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文选-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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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领导，分工负责。责成商业部负责对全国副食品的经营领导。同时，要在各地党委、财委领导下，拟定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商的经营比重，分别拟定购销计划，达到城乡、内外的统筹兼顾。在经营上，国营商业部门和合作社应作如下分工：肉类、蛋品、水果的批发和出口，由国营商业经营；蔬菜应由城市消费合作社建立必需的菜栈，与郊区蔬菜生产合作社订立购销合同；水产目前仍由国营和合作社经营，食品公司成立后，逐渐由食品公司担负经营的主要责任；干菜的批发由国营商业、合作社共同经营；小杂粮由粮食部负责供给粮源，城市供应由商业部负责。
六、增加生产。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及出口量的扩大，今后必须增加副食品的生产。在不影响粮食增产的前提下，应适当增加畜产品、蔬菜、水果等的生产，并应加强对猪疫的防治。农业部应作专门的研究和布置。
*注「这是陈云同志主持起草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注「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230页。」）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事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注「四中全会——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在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进行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第230页。」）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妨碍党的团结，不幸发生党的分裂这样一种危险。如果我们不严格地防止它，那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讲起这样的事情是不愉快的，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过去有许多同志设想，像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可能不再在我们党内出现。理由是什么呢？有这样几条：第一条，党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革命已经胜利，干部都经过锻炼，都希望我们党里不出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第二条，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就可以不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第三条，说我们有毛主席在，大概可以不出，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万岁”上。
现在看来，这三条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这三条，我看还不足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再出张国焘这类的人物。我们党是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头，现在阶级没有消灭，就是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这种社会情况、阶级意识还会反映到党内来。我们党内的情况是，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之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笑声）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所以，希望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这种好心肠，我看是会落空的。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是很危险的。
这次会上，被批评的同志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改正，一是不改。现在他们开始检讨自己，哪怕检讨不彻底，我们也是应该欢迎的。瞿秋白（注「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一九三五年二月，在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一九八○年十月，中共中央为瞿秋白恢复名誉。——第231页。」）同志讲过，水牛转弯不大容易。这是常有的。我希望他们能彻底改正。但是我现在要说，就是这些同志改正了，以后是不是还会出？过去出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绝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要犯错误。宁可说，可能出现。至于乱子是否闹得像张国焘那样大，可以分裂党、分裂军队，那要由条件来决定。出是可能的，但是乱子闹得大不大，要看当时的具体条件。我们不要高枕无忧，认为党内不会出怪事。
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我看只靠教育也不能保证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马列主义的教育，当然有很大的作用，我们是相信这个主义才来干革命的，我们必须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教育，这是肯定的、无疑问的。但是，我看不能因为有马列主义教育，以后就不出问题了。张国焘不是老党员吗？他比一般干部受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少吗？但是他叛变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
至于说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是否可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呢？也靠不住。我看，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
那末，我们翻来覆去地想一想，可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危险，就没有什么办法防止了吗？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行年有四十几岁的，有五十几岁的，有六十几岁的，也有七十几岁的，将来一批一批地都要死去，同时一批一批地补上来。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关键是什么呢？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末，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个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是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嗅觉，千万不要“伤风”。我看这是我们党的团结的可靠保证。再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
在胜利的环境中高级干部不要头脑发昏。我们想一想，一九四五年七大（注「七大——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第233页。」）到现在，跌了大筋斗的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哪一个同志不是因为骄傲，背上背了一个大包袱，上面写着两个字，叫做“正确”。背了“正确”的包袱，就会跌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