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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豁达人生-第28章

小说: 豁达人生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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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在大会上交代问题,会后就得写成交待材料交给工作组,连他自己都已经记不清写过多少交待材料了。每一次写的交待材料,过来过去都是那几个已经交待了的问题,只是在思想认识上有些不同,一次比一次深刻。他从思想深处找根源,进行自我分析、批判。但一直没有能交待出新的问题来。因为他自己觉得的确再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交待的了,总不能给自己捏造吧。

由于薛廷臣一直没有交待出新的问题,在一次小会上,郝玉珠特意给他点了一个问题:“薛廷臣,你不要想蒙混过关,我给你点一个问题,你自己交代一下,就是倒卖皮大衣的问题。”

“除了我已经交待过的狐皮大衣之外,根本再没有其他问题。” 薛廷臣当即就肯定地做出了回答。

这样的态度怎么能行呢?工作组是坚决不会答应的,在会上硬逼着要他交待还倒卖过皮大衣的经济问题。

“问题已经交代了,为什么一直没完没了。”薛廷臣大声说道。因为他觉得确实没有再倒卖过皮大衣,所以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胆子也就大了点,说话的口气也多少有点硬,和以前交待问题时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你老实一点,不要背着牛头不认赃!” 郝玉珠大声说道。因为有人检举薛廷臣倒卖皮大衣的问题,工作组已经掌握了一些材料,郝玉珠认为,既然有人检举,就一定是事实,以为他就是不交代,不承认,郝玉珠当然很生气。

因为各自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他们的想法当然也就不一样。工作组是代表组织的,是专门来找他的问题的,而薛廷臣是“四清”的对象,是挨整的。所以,他就是再硬也硬不过工作组。工作组说话的口气和态度要比他硬的多。更何况开会的时候“四清”工作组人多的多,除工作组的三个人外,还有几个农副公司的积极份子轮流参加。五、六个人对付他一个人,他怎么能硬得过他们呢?

那种被怀疑,被批判的味道确实一般人是受不了的。薛廷臣算是比较坚强的一个。有几个人因为受不了那种味道和不真实的批判斗争就自杀了,组织上给自杀了的人下的结论是“畏罪自杀”。薛廷臣的性格比较坚强,他是不会自杀的。但要挺过来也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没有的事,他是没有办法交待的,他不可能随便给自己栽赃,胡乱地给自己头上乱扣帽子。

农副公司的四清运动开始进入了僵直阶段。

僵直了几天之后,工作组也觉得这样硬碰硬的不是个办法,组长郝玉珠便给薛廷臣点破了一点:“你从一个车户手里买的那件皮大衣,卖了多少钱、挣了多少践?”

薛廷臣回答得非常肯定:“我根本再没有倒卖过皮大衣,我到那里去挣钱?”

郝玉珠很反感,怒道:“你的态度极不老实,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情况,老实交代你的问题,不要再抵赖了!”

薛廷臣怎么也想不出自己还有什么倒卖皮衣的问题,但工作组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

一九五九年冬天,城关公社秘书李荣贤在县革命委员会开会,会议开了一天,下午快六点了才结束。冬天天短,六点钟就已经快天黑了。散会以后,李荣贤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返回城关。从桥头到城关是慢上坡路,他骑的很快,身上出了一身汗。大业坝台的两面都有一个大坡,他骑不上去,就下来推着自行车往上走。穿着大衣推车不方便,他就把皮大衣脱下来夹在自行车的捎盘上。回到城关公社时天已经很黑了,人也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办公室一放便回家休息了。第二天早上上班以后,到办公室一看,车子上没有了皮大衣。当时他就估计昨天晚上皮大衣可能丢到路上了。

无巧不成书,说来也真的有点巧,城关供销社第一综合门市部有个叫任顺保的私营商业过渡人员,雇了东门生产队的一辆马车到大通煤矿去拉煤,早上走的很早,走到大业坝台时天刚蒙蒙亮,那个车户在大业坝台上坡的路上看到地上有一件皮大衣,他便顺手捡了起来。

任顺保拿着皮大衣仔细看了看,心里就想要,便对车户说:“拾了东西应该是见一面,分一半。”

车户说道:“见面分一半,你说怎么办?”

“这样吧,咱们把皮大衣作一个价,如果你要皮大衣,你就给我一半的钱,你如果不想要,皮大衣归我,我就给你一半的钱。”任顺保说道。车户同意任顺保的意见。

车户是东门生产队的农民,农民家庭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那里有钱买皮大衣,皮大衣当然就归了任顺保。任顺保把皮大衣买了之后,随便说了一句:“这不是我自己买的,我那里有钱?我这是给薛主任买的。”那个车户也知道薛主任是谁。

任顺保拉煤回来以后,就去见了薛廷臣,没有赚一分钱把皮大衣卖给了薛廷臣。后来李荣贤也听人说东门生产队有人拾到了一件皮大衣,比较便宜的卖给了薛廷臣。李秘书和薛廷臣关系比较好,也就自认倒霉,再没有问过这件事。

这些真实的情况薛廷臣却不知道,一直蒙在鼓里,只知道他从任顺保手里买了一件皮大衣。

“四清”运动期间,“四清”工作组的叶长丰和农副公司的积极分子章守严到城关供销社调查、核实薛廷臣那两辆自行车的材料时,要经过当地党委盖章,城关供销社写了证明材料,到城关公社去盖章的时候,李秘书顺口谝了他丢皮大衣的经过情况:“听说是东门生产队的一个车户拾了他丢的皮大衣,还听说后来比较便宜的卖给了薛廷臣,一直也没见他穿过。几个人当时都估计是薛廷臣把皮衣卖了。

