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列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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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叶，英语作为国际沟通的工具已在很大程度上挤走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当一个西班牙人来到日本或一个法国人来到中国时，他们会与他们的业务伙伴或科学界同人讲英语。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华盛顿的参议员、美国的软件工程师、美国的总统，他们都不需要掌握外语。这对于美国人十分有利，因为用母语来表达思想比起用好不容易才学会的外语来要方便得多。这一有利条件今后几十年将变得更加重要，将大大加强美国的优势。
在即将达到3亿之众的美国人中间，当然也有几百万人精通一门甚至几门外语，或者至少能听会说。但外语课不是美国大学和教育制度的强项。大多数国立大学和中学的质量也不过是欧洲学校的平均水平。但是，美国的名牌大学作为教学和研究机构则是世界一流的。谁要是在耶鲁、普林斯顿、芝加哥、麻省理工、哈佛、约翰霍普金斯、斯坦福或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通常他不仅是专业学得好，而且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广泛的知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名牌大学具有令人羡慕的研究和开发能力。与欧洲相比，它们在最大程度上摆脱了国家官僚的束缚，因而成为美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些欧洲人常常嘲笑美国媒体向全世界传播的通俗文学水平低下。虽然在许多场合这种嘲笑看来不无道理，但如果认为通俗的娱乐工业或者摇滚乐、大众音乐就是美国文化的标志，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社会中有一个知识公民阶层，他们对于素质的要求一点不亚于欧洲。欧、美科学家之间以及知识阶层内部的密切联系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座重要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梁，欧洲的影响将对美国的全球政策产生作用。
从旧大陆来的移民，其宗教、道德和政治的根在欧洲，其开拓创业的先辈们和美国典籍文件的撰写人也都带着欧洲的印记。后来情况反过来了，美国文学开始产生巨大影响。从赫尔曼·梅尔维尔、马克·吐温、埃德加·爱伦·坡到一大批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家，如威廉·福克纳、海明威、索恩顿·魏尔德、田纳西·威廉斯等，伟大的美国文学成了欧洲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美国独有的三大音乐发明：圣歌（Spiritual）、爵士乐和音乐剧，欧洲欣然把它们接受了过来。
美国通俗文化的影响当然要大得多。美国产品的推广，无论是通过电影、电视或者因特网，总是与美国生活方式、美国观念和美国宣传的传播同步的。这样，美国娱乐工业称霸全球又成了美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总统的长篇政治讲话，其主要段落会通过卫星传送和锅形天线的接收，直接进入大阪、广州、汉堡、米兰、曼彻斯特、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墨西哥城的私人家庭。任何别的国家的政治家都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全球影响。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国的强项和弱点（2）
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强项在于其传统的团结。这种团结赋予美国总统一种只有在专制国家里才有的、高度的外交行动能力。一旦遭到外来威胁，几乎就只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团结在总统周围”（Rally behind the President）。这条原则之所以能得到绝大多数国会议员的切实遵守，要归功于盎格鲁撒克逊的选举法，它实际上造成了两党制，使分裂小党难以成立。国会山的参众议员们肯定很要面子，但无论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都知道，自己有义务遵守19世纪中叶南北战争以来的各项传统。总统在立法程序中必须依靠国会的足够多数。除此之外他自由得令人诧异，这一点在2001年“9·11”事件以后一再得到证明。尽管如此，最近几年美国体制内部还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半个世纪前，我作为德国联邦议院的一名青年议员开始定期地访问美国，以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那时我每次访问都用不了一周的时间，我只需在华盛顿和纽约待一两天，然后在新英格兰的某个名牌大学待一天就够了。我见到的是一批有外交经验的精英，他们同当时的德国人相比，有着高度一致的见解、价值观和目标。对苏联的冷战造就了在各项原则上的广泛共识。人们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两个名词来说明这种共识，那就是：遏制和平衡。如今，那些曾经为美国外交定调的政治阶层已经风流云散。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总统都来自南部各州。除老布什外，他们在就职以前没有一个人是了解外部世界的。参众议员们的情况也类似，其中有一位竟然公开吹嘘自己不需要旅行护照，因为他不去外国。
一百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但是，美国最近一代政治领导人对世界的知识明显地减少了，其结果是美国的世界政策变得摇摆不定，难以捉摸。虽然在东海岸新英格兰各州和纽约，人们相当了解世界；在中西部和芝加哥，人们仍然了解欧洲和关心旧世界；但在加利福尼亚——已成为人口最多的一个州——人们主要是面向东南亚；在第二大州得克萨斯，人们首先关注亚洲的富油国；而整个美国南部则是把目光瞄准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基地”组织在纽约和华盛顿犯下的罪行，以及随后美国宣布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虽然引起了政治阶层的同仇敌忾，但这种也许是暂时的团结掩盖不了以下事实，那就是美国长期以来缺乏一项由政治阶层整体承担的外交总战略。
