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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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却毁在了英美利益集团手上。

此后，尽管批准了法德协定，但只相当于一纸空文。艾哈德总理领导的政府由于党派不合，鲜有政绩。1964年7月，当记者问戴高乐法德协定的进展情况时，他描绘了一幅法德关系的暗淡图像。在谈到他本人与阿登纳继任者的关系时，戴高乐不无苦涩地说，“你不能说德国和法国还没有就共同制定政策达成一致；你也不能就这一事实提出争议，即到目前为止，波恩还不相信，这一政策应该是欧洲人自己的，而且应当是独立的。”

到这个时候，神通广大的伦敦和华盛顿智囊团已经成功地化解了一个不同于英美大西洋构想的、赞成欧洲大陆政策的强大集团构成的威胁。欧洲政治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战后“被占领的”德国，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像1914年以前一样，英国19世纪针对欧洲大陆最根本的“均势”政策再一次得到了维持。不过，这次英国“均势”政策的重新确立是通过美国国务院插手而实现的。现在是英美直接对付戴高乐的时候了。但后来证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57年：美国的转折点】

为了给美国的工业出口和资本输出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市场，对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市场，华盛顿最初是鼓励的。但英美的某些派系最不想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独立的欧洲大陆。从1957年底开始，当美国经历第一阶段严重的、持续的战后经济不景气时，这一问题就变得十分险恶了，工业停滞不前，失业增长，这次萧条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不难预见，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1939～1943年战时工业形成时，对工业厂房和固定设备的大量投资曾经把美国经济从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中挽救出来，但投资早了几乎20年。到1957年，工厂、设备以及劳动力技术水平都需要更多的现代资源注入，以保持新的活力。到20世纪50年代末，如果还想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工业经济的话，美国需要向劳动力、教育体系以及科技基础再进行大量投资。但是，对美国以及全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不幸的是，当1957年萧条来临时，政策圈子里的人为华盛顿选择的方案明显是错误的。

关于如何应对这次危机，美国政策圈子曾经展开过内部讨论。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等机构起草了各种政策方案。一个雄心勃勃的哈佛年轻教授亨利·基辛格这时候成了洛克菲勒集团的附庸。

这次讨论的议题是如何应对美国经济萧条的深层影响。工业和农业对获得低息的贷款、技术进步以及资本投资的需要，被东海岸自由主义权势集团忽视了。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末，纽约银行已经联合成一个非常强大的金融集团，正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寻找利益源泉。

讨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主席约翰·麦克洛伊。当麦克洛伊的对外关系理事会中的“谋士”为国家准备好政策选择方案后，麦克洛伊50年代末亲自从哈佛大学请来基辛格进行修改。麦克洛伊是华尔街的律师，当时任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大通曼哈顿银行是“石油巨头”的银行。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石油跨国公司以及它们在纽约的银行家把整个世界市场当作自己的领地，而不仅仅局限于美国的范围内。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特阿拉伯比得克萨斯州更具“战略意义”。正如我们能够预见的，这一差别将变得至关重要。

1957年后，通过国家电视台和新闻媒体，美国的政策辩论已经倾向于下曼哈顿地区和华尔街的国际银行家。他们控制了当时刚刚出现的电视台，以纽约为中心，他们可以与麦克洛伊及其朋友们的大银行保持密切联系，还控制了《纽约时报》这样一些新闻媒体，对于纽约利益集团成功推进与国家和人民利益完全相反的政策，这些都非常关键。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被大众称作自由主义的“东海岸权势集团”的利益集团。

【美国工业落入陷阱】

在20世纪50年代末，也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爱荷华的农场主或者辛辛那提的技术熟练工对临头大祸毫无察觉。但是那时，纽约面向国际的银行已经开始准备放弃在美国的投资，转而投向国外的新市场。

亨利·福特曾经声明，他很乐意支付行业内最高的工资，出售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在这一过程中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最先进的技术才能实现。不幸的是，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有政策影响力的组织已经忘记了福特的训导。他们过于迷恋商人们“贱买贵卖”的游戏规则，希望能赚快钱。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公司已经不对以下领域投资了：重建美国城市，培养更熟练的劳动力，建设更现代化的生产工厂，改善国民经济。相反，美元流出美国，流向了西欧、南美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去争夺这些地区价格便宜而且已经投产的工业公司。在福特汽车公司，到20世纪50年代末，会计师出身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就已经接管了公司。

1957年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工业和银行开始追随“英国模式”的工业政策。在产品质量方面的系统欺骗成为当时的流行趋势。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其他的经济学家更喜欢把这一现象称为“货币主义”，但是，它本质上就是英国1846年后的“贱买贵卖”方法进入美国生产领域后的翻版。为手艺而自豪和追求工业进步开始让位于公司的财务“利润底线”——每隔三个月就要为公司股东计算的一个指标。

