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杯传奇-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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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其他文献中，纳显并不是一个隐修士，而是米达斯的王子，玛利亚和约瑟的血统（圣杯的子孙）正是通过他传到了格拉海德·杜·拉克的身上。塞普提曼尼亚王朝的纳显王子是圣杯的后代，也是法国梅罗文加王朝的祖先。维维安·德·艾克斯（水之女王）也是他的后人，她的儿子兰斯洛就是格拉海德的父亲。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的圣杯传说在许多方面和耶稣所说的寓言是一致的，和《死海古卷》的书记员密码也有类似之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写给“有耳能听”的人看的，里面记录了救世主家族中Desposyni继承人一代又一代的故事。
圣杯传说中承载的真实历史
在寻找圣杯的传说中，人物的名字非常耐人寻味。除了约书亚和约瑟之外，杜·拉克（圣血的家族）和德·艾克斯（圣水的家族）也经常出现。抹大拉的痕迹无所不在。亚利马太的约瑟、湖水女士和渔夫国王也常在传说出现，使耶稣后代和故事的联系更密切。但很少有人仔细思考为什么在这些基督教故事中不断出现犹太人的名字或其变体。甚至连被视为正统法国骑士的格拉海德，在刚开始也被称为基列或者迦累得。基列是米迦勒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兄弟拿鹤的曾曾孙（《历代志上》）。在希伯来语中，基列的意思是“立约的石堆”；被称为基列的山就是见证之山，迦累得是雅各堆成的石堆，是“见证的石堆”（《创世记》）。
西多会的圣殿骑士资助人、林肯郡修道院院长克勒福的伯纳德，在他的著作《雅歌布道》中把格拉海德直接和耶稣家族联系起来。从来没有人怀疑这些浪漫的故事中所蕴藏的耶稣后代的信息。在《追寻圣杯》一书中，当一位身着白衣的高贵男子把格拉海德带到卡默洛特时，对亚瑟王说了一番话，“我把你们最渴望的骑士带给你，他身上流着高贵的大卫王的血”。
故事中出现了这么多犹太人名，当然是因为基督教是从希腊化的犹太教发展而来的，圣杯传说中推崇备至的救世主家族原本就是犹太人。除了刚才提到的人名外，还有洛特、伊利纳特、布隆、尤因、希伯伦、佩莱斯、伊莱泽、乔纳斯和班等，以及众多来自所罗门王和大卫王室的资料。甚至耶路撒冷的祭司犹大·马哈比（死于公元前161年）也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忠诚的骑士…最具智慧的人”。许多人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位出身名门的哈斯摩年家族的古朱迪亚英雄在基督教故事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但只要知道他是玛利亚·抹大拉的祖先，这一疑惑就迎刃而解了。（哈斯摩年家族和便雅闵部落毫无关系，《达芬奇密码》中说玛利亚·抹大拉是便雅闵部落的后代，这显然是错误的。哈斯摩年家族是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妻子以利萨巴的后代，以利萨巴是便雅闵的兄弟犹大的第四代女性后代，而犹大是大卫王的男性祖先。）
