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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蹋�遏巢湖水，赤乌十三年（250）开凿堂邑涂塘（今江苏六合互梁堰）。又开凿几条运河，既沟通了内河航运，也方便灌溉。所以在孙权统治期间，东吴境内的农业生产运行比较良好，西对蜀、北对魏大仗小仗时断时续，都能得到比较充足的军粮供应，向东南方向拓展领土也能赖以得到支撑。自嘉禾六年（237）抚越将军诸葛恪平定山越，到赤乌五年（242）将军聂友、校尉陆凯征讨珠崖、儋耳（今海南岛），东吴领土覆盖了当今中国华东、华南地区，总面积约相当于四个当年的江东六郡。

广积粮，大拓土，缓称帝，同样建都今之南京的孙权虽未提出这个口号，事实上成了元末朱元璋“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老师。曹丕、刘备相继称帝后，他尽管也可跟风，却“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又欲先卑而后踞之”。黄武二年（223）四月，“群臣劝即尊号”，他仍“不许”。他对群臣袒露心迹说，西有刘备，北有曹丕文人小说下载，过早称帝会促使曹魏“速发”，造成“与西俱至，二处受敌”的局面，希望大家理解他的“低屈之趣”。其后不久刘备就死了，魏黄初七年（226）曹丕也死了，蜀汉的二世皇帝刘禅和曹魏的二世皇帝曹叡不仅年轻得多，而且平庸无能，孙权俨然变成了三国君主“老大”。

在吴、蜀联盟业已恢复的背景下，诸葛亮在公元228、229年的两年内三次北伐，魏、蜀两国忙于攻守，自顾不暇，东吴解除了“二处受敌”的潜在威胁。至此才水到渠成，孙权于公元229年四月“即皇帝位”，改元黄龙。当年五月，蜀汉派卫尉陈震充当特使，来祝贺孙权“践位”，孙权当即表态，灭魏以后“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属蜀，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并且缔结盟约：“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双方则“各守分土，无相侵犯”。这在我国历史上，当是第一个正式互不侵犯条约，现实意义不容低估。它标志着，魏、蜀、吴三国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敌、我、友相对分明的新阶段，孙权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大局的改变，客观上导致了孙权心理态势、行为方式的改变，“存不忘亡、安必虑危”逐渐成为过去时，“老大”自居、好大喜功逐渐成为现在时，突出反映在两件事情上。其一为，黄龙二年（230），即其称帝第二年，时年四十八岁的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夷洲即今之台湾省，亶洲即今之琉球群岛，“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仙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孙权的主观愿望，显然在于效法秦始皇，兴师动众有所过之。但“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仅）得夷洲数千人还”。这也是歪打正着，在中华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第一次有大陆人到达了台湾岛，并带回了数千当时台湾土著民。其二为，嘉禾元年（232）十月，本属魏的辽东太守公孙渊遣使称臣，并献貂马。孙权大喜过望，旋于次年正月诏封公孙渊为燕王，持节督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三月又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为特命全权代表，“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自丞相顾雍以下，举朝大臣“皆谏”，以为公孙渊称臣之举不可相信，“宠待太厚”了，“权终不听”。果不其然，公孙渊将张弥等人都杀了，“送其首于魏”讨好，随去的兵士、资财全占为己有。孙权闻之大怒道：“朕年六十（虚岁实为五十二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打算亲自乘船渡海征讨公孙渊，幸得尚书仆射薛综等切谏，方才忍气作罢。《吴主传》注者裴松之严厉抨击孙权“愎谏违众”，这件事做得“非唯暗塞，实为无道”，点中了死穴。

从主观上看，孙权的本性原本就是多重组合，只不过称帝以前居安思危，处存虑亡，将刚愎、暴虐、猜疑的恶劣根性时常掩抑着而已。建安九年（204）以“人言卿欲反”的莫须有之罪，杀掉时年29岁，“正色立朝，清议峻厉”的名士沈友，赤壁之战前拒绝接受张昭等人的降曹意见，斫案以示决绝，以及用兵两次“屠城”，都透露出他实有曹操之负面。时移势易，自充“老大”，自然霸气尽显，封建帝王多会有的“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就会任其泛滥无余。他在皇权独尊下实行特务统治，设置校事、察战两职，任用奸佞亲信以监视文武官员。校事吕壹秉“性苛惨，用法深刻”，仗恃孙权的恩眷宠信“渐作威福”，竟至“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使“无罪无辜，横受大刑”，连丞相顾雍都遭无故举罪而软禁起来，江夏太守刁嘉被诬几至受诛。太子孙登屡次进谏，孙权都拒不采纳，“大臣由是莫敢言”。文武官员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上大将军陆逊与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潘濬甚至想假借宴会袭杀吕壹。尽管吕壹终因陷害左将军朱据，恶行败露伏诛，孙权终不肯废除特务职事。处死吕壹后，孙权作出引咎自责的姿态，派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向他们“问时事所当损益”，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功臣宿将都推说“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陆逊、潘濬“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对此，孙权非但不深自反省，反而下诏责备诸臣未能如管仲谏诤齐桓公那样地对他。奸佞受宠，特务横行，造成了忠良缄口，无辜遭罪，以前那种君臣和谐、上下同心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东吴盛极时已寓伏衰亡。

