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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4章

小说: 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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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答应。父亲只想做个纯粹的学者。丁先生只得黯然告辞。

半夜里居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又是丁文江。他傻傻地立在门口,欲言又止,后来结结巴巴地,只说肚子饿了,你这里有没有东西可以果腹?父亲请他进到屋里,把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方方的铁盒,是上海的名牌“金鸡饼干”,整盒地递给他。

丁文江先生打开饼干盒子,一片一片,慢慢地吃。两个人,四只眼睛相对,该说的,都已说尽。可想而知的是,在那个寂静的半夜里,昏黄的灯下,只有丁先生咕咕嘎嘎吃饼干的声音。→文¤人··书·¤·屋←父亲看着这个可怜的说客,只因为国举才,都快要把整盒饼干吃光了,万一胀坏了肚子怎么是好?

人命关天,把心一横,就跟他说:

“你快别再吃了,回去睡吧,我答应你就是了。”

丁文江闻言大喜,鼓腹而归,开开心心地睡了个好觉。

后来丁文江先生做地质调查时,死于矿坑中的煤气中毒,得年只有四十九岁。

现在台北“中研院”应该还有一幅丁文江先生的油彩画像,那是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前两年在大陆有规模空前的徐悲鸿回顾展,收集了他生前所有的作品,但是独缺这一幅非常精彩的人像。这一幅作品,是丁文江先生的胞弟丁文渊先生托父亲带到台湾的,后来父亲把画像交给了“中研院”,也不知道这件作品目前情况如何。

丁文江先生画像,画家徐悲鸿的力作

父亲有一篇重要的论文,就是为了纪念丁先生而写,那一册大大的论文一翻开,封里就是那幅彩色的徐悲鸿画的丁文江先生像。在五六十年前,印那么一幅四开彩色铜版纸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这一笔印刷费,穷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筹到的?

二○○六年,我初履四川,又终于到了重庆的沙坪坝,找到当年从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现在已名为重庆大学了。我悄悄地参观了艺术学院,就在父亲当年上课的理工学院旁边。同在该校教书的画家徐悲鸿、傅抱石,虽非同科,却让我觉得分外亲切。

丁先生去找父亲,后来就有了父亲在东沙群岛的故事。这要从父亲善泳开始讲。

父亲在台大任教的几十年,到了夏天,除了教书跟做研究,其余的时间都泡在水源地的河里,风雨无阻。台风天刚过,河水高涨湍急,他照样来来回回地从此岸游到彼岸,偶尔岸边还停放着一具草席掩盖着的、溺水而死的尸首。好天气的话,他可以顺流而下,从水源地游到当年名为川端桥、后来唤作中正桥的对岸,他走入竹林,去同乡“立委”王洽民王叔家吃晚饭。他们情同手足,我也常去玩,甚至住上几天,兄弟姐妹个个都彼此相熟,但我是搭三号转五号公车去的,父亲却省去两张公车票。有意思的是,他出现的时候身上穿得很整齐,因为他能够两只手轮流擎着他的衣服鞋袜泅水,多半是除了内衣裤,还有一袭长袍一双皮鞋,不沾水干干净净的。到竹林里换好了再串门子去。

父亲去世多年之后,我到他的母校,仙台的东北帝大,自己进去参观了一番。只要再搭一两站的小火车,就是有名的日本三大名景之一的松岛。

在松岛海边一看,对于为何父亲善泳,立刻恍然大悟。

原来松岛海面有好几十个小小的岛,个个上面都是千百年的老松,从岸上望去,就是一个个修饰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盆景。岛与岛之间,相距不远。想当然耳,年轻的父亲在日本的夏天,就是从这一个岛游到下一个岛,从从容容、不慌不忙。据他说,游泳就该像走路,人能走多远,就该游多远。事隔六十年,我还没有听到别人说过同样的道理。

这个游泳的本领牵连到东沙群岛的某些发现。

小时候,曾经见过一幅父亲在水底的黑白照片,身边海带、珊瑚围绕,他戴着潜水镜,半立在海床上,手里抓着什么也不记得了,当时觉得他真了不起,能潜到海底,还能摆出这么样的架势!

后来方知,他亲自在东沙群岛做了许多研究工作,而且得到许多学术性的发现。他潜入海底做探勘时,也发现了海床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对于珊瑚他很内行,计算出这些珊瑚在什么深度、什么温度等等条件下的成长时间,推断出应属五百多年前的明代,由此进一步证实了那一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

父亲去世后,“总统府”的褒扬状上也记上了这一笔。我曾经以此事请教父亲,他的回答很简单:

“在学术上没有多大价值。”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流亡校长

看来父亲一生只会做研究,却也有过一点行政经验。

他当过东北中学的校长,应当是抗战时流亡的东北中学校长。从北平到大后方的四川,一路流亡了一两年,随处驻校,随处迁校,中间也换了好几位校长,父亲应该是把学生带到大后方的最后一位。

这个校长当得如何,不得而知,许多事据说主要都是由教务长处理的。学生当中,国共双方的都有,有冲突的时候会找校长处理,他是怎么处理的,我也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件小事,提起来,许多当年的学生依旧回味不已。

流亡学生当中,都是年轻人,还有女生,而一路翻山越岭,有时要在野地里扎营造饭,辛苦不在话下,安全更是问题。那个时候的中国,盗匪横行,城市都不保,遑论乡野山林!