在中世纪，虽然涌现出了大量和圣杯有关的浪漫故事，但欧洲人对犹太人并不友善。犹太人从巴勒斯坦逃出后分散居住在西方各国，但由于没有可耕作的土地，他们只好从事贸易和金融业。教会的主教们对此不表示欢迎，罗马教会明令禁止借贷。鉴于此，国王爱德华一世于1209年把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只留下技术高超的犹太医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作家们（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内陆）认为在故事中给当地的英雄、骑士和国王用犹太人名是不明智的。所以从那时开始，故事的主角就极少用犹太人名了。但早期浪漫故事主角的名字还是流传下来，至今约瑟和格拉海德等名字仍然耳熟能详。
如果基督教作家们只是想写小说，是不会在武士的浪漫故事中推崇犹太人后裔的。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圣杯故事并不仅仅是起娱乐作用的浪漫冒险故事。由于教会严禁人们用正常途径记叙圣杯家族的历史，他们只能用这种办法来保留圣杯的事迹。
除了717年沃尔伦的回忆录外，有关圣杯的文学作品最早出现于12世纪80年代，就是克雷蒂昂·德·特罗耶作著的《圣杯故事》。这是受到圣殿骑士在欧洲的巨大影响写成的。克雷蒂昂把著作献给佛兰德斯伯爵菲利普·阿尔萨斯并非巧合。玛丽伯爵夫人和香巴尼伯爵资助并鼓励他完成作品也不是出于偶然。圣杯故事是从圣殿骑士团和与之相关的阿尔萨斯、香巴尼和列昂等伯爵身上诞生出来的。《圣杯的高贵历史》把骑士描述成一个“伟大神圣的秘密”的守卫者。在罗伯特·德·博伦的《亚利马太的约瑟》一书中，称圣杯为“装满圣血的杯子”。而13世纪的浪漫小说，巴伐利亚骑士沃夫兰·冯·艾森巴赫的作品《帕西发尔》则把圣殿骑士称为圣杯家族的守护者。
西多会的《正本合集》几乎在同时出现了，它是改编自圣殿骑士事迹的圣杯故事。这本由克勒福的同会兄弟创作的著作包括《圣杯的历史》、《追寻圣杯》和《兰斯洛传》三部分。在《圣杯的历史》中，再次提到了亚利马太的约瑟的故事，而约瑟被称为圣杯兄弟会的领袖。在《圣杯的历史》和《追寻圣杯》中，圣杯城堡都被象征性地称为leCorbenic——被祝福的身体。《追寻圣杯》再次把格拉海德称为“大卫王高贵血统的后代”。
为什么抹大拉的所有肖像中都有一个瓶子？
我们曾经讨论过玛利亚·抹大拉常被描绘拿着一个香油瓶（画15，18，38，39）。无论瓶子是朴素还是华丽，都是她在艺术作品中最明显的标志。其实它更像一个有盖的罐子，它伴随着抹大拉出现在无数绘画、肖像、雕像、浮雕和彩色玻璃上，但所有文献中都没有为“瓶子”这一特定形象提供任何依据。事实上，瓶子是为了指出抹大拉就是在贝瑟尼为耶稣涂油的女人，但除了《约翰福音》没有描写这个容器之外，其他三篇福音书对此都有叙述：
一雪花石膏盒极贵的香膏。（《马太福音》）
一雪花石膏盒至贵的甘松香膏。（《马可福音》）
一雪花石膏盒香膏。（《路加福音》）
每篇福音书都详细描写了抹大拉拿的是一个“雪花石膏盒”。那么为什么这么多艺术家都领会错了呢？
在参考了希腊语版本的原版福音书后，我们发现虽然福音书的翻译大体上是准确的，但在翻译“油膏”这个词时并不精确。油膏是指含油量很大的膏状物，而原希腊语翻译过来应该是液体的“精油”或者说“香油”。法国的圣香山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神圣的香油”。第55节：多么渴望我的秀发
在20世纪，尤其是在二次世界之战之后，许多《圣经》的修订版都使用了“瓶”而不是“盒”这个词，但这是因为要符合大家心目中的形象，而不是为了纠正翻译上的错误。这是一种解释，而不是翻译，它的前提是既然人们都希望抹大拉拿的是瓶子，就让她拿吧。但“盒”这个词确实不适合描述装着液体香油的容器。
如果我们准确译出梵蒂冈档案中的希腊语版的《马可福音》，就会看到以下内容：
耶稣在贝瑟尼众人躲避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甘松香油来，打破瓶子，把油浇在耶稣的头上。
