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陈染散文集)-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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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份莫名的期待，我和母亲是如此相同。
我们通常喜欢选择在陌生而安静的胡同里瞎走，特别是那种细肠子似的幽深的窄巷，一扇扇残损的木门掩映在树阴里，临街的窗户低低地挂在胡同的一边，路人伸手可及，使我常常替窗子里边的秘密或安全担心。我们一边走路，一边想象木门或矮窗里边的故事
。我们还可以想象此处正是“伦敦的郊外”，也可以想象另一处地方是墨尔本的住宅区。
事实上，我们也的确在瞎走中无意地获得过。比如，我们曾在三里屯的一个街角处，发现一家专卖艺术装饰品的小店，“酷”得很有风格。那天，我和母亲走进小店后，几乎同时被一扇墙壁那么大的一块亚麻布吸引住，这张乳白色的亚麻布上有几行不太像样的毛笔字，仿古的一种什么字体，看不大懂。稚趣、艺术感以及一种对权威意识的不屑和反叛，跃然布上。问及这块亚麻布卖多少钱，售货小姐答说不卖，说那是店里的装饰品。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你们若是喜欢，也可以卖。接着她说了一个很大的数字。我和母亲互相看了看，就走了。那一段时间，我正面临装修新居的麻烦，我不会画画，商店艺廊里的那些商品画显然是引不起我的兴趣，而新居的墙壁又需要装饰，于是，使用亚麻布的思路便在这时豁然打开了。说学就学。我们先到美术馆买来了亚麻布和很专业的颜料－－马利牌”书画特黑”。然后，母亲执笔（母亲的毛笔字向来是训练有素的），我谋划内容和图面结构。我策划了不居中、不对称的布局，让母亲用大小长扁不一的篆体字，在亚麻布的右上端，书写我自拟的一服常用中草药方子，字迹占用的面积并不多，我们让大片大片的亚麻布沉着地空白着，就如同人们没有表情其实正是一种表情一样。最后，我们钉上一条显得粗糙的木线，然后就把它挂在门厅的墙壁上。它硕大得几乎占用了整整一面墙。它的内容－－中药方，质地－－亚麻布以及它的形式感－－画一样的字和不对称的破坏常规的布局结构，无疑都展示着制作者本人的生活姿态、艺术倾向以及世界观。这是在任何艺术专卖店里都买不到的，无论多么高档的，都无法如此贴近我本人的风格。
我和母亲合作的这件装饰物，现在就挂在我自己家的门厅。这算是我们瞎走时意外的收益吧。有一天，母亲陪我到地坛公园一带的《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领取稿费。办完事，我们就沿着护城河河沿像往常一样向东瞎走，树阴遮挡了西下的阳光，我们隐埋在阴凉里一边闲散地走着，一边东看看西望望。河床斜坡上边就是拥挤如潮的车流，而一坡之隔的河沿边，却是异常的寂静。我们偶尔在一个悠闲的钓鱼者身后站立一会儿，看看有没有鱼儿上钩。然后，继续走。我们猜测着某一位纳凉人的身份，或者猜测擦肩而过的一对男人和女人的微妙关系。我们一直走到”禁止前行”的木栅处，才停住脚步。离开河沿，攀陡坡上了马路，然后折进一条幽僻的胡同。
我们在这条胡同里发现了一个寺庙－－通教寺，这是我在北京第一次看到尼姑的寺庙。
推开重重的木门，探头向里边张望，正有一个尼姑款款走过来，她身着浅灰色粗布衣，秃着头，相貌端正灵秀，脸色十分苍白，一望可知是在那种长年不见阳光的阴郁的庙堂里久呆的缘故。她看上去还很年轻，20多岁至多30岁的样子。不
知为什么，看着她一步步走过来，我心里忽然发虚，一时紧张得不知如何与走近的她搭讪。倒是母亲临时抓到一句话，说：“请问，这里能参观吗？”尼姑一边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一边摇了摇头，说“不”。她多一个字也没说，就消失了。我和母亲呆呆地立在那儿，不好往里边走，又不想就这样空空地出来。迟迟疑疑地四处张望了一会儿，还是退出木门，离开了。
从离开通教寺大门的那一刻开始，我心里就乱起来，一串连一串的问题波涌而至：一个尼姑，表面的平静之下，她的内心世界里都装着什么呢？她读过很多书吗？她的感情是忧郁是冷漠是绝望还是激昂？她每天单调的日子是怎样度过？外面咫尺之隔的繁华世界对她不构成诱惑吗？她是否拥有过爱情？一个斩断或隔绝了爱情的女人是什么力量使她生活下去？她的欲望呢？她与亲人如何相处？她还需要朋友、需要理解吗？她是否比我更懂得人世的炎凉与艰辛？一个在事业上或者在情感上成功的女人还会选择这里的生活吗？．．．．．．
许多问题一下子将我占领，脚步沉甸甸的。默然地走了半天，我说，“将来实在不行了，就来这里安度余生吧，养心怡性，读书娱乐，也算是个平静的收场。”
母亲和我都没再说什么。
我记住了这个地方。
这已经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但瞎走的乐趣我们至今延续着。
扔
扔
起了一个大早。母亲到黄村那边的房子与她的朋友们聚会去了。趁她不在，我抓紧时机从厨房、卫生间、衣柜、抽屉、阳台、壁橱等等地方搜寻“破烂”，眼睛睁得大大的，扫荡般地掠过家里的各个角落，随手一理就是几大包，稀里哗啦赶快统统扔掉。免得她在家里叫唤“这个宝贝不能丢、那个宝贝要留下”。其实，如果我不扔那些“宝贝”，她是永远也想不起来它们的；而我若是偷偷扔掉了那些“宝贝”，她也是永远发现不了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家里的废物，但是如果让她扔掉，她立刻就会把它们当成宝贝。