这位校长在出发之前,吩咐学生买了一大捆铁丝,另外再要他们买些大红纸。

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总之,扎营造饭。但是校长却要学生先找一些树枝,在营地四周插好,然后围上两圈铁丝。学生依命完成,校长就让人把红纸取出裁好,以毛笔写上“小心电网”四个大字。大家就只准在这两圈“电网”里活动,谁也不得迈出一步。

果不其然,山匪发现了这么些位老师带领的年轻学生,当然有意打劫,却又见到了几张大红纸写了几个大字,山匪大多是文盲,不敢造次,立刻上山把师爷给请了出来。师爷是认得几个字的,不仅如此,还对于“电网”很有一点儿见识,师爷看了又看,想了又想,便跟山匪头目说,对这个玩意可不要掉以轻心,电是见不着却很有威力的东西,到你知道有电没有电,就太晚了,早让电给电死了。何况,电还有吸力,老远就能把人给吸了去,一吸上就再也拉不开,谁去拉谁跟着一块儿给吸住电死!

头目一听,这还了得!赶忙下令撤退。

我看这是继诸葛亮的空城计之后,唯一而且地道的空城计了,何况并非小说杜撰,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一群年轻的学生,虽然沿途吃了许多苦,终于抵达了大后方的重庆,继续读书。

听父亲的学生说,跟父亲出去做地质调查,睡在野外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严寒有时酷热,还要躲避各种毒虫野兽的骚扰。但是最可怕的还是人。他在中国西南做调查的时候,就曾经死里逃生。

那一次有几个人一起作伴。因为地质学家常常要打标本,都是石块,就得随身带着许多沉重的工具,人力当然背不动,得雇几匹骡马才行。

走着走着,忽然间耳边闻得枪声大作,山腰里出现了十几个骑着马的土匪,飞驰而下,几位学者哪见过这种阵仗?纷纷四散逃命,土匪便一路追赶,鸣枪示警,就在这样的追与逃之间,一位同伴居然中弹身亡!

只有父亲,听到枪声,便站立在原地不动声色,土匪喝令把骡马背上沉重的行囊打开一看,不过是些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锤头,很是诧异,为首的禁不住问道:

“就只带着这些玩意儿,还跑什么跑?”

言下之意,也觉得那位当场让他们给打死的学者死得冤枉。他们问父亲,你们是干什么的?父亲跟他们说了来历,他们一听说是做研究的教授,马上态度转为恭谨。又听说他姓马,这下子更加的热情了,因为这一帮土匪里还有当年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部众。忙不迭地请父亲等人上山,当了几天他们山寨里的贵宾,以老虎肉相待。

父亲的学生说,从此以后,马先生出外做调查,一定要求学生,只要一扎好营帐,就得马上摊开所有的工具,晾在帐外,让任何路过的人都看得清楚。防偷防抢,莫过于此。

常常要做田野调查的父亲,上山下海是家常便饭。父亲能够受穷受苦,依然体魄强健心胸豁达,此中必有关联。他的学生跟我讲,父亲做野外探勘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扎帐棚,采撷野菜野果。他能分辨各种植物的特性跟作用,除了基于现实之需要之外,也跟早年在日本的接触有关。

后来我在仙台的东北帝大,发现了他们有个药用植物园,各种奇花异果纷然杂陈,分门别类编卡编号又作说明。怪不得了,父亲应当在早年的时候常常来此地参观学习,他一生除了专心于地质学的研究之外,自然科学,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能吸引他的注意,看来一株平淡无奇的小草,他不仅能够指认出名字,也能对于科目、类别、作用说上许多。我至今对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如天文,依然维持着高度的兴趣,不得不说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虽然他也没有刻意教导。

父亲与台大

第一次进入台大,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也许非常小,小到认不得地方。然而父亲与台大,在我眼中,就是他的一生一世。

父亲称台大为“大学”,他说的大学,一定就是台大。东海成立的时候,创办人曾约农先生三天两头到我们家,个子矮矮的,光着白头,一把长长的白须垂到胸前,是曾国藩的曾孙,长得比曾国藩漂亮得多。好像也是住在青田街附近,望之如神仙。当时我还在上初中,后来想想,他原本的专业也是地质,自然与父亲是旧识,当时常常到家里来,应该是为刚开创的东海大学挖角的。

父亲始于台大终于台大。

刘绍唐先生当年创办《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在整理史料方面的贡献很了不得,特别是由于国共誓不两立、真相十分不明之际,满足了许多人的求知欲。然而我常常想,胡适早年提倡写自传,他自己写了一本《四十自述》,又写了一本《丁文江先生的传记》,然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为自己再写什么传记。

今天要是重新检视《传记文学》的目录的话,我相信,学者的自传不会多,政客、军人似乎要多些,有的就是自己写,或主动,或被动,别人代笔也会写出来。

学者的注意力总是在学术方面,前瞻多于回顾,他们看待研究的对象,远重于他们对于自己的关切。钱穆、林语堂,都是在八十岁之后,才写了一点点回忆录,他们不会那么自我膨风,觉得有多大的价值可以写什么传。学者的传记不好写,写出来,容易读的也不多。学者的研究跟他们的生命,根本就是一元的,便是兵荒马乱,生死交关,他们常常也察而未觉。

印象中父亲谈话总是围绕着他的研究与发现,也可以想见,面前的谈话对象大多也是学者,否则人家也听不懂。

我收到过一封父亲的家信,上面只有一句话:“要好好读书 父字”,一共七个字。但是他一生写了一百多篇论文,退休了还是在写,只是难得写家信,他一定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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