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4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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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国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普及推广义务教育，用意便在培养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栋梁人才。如果学校变成传教场所，又或者好不容易千里挑一选出几个优秀人才，突然他要捐弃所学，决定为宗教实业奋斗一生，那岂不是成了‘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如果你真要有心传教，大可以到川藏云贵等边远贫穷身份，既能破除愚昧，也能教化民众，那才是功德无量！”
赵景范顿时面红耳赤。
孙元起犹自不觉，径直说了下去：“最后一点，传教是你个人行为，不能利用孙某、景惠、行止等人的名义，以免搅动地方、惑乱百姓。这五点你能做到么？”
赵景范恭谨地答道：“先生教诲，学生句句铭记在心，定当时刻遵从！”
“孙某之前曾教了你一些理化知识，但你现在既然矢志传道，那些东西不过是你谋生的工具，以后迟早都要被丢弃的，我这个‘先生’就有些名不副实了。而且你们基督教中是不是对师徒关系也有明确界定？不如以后你我就以郎舅相称，莫要再提什么‘先生’、‘学生’了！”说罢孙元起挥了挥手：“你先回我半山居的宿舍小住几日，等你父母情绪平息再回去不迟。”
赵景范一怔，良久才单膝跪下，随即换成双腿，恭恭敬敬地给孙元起磕了三个响头，哽咽着说道：“学生赵景范叩谢先生拯救教诲厚恩！”
孙元起不禁回忆起当初共同寄寓在马神庙、后海的那段时光，依稀看见十岁左右的赵景范正跟在自己后面拎着书包，有模有样地学着自己的步伐走路；他瘦小的个子正伏在课桌上，一笔一划地完成自己布置的作业……想到此处，孙元起也有些黯然神伤。
四四五、知君最是梁夫子
赵景范走后，孙元起一个人在经世镇上信步而行，秘书陈训恩和卫兵则远远地缀在后面。
孙元起走得漫无目的，思绪更是漫天飞舞，好像是在思考赵景范的抉择，又好像家事、国事、天下事同时奔赴眼底涌上心头，眉头紧锁再也解不开。仔细想时，却又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在思考任何事情，甚至连自己是不是在想都有些模糊不清。
眼看天色逐渐昏黑，十月份京郊山间的晚风也颇有几分凉意，孙元起才从这种混沌状态中醒悟出来，发觉自己无意识间已经来到经世大学门口，叔祖孙家鼐老大人题写的校名石碑依旧横卧在草坪上，只是当初的鎏金已经完全褪去，只剩下暗黑的笔迹；周边来来往往的学生都行色匆匆，或是赶着去校外参加饭局，或是在外面刚吃完饭急忙赶回学校上晚自习。
越过校门走进校园，便看见对着校门的绿地上影影绰绰树立着无数石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镌刻捐款人姓名的功德碑，唯有正中间那个高耸的石幢是去年年初树立的“护校之役殉难将士纪念碑”，底座上刻满了在卫校之役牺牲将士的姓名、籍贯、职务。这些牺牲的将士绝大多数都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本该有更灿烂的人生，结果生命却在这里画下了休止符。
孙元起不禁想起宽慈仁爱却有刚正廉直的叔祖父孙家鼐老大人，他们那辈的传统士子心目中最大的理想，应该是在忠君孝父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生晋太傅，死谥文正”的奋斗目标。老大人科举高中状元，曾任光绪帝师，又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以乡举重逢被赐封为太子太傅，达到并超过“生晋太傅”的人生辉煌。在此末世有此荣华，完全算得上是飞黄腾达、恩遇优渥，所以他在去世前唯一的挂念就是死后能否谥为文正。
可是那些死于护校之役的青年，当时究竟有什么理念支撑才敢于与数倍于己的清军殊死搏斗，最终献出自己年青的生命？是出于使命，还是形势所迫？或许在他们心中，也有一个崇高的信仰吧！想到此处，孙元起对着纪念碑深深鞠了三躬。
就在孙元起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咦，这不是百熙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孙元起急忙转身：“任公校长？天色已经昏黑，你怎么还有雅兴出来散步？你身边的这位是？”
来者正是现任经世大学副校长、中国政策研究院院长兼《独立评论》主编的梁启超。自从去年年初接手中国政策研究院和《独立评论》之后，梁启超积极组织人员调查分析中国各地区、各阶层实际情况，结合中西方已有经验，为政府提供政治、经济、教育、法律、财政、军事等方面的政策参考，同时对现阶段政府和社会的弊端提出尖锐批评，为国家改革做出辛勤的劳动——其中也包括替孙元起这个穿越者背黑锅的重大历史使命。
梁启超的目光依然温暖深邃，眼睛流动的神采似乎在暗夜中也放出熠熠的光彩：“梁某身边的这位名叫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曾留学德国，之前执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想来百熙一定听过他的大名吧？”
孙元起连忙拱手作礼：“原来是章太炎先生誉为‘浙之二将，倾国倾城’的蒋百里校长！孙某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只是缘悭一面。谁知今天有缘相见，竟然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之处还请百里校长恕罪！”
蒋百里和蒋尊簋都是浙江人，都从杭州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的前身）肄业，都曾在日本成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都精通军事，只不过一个是学步兵（蒋百里）、一个是学骑兵（蒋尊簋），故而被章太炎誉为“浙之二将，倾国倾城”。当时，他们俩再加上蔡锷又被称为是“南方三杰”。
蒋百里也是躬身答礼：“方震见过孙总理！‘浙之二将’不过是太炎先生抬爱，百里实在愧不敢当。而且如今‘浙之二将’都已泯然众人，怎么比得上孙总理的学生蒋介石总长、蒋雨岩旅长？那才是名符其实的‘国之二蒋’！”
