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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7章

明末疯狂-第4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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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题虽然就这么过去了,但崇祯皇帝对卢象升的印象立刻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崇祯皇帝眼里,卢象升在国家危难之时,不想着挽狂澜于既倒,就想着党争,这样的人品也太恶劣了一些。当然,这里面是有些误会,但这在将来的作战中,却给明军的作战,尤其是卢象升部自己的作战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也许卢象升不相信崇祯皇帝的话,但他不想深究此事;也许卢象升看出了崇祯皇帝的不悦。反正他很识相,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卢象升接着说道:“敌人所重的,事事宜防。逼迫陵寝以震动人心,可虑也。趋近神京以撼动根本,可虑也。分兵出京畿之南,剽掠周围州县,断我粮道,可虑也。集中兵力以设防,则失城陷地必多;分兵四处对应,又力量单薄难以取胜。兵少则防守不严,军粮不足则会生乱。这都是御敌的困难。”

卢象升确实是一位杰出的统帅,他所说的是明军分合两难的问题,还一针见血地估计出清军所用的战术,确实是指出了与清军作战的要害。而崇祯皇帝也觉得很有理,那么一人计短、两人计长,于是崇祯皇帝就命他与杨嗣昌共同讨论,制定出可行的作战方案。

其实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杨嗣昌和卢象升可以算是大明朝中,两个最杰出的军事人才,但这两人也各有长处,杨嗣昌长于战略运筹,而卢象升长于战役指挥。

如果这两个人能够取长补短、精诚合作,再悉心安排一番,那么面对清军的入关,尽管是困难重重,但还是有可能在这次对清作战中取得比前几次好一点的结果。

很可惜的是,两个人都囿于朋党之见,从一开始就相互猜忌甚深,只是互相拆台,根本无合作可言。

卢象升一见到杨嗣昌,不是先商量如何面对清军,首先还是指责杨嗣昌的款和。他说道:“公等坚意抚款,难道没有听说过:城下之盟?孔子在《春秋》里也认为是可耻的吗?象升受命督师,如果唯唯从命,袁崇焕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阁下不想一想,孝服在身,又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将忠孝两失,怎么能还有面目活在人世呢?”

这一下子就让两人之间的谈话充满了火药味。

第643章 都是不和

面对如此激烈的问话,杨嗣昌一开始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耐心地向卢象升解释道:“嗣昌并未言抚。”

可卢象升还是不依不饶,他继续质问道:“周元忠到彼处讲款,数次来往,其事先由蓟辽总督等人发起,最后受命于阁下,天下皆闻,谁可讳言?”

在这里卢象升就有些死缠烂打了。抛开杨嗣昌“款和”的政策正确与否,他的连续质问,除了意气用事以外,对当前的局面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难道让杨嗣昌自我承认错误,打自己的脸啊?难道杨嗣昌承认了错误以后,清军就会出关啊?更不用说杨嗣昌当时“款和”的政策并不是真的要和满清求和,而只是权宜之计而已。

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位比较有趣的人物,那就是卢象升提到的那位周元忠。

周元忠是个算卦的瞎子,过去行走江湖,曾多次到过辽东,在满清的亲贵让萨满跳大神之余,还可以让他算算命。而关门前线的将帅们因为害怕绞杀战,不敢派出自己的精锐至前线侦察,所以他们苦于缺乏敌人的情报,就把周元忠发展成一个线人,以了解关外的情况,玩起了无间道。

当然,这事并没有隐瞒朝廷,周元忠可能也是真心实意做密探的,所以周元忠这人就在兵部挂了号,而杨嗣昌就任兵部尚书以后,也很想通过这个难得的线索同清方取得某种接触。

可是,由于崇祯皇帝态度坚决地反对“款和”,谁又敢擅自谈判呢?何况以一个无官无职的瞎子算命先生的身份,又怎么可能同清朝作正式接触呢?所以卢象升所说的话明显就是谣传。

不过此件事件也相当可悲。大明朝竟然需要靠一个瞎子供情报、通联络,那已经是十分可悲了,可这事还可以用周元忠心存忠义,身残志不残来自我麻醉。但是这种军事机密还要被满朝风传,指摘非议,这每战必败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听了卢象升的话,杨嗣昌也十分恼火,他说道:“阁下是要以尚方剑置我于死了!”

卢象升毫不示弱地挖苦说:“既不去奔丧,又不能作战,被杀的是我自己,哪里还能杀人?”

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俩人根本没有商议任何应付清军入关的事宜,就不欢而散了。这俩人都是满腹经纶之人,《将相和》的故事他们肯定也都知道。可是搁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马上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其实卢象升并不是心地狭隘、不以大局为重之人,但多年积累的朋党之见和传统的意识形态枷锁束缚了他,使他不能看清形势,所以无法与杨嗣昌勾通。

可是在回到昌平军营后,卢象升静心一想,觉得有些坏事了。毕竟是卢象升在前线打仗,他需要朝廷的竭力支援的。于是卢象升就给杨嗣昌写了一封略表歉意的信,信中说道:“承蒙老年台(对杨的尊称)眷顾,冒昧陈说,激烈忠怀,毫无隐讳。也是依仗老年台有圣贤之人品,不会怪我愚狂,因此情不自禁地剖心沥胆相告。”……云云云云。

早知今日,那又何必当初呢?

