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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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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又一遍,早晚各百遍。然而三天以后,姑丈还是死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的那一套白底蓝色条纹睡衣,是我父亲的,对他显得太宽太大。这景况,几乎总结了此人一生的荒谬与凄凉。

不久,父亲回来了,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对话,几天之后,我不告而别。我不给父亲了解事情头尾的机会,特别是在其中我的努力。这是一种苦肉计式的报复,“只是当时已惘然”,年少的我,没有去解读这么不可理喻的出走是多么的不智,多么伤害老人家的心。

然后,我就住在台北车站前的垃圾广场边了,直到吴英荃伯伯把我带走,又去考大专院校。

艺专影剧科一年级的时候,父亲结了婚,对象依然是日本人,小野千鹤子女士,我的继母。一个不怎么聪明、非常善良、没有心眼儿的人。比父亲小三十岁,一连又为父亲生了三个孩子,一男两女。

父亲与继母在青田街寓所前,摄于一九七○年代,那是他一生难得享有家庭快乐的岁月。

虽然跟父亲不来往,我会回到在同一院子边上的姑妈家盘桓,说上许多话。也见到了继母,那位总是和和气气的女人。姐姐正在准备出国留学,好像台大毕业的都要经过这个仪式不可。毕业之后,等当兵之前,我居然当上了崔小萍老师导演、陆建邺制片的《窗外》的助导,父亲很高兴地主动借出屋子作拍摄之用,于是我自自然然地回了家。从前种种,好像从没发生过。

接下来是服预官役,退役、回家、待业,一连串在台湾的男孩人生必经之路。

这时姐姐已在美国读书了。我成天找工作,报纸上看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写着个“限本省籍”。我成天为就业问题烦恼,却一点进度都没有。家里添了个混血的小弟弟东光,继母手忙脚乱地度日,但是经济情况一天比一天差。此时家用已经两家各自独立,姑妈那边,因为大表妹接续姑丈的工作,又补上了正式员工,可以自立自足了。

也是事出猝然,父亲忽然语气严厉地对我说:

“看你整天懒懒散散,一点活儿都不干,明天起给我扫院子抹地板!”

这话说得很明白,我不能在家白吃饭了,因为继母只跟父亲说:

“在日本,男孩子长大了都会自立。”

她不会知道,父子间那么难得的复合,就此断送。

岂仅日本,古今中外皆然,男儿志在四方,怎么能够尸位素餐?只是,待业才一两个月,继母也太性急了些。

我第三天就搬出了家,带走了一板车的书,顺手拿走一个姐姐出国留下的水壶,继母却要求父亲追了回去。

行到水穷处

这些事情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艺专同学张新华兄住在六张犁黎和里,是十五路公车最后的一站,当时非常偏远,承蒙张新华的父母亲张维纲伯父母帮忙,不仅为我找到山窝里的一处住所,天天还在他们府上吃饭。前后大约有半年之久。

那是我最艰困却也是最快乐的日子。张伯伯是从大陆撤到台湾来的最后一批军职,先前是一位少将师长,但此际再也没有叱咤风云的舞台,只能屈就一个公车站长。他是虔诚的基督徒,豪迈热心,旷达风趣,每次饭后,我们谈古论今,大似渔樵江渚。我成了张家的一分子,父亲家里的那些阴霾恍若前世。

从马路边的张新华家,到山窝里的居停房舍,走路也要二三十分钟,而且不可能有车代步。每天来来回回地走,身体也强壮了几分。那是前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先生的房子,以其当年的功业而论,这一所小平房确实不太相当,只是掩盖在杂草野树中的小小砖房而已,李主席难得一见,房屋是交由当时担任军职的侄子侄媳,带着三个孩子使用,前面一列有一间空房,他们听到张站长提起我的问题,只一句话:“茫茫人海,随手行个方便就是了,来住吧。”

此后我便有了着落。

李品仙主席的侄子姓苏,也任军职,然而为人儒雅,言语不多,和善而诚恳。太太也是军人,姓杜,在山下和平中学当教官,跟她先生的风格很不一样,热心豪爽,心直口快。我们不常相晤,却相处得很好。

现在台北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当年的台北市也有那么样人烟罕至之地。从公车的终点站黎和里骑了单车,一路上坡的窄路,到一个小到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见得着的路口,就得把单车靠着山壁放在一边了,自此步入杂草遮蔽的小路,曲曲折折又转上山去,穿过巨大的蕨树和一些相思、尤加利、野榕等密不见天的蜿蜒山径,再往上爬,才见得到那处两排的砖造小屋舍。门虽设而常开,那是事实,因为门已经长年未关,根本关不上了。况且不用走门,山坡上进得此屋的入口,四面八方有的是。

抬头尽是碧树、山头与青天,耳边听得到的,除了虫鸣鸟语,只余风声雨声。游目四顾,但见层层交错,深浅明晦,细看有几百种的绿。张新华常常来陪我,并不寂寞。在这个山窝里,有的是时间,而且仅仅用来读书,读世界各国的名剧,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罗素的《西洋哲学史》,点读了许多的元人散曲与杂剧。当时随身还带了几部大书,都是二次大战之前日本平凡社等发行的艺术类著述,虽然不通日文,却把整部五十余册的日本画大成,其中包括中国绘画,还有书道全集,当然有更多的中国书法,还有一部专论陶瓷器的《名陶我观》,全都翻个透透,内文也常常趁便根据汉字摸索。此后数十年至今,钟情艺术几至不可自拔,那一段的山居岁月,影响至大。