蒋百里在后世军界享有盛名，尤其是力压日本陆士同学夺得天皇佩剑、在《国防论》中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思想两件事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被称为“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整个日本陆军”。蒋百里之所以能有偌大名声，究其根源，除了本身才智过人外，还在于他的交游显赫，有众多名人的抬爱与捧场。章太炎的夸奖只是其中之一。
在蒋百里成长过程中几乎一路都有贵人提携，首先他出生于海宁的大族之家，他的祖父蒋光煦是清代著名藏书家，所辑刻的《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至今为文献学家所宝爱。在少年时期，他得到时任桐乡县令方雨亭的赏识，而方雨亭是民国时期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卫戍总司令、福建民军总司令、代理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声涛的父亲！
在求是书院读书时期，蒋百里又屡屡得到监院陈汉第的照拂，后来在东北更是多次得到陈汉第的通风报信才因祸得福、化险为夷。陈汉第之后曾历任国务院秘书长、清史馆编纂，而他的弟弟陈敬第（陈叔通）更厉害，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
至于在日本求学期间结交蔡锷、梁启超、张澜、李烈钧等；在德国见习认识廕昌，进而与袁世凯搭上关系；娶妻与海宁査氏搭上关系、女儿嫁给钱学森，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趣闻，毋庸赘述。所以说，一个人自己行还不行，还得要别人说你行，同时说你行的人也得行，这样你才能真正行！
不过蒋百里虽然才能卓著，又有贵人提携，但实在是时乖命蹇。在他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涯中，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但却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而且谋划的战役也大半以失败告终，只能不断颠沛流离于各军阀之间。仕途也坎坷波折，大多数时候是在军事教育界或文艺界混碗饭吃，而不能以军事将领自命。
至于“浙之二将”另一个的蒋尊簋，则是近代诗界三杰之一蒋智由（其余两人是黄遵宪、夏曾佑）的儿子，也算名门之后。如果没有孙元起捣乱，真实历史中他应该在辛亥革命之后担任广东都督府军事部长、权摄广东都督。等浙督汤寿潜改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会被推举接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孰料经过孙元起这只蝴蝶一扇，他不仅在广东没有捞到好处，在浙江也被汤寿潜指定的后继者朱瑞压得死死的，根本没有出头机会。最后被朱瑞以“出国考察”为名礼送出境，再也没有下文。
被章太炎吹捧的“浙之二将”，一个不务正业，一个被扫地出门，确实有负国学大师的期许。他们别说与官至四川都督、海军总长的蒋志清相提并论，只怕眼下与蒋作宾相比，蒋作宾都有些不太愿意。所谓“抬爱”恐怕不是敷衍之词！
梁启超却道：“蒋介石、蒋雨岩是后起之秀，可与百里、伯器并称‘国之四蒋’，假以时日，未必不能与日本史上的‘德川四天王’（指德川家的四位家臣酒井忠次、本多忠胜、神原康政、井伊直政）媲美，也算是中国军事史上之美谈！”
如果有熟悉近代军事史的人听到这句话必然要拍案大笑：要照梁启超这么说，那再加上蒋翊武、蒋鼎文、蒋光鼐等，岂不是可以组成类似于“日本七柱枪”的组合？如果再多拉上一些姓蒋的阿猫阿狗，说不定还能拼凑出像“德川十六神将”之类的合称呢！
“任公，你怎么会认识百里校长？”孙元起笑罢随即问道。在他看来，梁启超是言论界的领袖，蒋百里则是不解风雅的丘八，两人应该毫无交集才是。
蒋百里抢先答道：“当初方震因为避祸逃到日本，想要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而清政府为了防止有叛党掺入，对于进入陆士的学生设立重重障碍。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方震自然难以满足条件，只好冒昧拜托任师从中斡旋，才最终得以侥幸入选。也正是借助这个机会，方震才得以夤缘拜在任师门下。”
蒋百里与梁启超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在历史上，他们曾在一战结束后共同赴欧洲考察学习。这是梁启超初次到欧洲，他本来就志趣广博，对于欧洲的艺术、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无所不好，这回正好比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无奈他只懂得些许日语，对七扭八拐的拉丁字母一窍不通，只好请曾在德国见习的蒋百里充当翻译，因此倚之如左右手。
正好此时蒋百里也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史大感兴趣，他觉得五四运动前的中国好比是中世纪之前的欧洲，急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来摆脱专制和愚昧的约束，进而开启国民的智慧。在1921年回国之后，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并请梁启超为之作序。谁知梁启超下笔不能自休，竟一口气写了五万多字，序言的篇幅与原书差不多。后来梁启超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出版，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为之作序。这是民国学术界上的著名佳话。
“或许百熙还奇怪百里为什么会在经世大学吧？”梁启超接着解释道，“年前的时候，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学生向陆军部请愿，要求撤换校长。陆军部经过遴选，便委派百里去当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