如果翻译正确，抹大拉拿的是一个alabastron（来自希腊语alabastros）。就是说，她拿的是一个小瓶子，或者说长颈瓶。Alabastron是指专门盛香油的长细颈瓶，不像罐子或者盒子一样有盖。它们要么是密封的，要打破才能把香油倒出来（就像抹大拉给耶稣浇香油时一样）；要么有很小的可以用作量杯的塞子。虽然名字来自“雪花石膏”（alabaster）一词，但它们常常是玻璃瓶、瓷瓶或者某种陶瓶，有时甚至是用贵重金属制成的。这个词的前缀“ala”（意思是“耳朵”）说明瓶身两侧有小把手。
如果妻子在婚礼上为身为王室成员的丈夫涂油，她就必须在他下葬的时候也为他涂油——这是一种至死不渝的承诺：“她将这香油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作的”（《马太福音》）。她从此就要在脖子上戴一个小香油瓶。如果在丈夫下葬时她还活着的话，就必须再为他涂油。这就是抹大拉在耶稣下葬后要来到坟墓里的原因。
“1世纪时的香油瓶”
数世纪以来，艺术家们让玛利亚·抹大拉拿着的瓶子似乎是代表贝瑟尼和本打算在耶稣坟墓中行的涂油礼（见图41）。加图41《坟前的三个玛利亚》但是如果这是惟一的原因，为什么在她十几年后去法国时也带着香油瓶呢？（见图15和18）。加图15《玛利亚·抹大拉在普罗旺斯上岸》图18《抹大拉和圣多米尼克及圣伯纳德》和耶稣的荆冠一样，香油瓶是她“到达普罗旺斯”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它在朱迪亚场景中的意义一样重要。它的大小和材质各异，显然是被当成基督教的一种圣物，而不具有实际作用。
后期画家画这个瓶子只不过是为了跟随传统，但在“瓶子”传统刚刚出现的文艺复兴时期并非如此。对第一批创作这一类型绘画的画家来说，瓶子有双重意义。它不仅代表贝瑟尼涂油的长细颈瓶，还象征着据说装满耶稣圣血的圣杯。
实际上，瓶子就象征着女性，和古时候所说的杯子以及锅一样。在圣体盒（一种有盖的容器，内装圣餐）体系中，它象征着子宫。据说玛利亚·抹大拉就带着装满皇室血液的圣杯到了普罗旺斯。1484年，托马斯·马洛礼爵士把圣杯称为“基督受赐福的血”。《启示录》第12章中也称耶稣后代的救赎之道就是无论受到怎样的迫害都要把血脉保存下去：“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在绘画界，维多利亚时代的前拉斐尔兄弟会和其追随者们都是圣杯的忠实支持者，在纸张、帆布、挂毯和彩色玻璃上留下了大量圣杯的形象。其中最著名的玛利亚·抹大拉的肖像就是出自弗里德里克·桑迪斯、爱德华·科利伯恩琼斯爵士和该兄弟会创始人但丁·加百列·罗塞蒂的手笔。和圣杯相关的绘画作品是罗塞蒂所有绘画中的精品。他的《大卫的种子》祭坛组画至今还保存在兰道夫教堂。他的《玛利亚拿撒勒》更是具有特殊意义，画面中一身绿袍的抹大拉独自在照顾葡萄园。在抹大拉的肖像中，他更是放弃了普通画家惯用的香油瓶的隐晦象征，改用更直接的金色圣餐杯来代表圣杯（见图12）。在《正本全集》的兰斯洛的故事中，圣杯就是用金色圣餐杯来代表的。加图9《玛利亚·抹大拉》，加图12《圣杯》
在中世纪，圣杯有许多变化：大浅盘、圣餐杯、石头、匣子、光环、珠宝和葡萄树。直到维多利亚时代，圣杯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用过的杯子这一概念才流行起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艾尔佛雷德·丁尼生爵士的作品《圣杯》于1859年出版。此前，圣杯一直被认为是装圣餐的盘子，或者亚利马太的约瑟装耶稣圣血的杯子。无论是哪种情况（装基督的圣体或者圣血），它都是一种“神圣的容器”，托马斯·马洛礼爵士把它称为Sankgreal。
在罗塞蒂和抹大拉有关的作品中，最出色的无疑是现存于菲茨威廉博物馆的《在法利赛人西门家门前的玛利亚·抹大拉》。它和达利的《玛利亚·抹大拉生平》一样，是迄今为止最生动的抹大拉画像。这幅杰作完成于18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