当时生活所需,几无来处,好在吃住基本没问题,另外则不免花到了一位女友的钱,但是她后来嫁给了别人。

她常常到路程这么不方便的地方来看我,我送她回去的时候,也是天都黑了,山路难行,路又湿滑,她回到家,应在一两个小时以后。

仅有的收入是一点点影评稿费。出门看场电影,要省车钱,就从山上骑车到西门町,买票看了电影,在冰果店写好了影评,直接交给正在峨眉街民族晚报印报机旁上班的黄仁先生,然后再骑车回到山窝,路上要耗去两三个小时。每星期一两次,在完全不同的冷热两个世界间穿梭。稿费少得可怜,然而精打细算还是可以应付若干必需的问题,并没有觉得日子过不了。当时最大的梦想,便是有一间,只是一间自己的屋子,放得下一张床、一副桌椅、床下有一口箱子,有书读,一辈子也就够了。我还画下了这间屋子的想象图。

对于世俗人生,我已觉得疲惫不堪,那时刚满二十四岁。

坐看云起时

与父亲重新对话,已在离家的两年之后。

形势比人强,我并非走投无路,却只得硬着头皮回去找父亲,希望他能答应一件事,就是在我的婚礼上当主婚人。

山窝里的岁月中,也常常在中广打零工,录点广告、广播剧、政令宣导短剧,有的时候也帮主持人写或是译点稿件,赚点他人眼中的零钱,于我却是必需的收入。另外则在台大的史丹福中心教华语,经济终于稍微稳定,不再惶恐度日。

后来搬离了山窝,在泰顺街租了间小日本房,屋主姓龚,福州人,有了些年纪,一子一女,还没上大学,也都十分安静和气。我时不时地拖欠房租,他们却从不催讨。他们一家四口吃什么点心,便送来一碗,放在拉门外,从不进屋打搅。房客有自己的洗手间跟淋浴间,好在我也没有什么交往的朋友,安安静静地相处,承受他们不着痕迹的照应,至今掐指算算,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离去前我忙于结婚,连一声谢谢都没有来得及说。打零工的人也有恋爱的权利,特别是刚刚失恋之后。一追上了公认的美女,立刻就要筹备婚礼。准岳父对我爱护备至,我想到在婚礼上假如只有他一人,实在让他们府上难堪,我决定硬着头皮去找父亲求和。其实,连结婚典礼的日子场地都定了,新娘子虽然年纪轻,才二十二岁,已经是有名的西洋音乐节目主持人,而我竟依然无业,消息只得极端保密。

我回到青田街去拜访父亲,试着邀请他作为我的证婚人,想着成也结婚不成也结婚,心中也就十分坦然。

父亲竟把我当做客人一般地接待,很客气,一听说我不久就要成婚,马上笑逐颜开,原先我担心的问题就此化为乌有。我虽然仍是个穷光棍,还是开心地等着婚礼。反正礼堂上要穿的用的衣服鞋袜等,全由准岳父帮我打点了。

史丹福中心就在台大靠舟山路的边缘,出了侧门就是地质系,当时父亲还未退休,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见到父亲从窗外的几棵巨松下走过,就会马上讲不出课来,只顾怔怔发呆。

那天我在走廊上遇到了父亲,他依旧是一袭长衫,他好像刚从行政大楼出来,我问道爸你今天有课吗?没有,父亲笑眯眯地说,我来借几个钱,好给你媳妇买个什么。

我一时噎住,半个字也吐不出,恍过神来,父亲却已经走开了。

我带着准新娘去见他,父亲穿上刚刚洗烫笔挺的长衫接待她,这让我想起在若干年前,还在上中学的时候,要是带着同学回家,向他介绍,他必定起身立正,规规矩矩地一鞠躬,又报上自己的全名。我从父亲那儿学到的,一生也只有这么一点儿。

结婚典礼酒席上,新人互相敬酒。两旁的傧相分别是新郎与新娘的表弟表妹。

婚礼当天,是我见到父亲最开心的一天,如今想来,也许是他一生里最开心的一天,包括他自己的婚礼在内。中山堂光复厅,是当年非常体面的地方。

这一天莅临的大部分都是女方的宾客,席开六十余桌。我所有的长辈也都莅临致贺,父亲间或用他那流畅的日语,跟许多好久不见的本地老士绅交谈。其中也有不少的老友,为我们的父子关系终于解除了紧张,松了一口大气。全场宾客穿梭不绝,在礼堂的任何角落,也都听得见父亲那很经典、很洪亮的笑声。

繁华落尽

地质学,我知道的等于零,多年以后,方知这门学科研究的并不仅是地上地下的什么质而已,而是天文、水文、气候、生态自古至今无所不容的一种科学,动辄以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为单位,能从一块打开的鹅卵石读出许多复杂的自然历史。过去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以亿万年为单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地质学是这样的,就像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数学是唯一可以科学证实的真理,可以适用于无限的时空一样。要是在当初有人告诉我这几句话,我相信我可能早就放弃了文学艺术。

父亲以地质学大结构研究为一生志业,我亲眼看到他那么仔细地,在一张油纸上,用毛笔描摹显微镜下岩石的切片组织。他戴着厚厚的眼镜,咬着下唇,对照着摄影片,画下岩石或是珊瑚的微琐细节,线条丝毫不差。

他用一个定做好的透明半圆,上面有已画好了的经纬度,在一个好大的地球仪上,套来套去,他在查对几亿年前气候之下的海洋温度、地表状况、天文水文,找出数据,然后对照细微的化石切片,试着证实出什么。我想父亲拥有着金钱怎么样也买不到的财富,名位怎么样也换不到的满足。

但是,这样一个可以把全宇宙投影在自己脑壳上的科学家,在生活上的笨拙,连小学生都不如。

书房中与父亲的大照片合影,这张照片是父亲得到第一届“国家科学奖”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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