苏联瓦解以后，美国的实力意识有所增强，而与此同时，以往在对外政策上保持一致的美国领导精英却出现了涣散。因此美国对外政策可能出现摇摆，而其结果是遭到削弱。近十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比过去更多地受到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群体和智囊团的影响，目前突出的是那些被误导地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极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对于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和内在联系的了解和判断力很有限，远远比不上他们那种要肆无忌惮地运用美国军事优势的意图；他们目前对五角大楼的影响比对有外交经验的国务院的影响显然大得多。令人注意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过警告，要警惕他称之为军工联合体的强大。今天这个警告并不适用于居领导地位的军人，而是更适用于美国政府里面居领导地位的文职官员，特别是适用于五角大楼领导层里面的文职官员。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明显的军事化正是源于这些人，而不是那些稳重、谨慎得多的将军们和参谋长们。如果这种影响继续保持下去，从长远看有可能削弱美国对西方世界的领导能力，因为无论是欧洲的公众舆论还是欧洲的政治家们都不愿意长期追随美国奉行的军事实力政策。
西欧有经验的政治领导人当然知道，美国对“基地”组织作出的军事反应所引起的同伊斯兰世界的全球性冲突（不同文明的冲突）是不能用军事手段来取胜的。但迄今为止，他们没有反驳美国新保守主义分子那种煽风点火的文章和言论，而只是限于用委婉的外交辞令来反对黩武主义对美国战略决策的影响。如果欧洲人继续采取这种机会主义的观望态度，那么当前美国那种极端片面仰仗军事优势的世界政策就会长此延续下去。这样，欧洲就可能产生来得虽晚、然而却更加激烈的反应。
从长远看，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性有可能退居到对内政策的后面，其原因在于美国社会的人口发展。到21世纪下半叶，西班牙裔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将构成选民的多数。在本世纪中叶以前，他们提出的种种要求，如改善医疗养老保险、教育培训机会均等、享受晋升提拔和最广义的福利政策等等，将改变美国政策内部的比重。
最后还要指出一个因素，它虽然只是间接地、然而却持久地危及美国世界政策的连续性，那就是：只有能为竞选募集到巨款的人才有可能当选总统。据2004年４月初美国媒体报道，现任总统小布什为自己的竞选和７个月以后的总统选举已向经济界募集到了1。7亿美元，此后几个月内他还要继续募捐。他的竞选对手当然也会作同样的努力。这里姑且不论这种做法的民主性是否有问题，毕竟在我们德国也有极其可疑的私人资助竞选的情况。至于高度依赖这种捐献可能造成的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件，我也只是顺便提一下。关于那些竞选资金如何使用以及用于何处的问题，我倒认为值得简单审视一下。
竞选人需要用钱主要是为了在大众媒体上、尤其是在电视里做宣传。美国社会很少有人看报，电视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和施加影响的工具。大量地方的、地区的和超地区的私营电视频道靠广告收入过日子。广告的效果取决于收视率、节目编排以及评论员和新闻广播员的名望。电视编辑和他们的上司通过消息的选择以及报道的方式，对美国的公众舆论产生很大影响。电视这个最重要的大众媒体在美国的影响比在西欧国家要大得多。
任何一个大众社会都容易受各种气氛、有时也受各种癖好和心态的感染。电视可以引发人们的气氛，搞电视的人自己都可能被这种气氛所左右。50年代我经历过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煽起来的对所谓共产党人的疯狂迫害，当时广播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才被电视所取代。30年之后我经历了德国和平运动所制造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主要是通过电视传播的。近几年我们看到，意识形态的时髦用语如何左右着美国社会大部分人的思维。诸如“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等精心打造但又简单的概念，要是没有电视就远远发挥不了如此巨大的群众影响。最近一个政治简单化的例子就是，要求把一个不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国家看作美国的敌人。由于法国拒绝参战，几十年来在美国被称为french fries（法式薯条）的炸薯条被改称为liberty fries（自由薯条）。
当然，美国的大众社会并非惟一能被电视误导的社会。其他民主国家也容易受民族主义蛊惑的感染。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就是如此。但具体到美国来说，鉴于美国的历史发展，人们有理由希望实用的理性将最终取胜。
第二部分：美利坚帝国美国的战略选择（1）
苏联的威胁消失以后，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使美国的外交行动有了高度的自主性。当前和今后几十年，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俄罗斯或中国，还是哪个欧洲或亚洲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类似美国那样高度的全球行动自由。这种状况在今后几十年内仍将保持下去。但美国的行动自由也绝不是无限制的。以下例子证明了这一点：中东危险的混乱局面；美国从索马里撤退，不干预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还有美国虽一口咬定朝鲜进行核导弹装备，却未能加以阻止。
美国政治家们到90年代才逐渐意识到自己新拥有的实力以及各种可能的选择余地。起初他们只是犹豫地开始评估和权衡种种可以设想的选择。直到2001年初小布什总统上台，才把这种全球优势的意识带进了政府。“9·11”事件引起的巨大震动，使得人们不可能理性地讨论美国的总体战略问题。这个阶段在美国一直持续到伊拉克战争以后，更准确地说，直到人们明白单凭军事上战胜萨达姆还不能给中东带来新秩序，甚至还不能使伊拉克平静下来。与此同时，美国人开始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