比特务统治，诬陷忠良更严重的，是皇权独断，株连清洗。封建专制政体从来都靠血缘宗法关系作维系，皇权继承人立嫡以长，就是这条纽带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如果任意违反，难免乱象丛生。孙权222年称王、229年称帝的时候，都遵循皇权礼法，立长子孙登为王太子和皇太子。孙登于赤乌五年（242）早逝，次子孙虑更先之亡故，他便立三子孙和为皇太子，又封四子孙霸为鲁王。

这样做也维持了长少之序，原本无可厚非，但他偏爱孙霸，竟让鲁王与太子同处一宫，同等待遇，就人为地制造出了宫廷矛盾。一部分大臣认为“礼秩宜异”，他又轻率地诏令二子分宫，各置僚属。孙霸觊觎皇太子位份，私下里拉帮结派，培植死党。循礼还是循私，拥长还是拥少，朝内朝外的文官武将分成了两派。眼看孙霸谋夺太子位的野心越来越昭然，拥长派的时任丞相陆逊、太常顾谭、太子太傅吾粲等多次陈述长少之义，力主礼不可夺。孙权却听信拥少派的全寄、杨竺“譖诉日兴”，将吾粲下狱诛杀，将顾谭流放到僻远的交州（今广东番禺）。

长少争斗愈演愈烈，使孙权深感“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他就产生了“改嗣之规”。赤乌九年（246），不问是非曲直，先幽闭了太子孙和。拥长派的朱据、屈晃、陈正、陈象等上书“固谏不止”，“权大怒，族株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还派宦官去责备陆逊，致令功勋卓著的陆逊忧愤成疾而死。到赤乌十三年（250），进一步废除太子孙和，群臣由于进谏遭到诛杀或流放的多达数十人，“众咸冤之”。同时又将孙霸赐死，拥少派的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也以“阴共附霸，图危太子”治罪，寄、安、奇尽诛，“流竺尸于江”。然后改立少子孙亮为太子，孙亮当时才十岁，“童孺而无贤辅，其替位不终，必然之势也”。继承人这样换来换去，亲生儿子或废或杀，株连诛、放的大臣好几十个，致令吴国大伤元气，都是孙权仗恃皇权独断专行惹的祸。所以裴松之拿晚年孙权与袁绍、刘表进行比较，抨击他“既以（已）立和而复宠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

废孙和、杀孙霸、立孙亮两年后，太元二年（252）夏四月，孙权死，时年71岁。死后28年间，吴国经历了孙亮、孙休、孙皓三个后嗣之主，于公元280年被西晋所灭，三国分峙的历史由兹划上了句号。纵观孙权的一生行状，早年、中年不愧为一代雄略之主，韬略和功业仅次于曹操，刘备不能比并；晚年则是一个昏暴帝王，昏过了袁绍，暴过了曹操，刘备没有他这样的毛病。假若曹操晚于他，未必还会兴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南宋词人辛弃疾一再讴歌“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生子当如孙仲谋”，也只是敬佩他“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有感于赵氏小朝廷的无作为而发。撇开“生子”的寄托，只看孙权的一生，判若两人实为一人，岂止是封建帝王才可以引为鉴戒？扯远了，不说他。

第六章　隆中一对，天下三分

三国分峙和纷争，“人谋”得失起着决定性作用。最高的“人谋”是战略策划，诸葛亮隆中对策，就是追求“鼎足之形”的一个战略策划范本。但实现“人谋”必须落到“人为”，而“人为”总会包括主、客观的诸多因素，任何一种异动都会导致变故。诸葛亮本人践行隆中对策，并未做到完美无缺，当是毋庸避讳的“人为”失范。

《三国志》为三国人物作纪立传，纪传主人公合计437人，除称王称帝者曹操、曹丕、曹叡、刘焉、刘备、刘禅、孙权七人而外，将相公卿中只有蜀汉诸葛亮和东吴陆逊二人单列一传（附及子孙、他人），异常明显地卓尔不群。《诸葛亮传》中，主要记述了他的隆中对策、使吴联孙、北伐曹魏三大平生行事，兼及其他零星事迹。

这三大平生行事贯穿一条主线，隆中对策是他初登政治舞台所作的战略策划，借他的用语当叫做“人谋”；而使吴联孙和北伐曹魏，则是他践行这一“人谋”所为的两大实事，可以对应套用称为两大“人为”。陈寿的评语，将他誉为“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主要就着眼于这三大行事。

诸葛亮字孔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出生于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水县），黄巾起义爆发那一年他只有4岁。15岁的时候（195年），跟随叔父诸葛玄迁徙荆州；两年后诸葛玄死，17岁的他便结庐隆中（今湖北襄樊西），过起了“躬耕陇亩”的隐居生活。这期间，他一面潜心读书，努力通悉兵书战策、天文地理，一面四处游学，结识了颍川（今河南中、南部）石广元、徐元直，汝南（今河南上蔡一带）孟公威等名士。石、徐、孟三人读书务求精熟，诸葛亮却“独观其大略”，透露出卓荦不凡的个性。他身高八尺（约合今1。86米），平素好为《梁父吟》，经常自比为管仲、乐毅，当时人大多并不认同，唯有徐元直和博陵（今河北蠡县南）崔州平相信他不是吹牛皮。他还得到了老一辈的襄阳名士庞德公、司马徽的赏识，庞德公将他比作“卧龙”；沔南（今湖北沔阳）名士黄承彦也看中了他，主动招他作女婿。后来他在《出师表》里追述青年时期的这段人生历程，概括为“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究其实，“苟全性命于乱世”确是实情，“不求闻达于诸侯”则有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