这已是多少年的经验了。
以前，我就曾经说过，一个现代的家是要靠不断地扔东西才建立起来的。
母亲每每总是说我败家子。
这是两代人的观念问题，已无法改变。
冬日暖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我的手臂上，那光芒追逐着我的手跳来跳去，欢快的橙黄色在我的指缝间渗漏成一朵朵菊花状的影子，一股逐浊生新的馨香。
家里的“废物”之多，常人难以想象
。道士穿的鞋、旧货店里的油纸风筝、半截手指长的装胡椒粉的小玻璃瓶、寺庙里的木鱼、木偶戏团用的驴皮影、活野鸡身上拔下来的翎子、麻栎疙瘩雕成的十八罗汉、旧货市场上的蟋蟀罐子、拆迁废墟上的一块碎瓦、哥哥小时候穿的挡风屁帘、圆明园犄角缝中的一截残损的树根、古玩城的玉带石香砚、五七干校时乡村耕牛翻地用的一片锈铁犁．．．．．．当然还有一些国外的玻璃酒具、木雕烛台、银制器皿等等，无论贵贱，全是我母亲收藏的对象。几十年积攒下来，家里东掖西藏，爆满之景观可想而知。
被我母亲买回（或留下）来的其中不少东西，其实专门就是为了扔的。我扔了几大包“垃圾”之后（好东西自然是留下来的，比如玉带石砚；麻栎疙瘩十八罗汉），心里干净了许多，也轻松了许多。油然升起一股被压抑了很久之后的释放感。
扔东西实在是一件惬意而生瘾的事情，常常是一“扔”而不可收，扔起来就没完，越扔越痛快，越扔越明亮，越扔越昂扬，心里也越扔越宽敞。幸好Ｒ打电话过来，打断了我的愉快劳动，方才暂且止住。
我汇报说，正在对母亲的”宝贝”进行偷袭扫荡。Ｒ笑，说，这也是他春节的项目之一，他母亲连废纸箱都不扔，说是可以装垃圾用。于是，攒了满阳台的废纸箱，落满灰尘，小鸟都在盒里做了窝。这下它们本身就成垃圾了。
我放下话筒，到卫生间清洗干净手臂，然后坐在沙发里定定神，想：暂且手下留情吧，还是留下一些可扔的东西，待下次再享受这种“扔”的愉快。
继而又想：扔，其实是一种建设，是一种哲学。所谓不破不立。
无论对于日常的物质生活，还是对于僵硬传统的文化或观念，我一向喜欢”破坏”一些什么的那种感觉，也许这里边蕴含着一种新生和创造的开始吧。
找啊找
找啊找
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我母亲花费在找东西上的时间更多的人了。她每天都在找，就是不能物归原位。出门前等候她找钥匙和钱包，已是我的必修课。每每我总是想起一则小故事，说是一位先生在携太太出门前总要等候她很长时间地化装，后来他索性把这个时间用来读书，终于成为一个大学问家。每想到此，我便有些后悔自己，若是我把等候母亲找钥匙和钱包的时间也用来读书的话，说不定也”学富五车”了。
偏偏我是一个急性子，多少次建议她物归原位终不见成效之后，我便失去了耐心。于是，我便在正式起身出门前的10分钟或20分钟，就造声势说该走了，待她找完出门前的几样，我才起身整理自己－－这样就从从容容任她去找了。
平时，母亲找的东西真是太多了。
护肤霜在碗橱里出现，一点不新鲜。我不用盘问就能做出这样的推理：母亲在卫生间洗完脸擦着护肤霜，这时厨房的烧水壶叫了起来，水开了，母亲奔过去关火，然后打开碗柜取水杯沏茶，这样，护肤霜
就顺手留在碗柜了。顺理成章。
有一次周末，母亲找眼镜（这是她每天都要找的东西之一），因为她没有眼镜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于是便发动我和哥哥帮她找。我们找遍了全家所有的角落，枕边、床下、被子里、沙发靠垫后边乃至所有的抽屉，当然没有忽略厨房的碗柜和卫生间的洗脸池，但眼镜终不见踪影。我和哥哥一边叫着“共产党藏的东西谁也找不到”，一边灰下心来。哥哥心里着急，口干舌燥，就打开冰箱拿冰镇水喝，结果他刚一打开冰箱的门就叫起来：眼镜在冰箱里呢。原来，母亲一个小时前从冰箱里取出一包冷冻海鲜，准备晚饭吃，她摘下眼镜阅读口袋上边的说明书，顺手就把眼镜放在冰箱里，阅读完了，一关冰箱门，潇洒地走开，眼镜就这样被冷藏起来。家里的眼药水、指甲刀、计算器、辞典、电视遥控器等等也是常找之物。好在母亲知道我就怕帮她找东西，便很少要我帮忙。经常是她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找着什么，一点都不急的样子。我看见她的身影在房间里穿梭来去，找着什么，也习以为常，不再问她找什么，继续自己的事情。母亲也不询问我，只是不慌不忙地竟自找着，或者读一会儿书，找一会儿，慢慢喝一杯水，再找一会儿，心里踏踏实实，无一丝焦虑烦躁。母亲常说，一辈子的磨难早已练就了她的耐心。她甚至还说，有东西要找的日子是多么充实啊！
母亲在我身边磨磨蹭蹭地找东西的历史已记不清有多少年。现在，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最为熟悉和亲切的生活背景，这个背景得以使这个家像个家。如果有一天，家里像军营一般井井有条，要用什么就直接到位地即刻取来，没有了母亲不慌不忙地找这找那的背景，我会不习惯的，我的心里会如同长了荒草一般浮躁不安。
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