虽然收到了这封隐晦的道歉信,但杨嗣昌对卢象升的忌恨并没有因此减轻,而卢象升对杨嗣昌的成见也依然存在,在此后的作战中,兵部和督师各行其是,战局也是越来越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杨嗣昌虽然气量不小,但也绝对说不上大,他有时候对得罪过他的人是会瑕疵必报的。

而在十月间,清军正在源源南下,目标显然在京南的平原地区,杨嗣昌因而命卢象升调兵通州与高起潜统率的关宁军团汇合,以便向南机动对敌。

但卢象升却以为高起潜是杨嗣昌一派人,又是监军大太监,合兵后必然被其掣肘,因而以京北敌军甚多,京城、陵寝均需防护为由,拒不从命。

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杨嗣昌对卢象升的独立独行也没有办法,他只得拟定:由卢象升统宣大之军,高起潜统关宁之军,各自分头进剿。使得当时明军的主力不能够拧成一股绳,让清军是更加猖狂。而在这时候,大股的清军已经在攻打京南的良乡、涿州等军事要冲了。

再说另外一支明军的主帅高起潜吧!

高起潜在明末的太监中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人物。他从崇祯初年作为低级监军太监后,不知怎么的,职位是越升越高,而且博得了一个知兵善战的名声,以后就成了内廷中最著名的军事家。

尤其是崇祯皇帝对他的军事才能相当赏识,一直派他在辽东边防要冲山海关担任监军太监,中间屡次裁撤内官监军,唯有高起潜的关宁监军保留不动。他在山海关任职时间长,又号称很懂军事,所负责任其实已经不仅仅是监视军事调配和行动,而俨然是一方统帅,调兵遣将、指挥作战,无所不为。

不过也可以分析一下原因。

之所以高起潜可以坐稳这个位置,首先得益于他的长袖善舞。高起潜与辽东铁骑将领集团的关系极好,连吴三桂都是他的干儿子。前文已经介绍过,想要在辽东坐稳主帅位置的,一定要竭力拉拢、迎合辽东铁骑将领集团。所以说,高起潜已经成为了朝廷与辽东铁骑将领集团之间的一座桥梁了。

另外,高起潜应该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见解。因为高起潜的奏报都是直通内廷的,所以外人知道的不算太多。可如果他在奏报中是胡说八道的话,哪里可以在内廷中博得一个知兵善战的名声?那里可以得到崇祯皇帝的赏识呢?

还有,高起潜还是位福将。在他指挥和参与的战斗中,明军多多少少都会获得一些战果。比如:登莱之战中平定了孔有德叛乱。

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得在这一次清军入犯时,高起潜以太监的身分直接被任命为一路明军的最高统帅。可是这种情况又是在明代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也最遭朝士的非议。而作为文官的卢象升,又怎么会向高起潜买账呢?

第644章 各军动静

崇祯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汝州城北三十里,汝州军大营中。

“时至今日,方知成军易,养军难矣!哎——!”余子琏摇头长叹道。

其实余子琏还有一句话没说,那就是:“兵丁的善后和抚恤更是难上加难!”

成立汝州军以后,也是能力,也是运气,余子琏一直比较顺风顺水。可是当其开始长期养军以后,他却发现自己惹上了一个大麻烦。

一句话:就是粮饷!建立再强大的军队,只要没有粮饷,那早晚也都要散伙的。之所以余子琏能够支撑到现在,除了在汝州北部屯田以外,他文官的身份可以从朝廷得到一些粮饷,这解决了一部分;运气好一直获胜,能够以战养战,那就解决了另外一部分;还有就是吴世恭因为要汝州军挡住西翼,所以以很便宜的价格,半卖半送资助了汝州军一部分兵器和粮草。

可余子琏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河南不是主战场,余子琏的汝州军在朝廷的身份也很尴尬,所以现在朝廷调拨的粮饷是越来越少。

更为可怕的是,余子琏和吴世恭还有私怨,所以吴世恭随时都有可能掐断汝州军的兵器和粮草供应。再说,上次吴世恭被钦差抓捕的事也让余子琏心有余悸,他不愿意再与吴世恭发生任何关系。

可是随着战斗的进行,汝州军的资金缺口是越来越大,因为大旱,屯田几乎无所出,而且余子琏还要反过来从军中调拨粮草给地方救灾。

更让人苦恼的是,再怎么接连获胜,汝州军总是免不了伤亡。那抚恤和救治的银子象流水一样往外淌,让余子琏恨不得变出一只聚宝盆。

为此,余子琏只能够主动裁军,先把汝州军裁减到一万二千人,之后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寅吃卯粮地苦苦支撑着汝州军的运营。他也总算是体会到,吴世恭一直以来对汝宁军财政问题的苦恼了。

有时候余子琏也很羡慕左良玉这样的武官,如果自己就像他们一样不要脸皮,办事没有底线,那就可以使出纵军抢掠百姓的这一招了。

“大人!兵丁赏赐太过、军中抚恤太重,可否节省一二,也可多支撑些时日。”左吟规劝道。

“不忍心啊!”余子琏是万般无奈,“无非是让兵丁无后顾之忧,且与那吴鄙夫相比相差甚多。儿郎视我如父兄,我也应视儿郎如子弟。我们汝州军众人一心,就是得益于儿郎不惧伤残啊!”

余子琏确实从吴世恭的汝宁军中学到甚多。因此,他也把汝宁军中善待兵丁和重视抚恤的优点也学习了过来。虽然这标准与汝宁军的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在当时的官军中,绝对算得上是待遇优厚了。再加上余子琏作战向来也是身先士卒,所以才把汝州军维系成一个很团结的团体。

想到了自己的辛苦,余子琏的话中也忍不住带出了牢骚:“这大明朝如此……!哎——!有时候我也挺佩服吴鄙夫的。这么多年,这么多的军队,他竟然还能够维系住?无非是损了一些名声罢了。现如今,如能让儿郎安康,我那些虚名其实不要也罢。”

“有时候想明白了,这汝州军又非我家私兵,也是官军一支。我是拖得一时是一时,救得一人是一人,哪天我无能为力了,最多撒手,致仕回常州耕读罢了。”

“大人何出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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