”
（２，２５）
指出下面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已经见到，列维－布留尔不仅承认互渗律与矛盾律共存，而且还断言“这两种东西是互相渗透的”
（第１００页）。用列维－布留尔的形象的话来说，“逻辑的东西与原逻辑的东西并不是各行其事，泾渭分明的。”
（第１００页）
他提出这样的问题：“能不能认为，比如说，凡属于个人的表象的东西都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集体表象则只服从于原逻辑思维所特有的规律呢？个人的表象和集体表象之间的这种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不可想像的，”（第１０页）很难说能够在个人的表象和集体表象之间划一条明确的分界线，特别是在低级社会中，在那里，“个人的全部精神生活，和在我们的社会里一样，也许还要更强地达到深刻的社会化。”
（第１００页）
承认思维的原逻辑型与逻辑型的因素互相渗透，也使列维－布留尔大大接近了人类思维的变化、发展的问题。
诚然，原逻辑思维对矛盾不关心，而逻辑思维又“绝对排斥一切直接与它矛盾的东西”
（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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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我们在列维－布留尔那里，在他的第一部书的最后一章里，只见到了这个“向更高的思维类型过渡”的最一般的和极不明确的概述（见４２８—４５２页）。按耶路撒冷（Ｗ。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１４ａ）的正确意见，“他在这里仅仅指出了若干界石，而界石之间的地带仍然是一片模糊。”
“是否曾有过这样一些人类群体或者前人群体，他们的集体表象还没有服从过逻辑定律呢？”
——列维－布留尔这样问，并且自己回答说：“这一点我们不知道，无论如何这看来是很少可能的。”
（第７１页）用他的话来说：“最纯粹的形式的原始思维包含着个体与社会集体之间以及社会集体与周围集体之间的可感觉和可体验的互渗。”（第４３２页）按照列维－布留尔的见解，“在这一阶段，还谈不上集体表象，还不如说它们是以极端强烈的情感为特色的集体心理状态，”
（第４２９页）……“互渗是如此实在地被体验着，以至它还没有真正被想像。”
（第４２９。。。
页）
底下，列维－布留尔利用了荷兰人克雷特提出的低级社会发展的二项式分解。
列维－布留尔写道：“在灵魂和灵还没有人格化的时候，集体的每个成员的个人意识仍然是与集体意识紧密联系着的。它不是与这个集体意识明确分开，而是完全与它结合，甚至不和它矛盾”
（第４３２页）。列维－布留尔在这里见到了杜尔克姆和毛斯也坚决予以支持的马利特的那个“前万物有灵论”阶段（第４３２页）。
“只是在后来，当个体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个人的自我，当个人开始清楚地把自己和……集体区别开来，只是在这时候，自己以外的人和物才开始被个人意识觉得是……具有个体的精神或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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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３２页）按照泰勒的说法，我们可以把这第二个时期叫做万物有灵论时期。关于前一个时期，可以“同样正确地说”
，那个思维是“彻头彻尾宗教的思维”
，同时它又是“极少宗教性的”
（第４３４页）。在万物有灵论时期，互渗感的“强度在集体表象中减弱”
（第４４３页）
，“渐渐出现了一些中间物、互渗的媒介”
（第４４３页）。
“真正宗教的”观念产生了，这种观念“乃是一种来源于先前的智力活动形式的分化的产物”
（第４３５页）。
列维－布留尔研究了神话的发展（第４３５—４４０页）
，他根据这些材料，也画出了向我们的思维类型运动的同一幅图画。这条道路上的下一阶段则是逻辑思维的成份增大。当“互渗的媒介”
与其他人或物分开，则社会集体对后者失去了自己的原逻辑兴趣，并开始按照另一类兴趣（第４４１页）
，联系着“经验”的材料（第４４２页）来对后者进行分类。列维－布留尔详细描写了思维的逻辑成份与原逻辑成份之间的顽强斗争（第４３６—４５２页）。他不认为这个斗争是以逻辑成份的胜利而告终。他写道：“即使在我们这样的民族中间，受互渗律支配的表象和表象的关联也远没有消失。它们或多或少独立地存在着，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损害，但并没有被根除，而是与那些服从于逻辑定律的表象并行不悖的。……我们的智力活动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
（第４５２页）。
列维－布留尔避免明确地表示人类思维的这两种结构是不是将永远共存下去。他这样写道：“要使进步不致停息，必须使关于一切种类的实在的概念成为可塑的、易变的，以便让它们在经验教训的影响下不停地扩展、限制在固定的范围内、变形、分解与重新结合”
（第４４６—４４７页）。
然而他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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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于逻辑定律的认识无力克服两重性，它不是真正的占有……即使在我们这样一些民族中，对互渗的需要仍然无疑……更迫切更强烈……它的来源更为久远”
（第４５１页）。
列维－布留尔既不是唯物主义辩证论者，甚至也不是唯心主义辩证论者，他不能克服形式逻辑，因此，他不能从他所收集的那些最宝贵的事实材料中得出一切结论来。
列维－布留尔用自己的实证论伪装起来，只拜倒于事实的脚下，断然拒绝在他的“原始思维”的工作假说的基础上作出总结。他好象是给旧大陆和新大陆的整个学术界出了一个“谜语”
，而企图揭开“谜底”的也不只一个维德拉同志。
我在巴黎的时候，在跟列维－布留尔谈起他的关于“原始思维”的著作的俄译本选集时，曾请他给我指出，在对他的大量批判著作中他认为哪一些最重要。他在一片纸上给我写道：伯阿斯、戈登维塞（Ａ。
Ｇｏｌｄｅｎｗｅｉｓｅｒ）
（以上为美国人）
；瑞维尔斯、马利诺夫斯基（Ｂ。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ｙ）
、巴特勒（Ｆ。
Ｃ。
Ｂａｒｔｌｅｔ）
（以上为英国人）
；杜恩瓦尔德（德国）
；黎鲁埃（Ｏ。
Ｌｅｒｏｙ）和“法国哲学协会”的“讨论”。
我在熟悉了他们对列维－布留尔的批判以后，又在这个名单上加进一些新人物，如维纳（Ｈ。
Ｗｅｒｎｅｒ）
（汉堡）
、勃来斯（Ｊ。
Ｐｒｅｕｓ）
（柏林）
（见３１）
、李诺埃（Ｒ。
Ｌｅｎｏｉｒ）
（巴黎）
、格耐布尼尔（科隆）
、威廉。施米特红衣主教（Ｐ。
Ｗ。
Ｓｃｈｍｉｄｔ）
（维也纳）
、克利格林格尔（布鲁塞尔）
、亚立埃（Ｒ。
Ａｌｉｅｒ）
（巴黎）
、娄夫（Ｇ。
Ｌｅｕｗ）
（哥罗宁根）
（１７）
，等等，等等。我可以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出许多有趣的细节，但在总的方面则很少指出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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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布留尔的观点遭到了伪科学的教权派人种志学家们的疯狂反对；反对他的还有彬彬有礼的新教徒亚立埃（１和２）
（尽管他无疑受到了列维－布留尔的影响）
，有威廉。施米特（３７和３８）
、林德沃尔斯基（Ｊ。
Ｌｉｎｄｗｏｒｓｋｙ）
（２６）和黎鲁埃（２０）等天主教徒。黎鲁埃甚至发表了一部题为《原始理性，试驳原逻辑理论》的大部头著作（巴黎，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