叶长丰和章守严回去以后,将此事加盐调醋地给郝玉珠进行了汇报,郝玉珠就觉得薛廷臣的问题没有交代完。因为薛廷臣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很清楚自己从来就没有倒卖过皮大衣,所以就硬邦邦的说:“除过我已经交待了的狐皮大衣之外,根本再没倒卖过皮大衣。” “四清”工作组和农副公司的那几个积极分子当然不肯罢休,他们认为,有人检举的事就一定是真的。所以,大会小会的批判斗争,硬逼着薛廷臣承认和交待倒卖过皮大衣的问题。因为他确实没倒卖过皮大衣,也就不会给自己栽赃,致使工作组错误的认为他是有意顽固抵赖、拒不交待,对他很反感,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斗争。

经过几次大会批斗和小会的追问,工作组看到这个问题实在弄不出什么结果,郝玉珠便又给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你还倒卖过自行车,这个问题为什么不交代?”

郝玉珠一提自行车,薛廷臣幡然醒悟,还真有两辆自行车没有说清楚。他如实地交代说:“有两辆自行车的事,但这两辆自行车却不是我的经济问题,所以,我在思想上就根本没想过自行车的事。”接着,他便把自行车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第一辆自行车,是我哥从老家汇来了二百块钱,要我给他买一辆加重飞鸽自行车。我买好以后,写信叫我相哥来取,我只是给我哥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根本就不能算成我的经济问题。”

薛廷臣这样的交代,“四清”工作组几个人和参加小会的两个积极分子都不答应。郝玉珠问道:“那辆自行车你卖了多少钱?”

“自行车根本就没有卖,是我哥的脚有点跛,他买车是自己骑的。”薛廷臣回答道。

“当时市场上一辆新加重飞鸽自行车能卖多少钱?“郝玉珠又问道。

“六百块钱左右。”薛廷臣回答道。

“这么说你就从中挣了四百多块钱?”

“自行车根本就没卖,我回家的时候还骑过,我从那里去挣四百多块钱?”

“当时自行车好买吗?”

“不好买,钱汇来后等了几个月我才买到的。”

“这就对了,这就像文件上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有的在台前,有的在幕后。你哥哥有你这个在供销社当主任的弟弟,他才能用一百八十块钱买一辆新加重飞鸽自行车。你为什么不给别人买?”

经郝玉珠这么一问,倒把薛廷臣问的没话可说了。就是这种莫须有的推论,竟让他一时不知所措,他不得不承认:“这是自己利用当供销社主任的有利条件,给了自己家里人的一点方便,这当然是不对的,也是不应该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应该从思想上来检查、认识和检讨。”

说到这里,薛廷臣想了一下又说道:“虽说我的作法是错误的,但这绝对不能算成我的经济问题。”

薛廷臣说的虽然有道理,但“四清”工作组的几个人和参加小型批斗会的几个积极分子却不这样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理由,双方的理由都说得过去,一时争执不休。

薛廷臣自己说这根本不能算成是经济问题,但他只能说是个人的申辩,工作组是代表组织的,硬要算成他的经济问题,他也没有丝毫办法。薛廷臣也觉得,在买自行车问题上,是自己利用了职权,自己有错误和责任,所以,也不敢再和工作组继续争论下去了,只能听从他们的,他们说咋办就咋办。处在任人宰割的位置上,他能有什么办法?

第一辆自行车就这样定案了,薛廷臣接着交代第二辆自行车:

“一九六零年六月,我从城关供销社调到商业局的时候,在给马吉交完手续以后,以商量的口气向马主任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没有自行车,能不能把我骑的那辆永久自行车作价卖给我?’马吉主任觉得没有什么,就答应了,并和会计穆均华商量了以后,作价九十块钱给了我。临走的时候,我就把钱交到财务上了。”

“那辆自行车你卖了多少钱?” 郝玉珠听了薛廷臣的交代后问道。

“那辆自行车根本就没有卖,我已经骑了六、七年了,现在我还骑着。当时作价也是基本合适的。我也没占公家的便宜。这辆自行车也不应该算成我的经济问题,所以我就没有考虑过作为我的四不清的经济问题来交待。”薛廷臣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这辆自行车如果当时拿到市场上去卖能卖多少钱?”郝玉珠问道。

“旧自行车没有标准,能卖多少钱,我也没卖过,说不上来。”薛廷臣回答说。

这怎么能过关?“四清”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和几个积极份子都坚决不答应,甄云北说:“就按五成新,也能卖三百块钱。”郝玉珠说:“你这是占了公家几百块钱的便宜!”

为这辆自行车,双方又是各据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说法。当然,双方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理由去说的,各自的理由都是能说得过去。但不管怎么说,薛廷臣肯定是说不过工作组的,他也无法再和工作组继续争论下去了,因为他说的话工作组根本就不听。无奈,他只好说道:“我说不过你们,你们说咋办就咋办!”

他能怎么样呢?只能顺其自然,任其发展,听天由命吧!

按工作组的算法,这个时候,薛廷臣贪污和投机倒把的经济问题,已经超过了一千多块钱了。

运动一开始,郝玉珠听了一些积极分子的活,就怀疑薛廷臣是一只大“老虎”。“四清”期间都把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有经济问题的人比作“老虎”。因此,他一开始就准备要把薛廷臣的经济问题整成一个千字号大案,只有做到这一点,工作组才有政绩。

经济问题如果上了一千块钱,便是性质严重、情节恶劣。如果态度再不好,就可以按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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