美国人只需要观察自己的家用汽车就可以看出问题了。1957年之后，底特律不做必要的改进，不使用现代化的工厂设备，也不提高技术生产力，而是开始投机取巧。到1958年，通用汽车公司雪佛兰牌汽车使用的钢材量只有1956年的一半。不用说，结果必然是公路死亡率剧增。国内钢铁业的状况也反映了这一巨大下降。美国钢厂1955年生产的钢材中有1900万吨用于汽车生产，但到了1958年已经降到1000万吨。到20世纪60年代初，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因素”逐步变成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都是有害的了。

1958年，美国工人购买雪佛兰汽车需要支付更多的金钱。麦迪逊林荫大道上华而不实的广告，采用巨大铬合金进行装饰，以掩盖事实真相。美国工业已经陷入系统自杀，那就是欺骗消费者，以弥补下降的利润。但是，就像一个从20层楼落下的醉汉，刚开始他以为自己是在享受自由飞翔。大多数美国人意识不到，20世纪60年代的“后工业”走向对以后10年甚至20年的真正含义。

【启动美元战争】

以较低价格购买西欧的公司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因此，纽约的银行开始抛弃美国市场。由于战争，工业崩溃，欧洲当时正好需要大量的资金。结果，欧洲不得不支付非常高的利率，吸引当时唯一的“国际”货币——纽约大银行的美元。

大通曼哈顿、花旗等银行趁机在欧洲牟取暴利，对它们来说，投资欧洲的利润通常是投资市政债券用于重建美国的污水系统、桥梁或住宅的利润的两倍。问题是，华盛顿害怕疏远强大的纽约金融界，拒绝以任何严肃的方式讨论这一重要问题。资金逃离美国，到国外牟取高额利润去了。

到1957年初，二战以来美国资本输出第一次在数量上超过了资本输入。1957～1965年，美国每年对西欧的资本输出净值从不到25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470多亿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

但是，如果当时流出的只有美元，那问题还简单一些。问题是，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开始连续下降，有时甚至是急剧下降，尤其是在1958年以后。战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迅速崩溃，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并不关心这些。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纽约银行的声音，1957年经济萧条以后，大的石油公司以及大的美国公司正在转向美国之外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以提高利润率。

20世纪50年代末，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曾经在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占绝对优势的美元，彻底变成了劣币。当西欧再次着手实现工业独立时，其生产率远远高于美国，到1961年初肯尼迪总统就职以前，美国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1944年美国谈判代表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了他们关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条款，他们建立的这个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基础是“金本位制”，在这一制度下，所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成员国都必须同意固定他们的货币价值。但是，其货币价值并不是直接相对于黄金固定，而是直接相对于美元固定，而美元相当于固定重量的黄金所具有的固定价值，即每盎司黄金35美元。

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是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经济大萧条时定的，一直沿用了下来。尽管爆发了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25年多的时间里，美元对黄金的比率一直没有改变。

只要美国能一直维持西方世界唯一经济强国的地位，这些根本性的缺陷就可以忽略。战后的十年间，欧洲的重建以及为了经济复苏购买美国和英国的石油都急需美元，美国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黄金储备。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当欧洲经济开始以超过美国的速度增长时，很多人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里固定的某些安排必须作出改变了。

但是，在纽约银行界越来越强大的影响下，华盛顿拒绝按照它在1944年强加给同盟国的规则行事。纽约银行开始投资于国外新的资源，牟取更高利润。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任政府都没能有效地阻止大量的投资外流，这就是导致20世纪60年代国际货币危机的症结所在。

纽约的国际银行家并不急于做广告，因为他们并不依靠对美国未来进行投资来获得巨额利润。根据1967年1月提交给国会的总统报告，在1962～1965年间，美国公司在西欧投资的盈利水平都在12％～14％之间。而对美国工业进行同样投资的盈利水平还不到在西欧的一半！

银行业悄悄地游说华盛顿保持现行政策。它们继续在欧洲持有美元，而且不急于把利润运回美国，投资于美国的发展。这就是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它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威胁整个世界货币体系的症结所在。

当然，如果美国国会和白宫坚持，运用税收和信贷政策，以公正的收益率引导这些美元资金投资于美国工厂和设备、先进科技、交通运输设施，投资于改造日益陈旧的铁路系统使之现代化，投资于开发对美国工业出口潜力巨大的第三世界的市场，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这些都是利好。对美国来说，这也许是更加明智的选择，但是，对某些神通广大的纽约银行来说，却并非如此。

在一段时期内，例如十年，如果一个国家以同样的技术水平生产同样数量的适销物品，但是发行的货币量却相当于以十年之初的价格计算的物品总价的两倍，“消费者”把这一结果称为巨大的物价膨胀。比如，买一片面包在1960年需要两美元，但在1950年买同样的面包仅仅需要一美元。由于美元的统治地位，当这一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