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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国骑兵-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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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来到镇上,大家都觉得好奇。一伙儿穿军装的外乡人,见面就喊“大叔”、“大娘”、“大哥”、“大姐”,从心里往外地透着和气;一有空就开讲共产党的主张、讲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民众奋起抗战,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日本鬼,矮矬矬,矮鬼心肝大如锣,抢了朝鲜抢台湾,抢了东北想黄河;
日本鬼,矮矬矬,矮鬼不如咱人多,大家团结一条心,鬼子难把咱奈何;
日本鬼,矮矬矬,不揍他不知道错,消灭日本侵略鬼,争得太平安乐窝。
……
小兄弟,正年轻,国家有难去当兵;
去当兵,真英雄,勇敢杀敌向前冲;
向前冲,打胜仗,父老乡亲得安康。
……
“那之前我们没见过这个,真觉得新鲜。唱歌演讲的,挺热闹,吸引人。”
“老百姓不是没有觉悟的人,谁是真抗战、真爱民,听一听看一看就明白了。只要真正是人民的队伍,砸锅卖铁也会支持你。”
民主政府建立起来了,战地动员会、抗日救国会成立了。百姓热情地拥护八路军,刘春雷也拿定主意:投军打仗,当八路去。
胡彦明是头一个参加八路军的,估衣铺陈家和卖木炭的秦家联合买了一匹马,敲锣打鼓地把他送到了部队。看见胡彦明骑着大马、披红挂彩地那么威风,伙伴们都羡慕极了。刘春雷更是整天吵着要买马,人家八路军的告示上写得清清楚楚——欢迎爱国民众自愿捐献战马,欢迎有志青年踊跃从军报国。
自备战马当骑兵,那是双份的光荣!
小买卖人家,添置一匹大牲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刘家老人被孩子闹得没办法,只得向开车马店的本家大伯咨询。没想到,大伯二话不说,从辕上卸下一匹大红马:“别提钱!你舍得送儿子去打仗,我怎么就舍不得一匹好马!”

彩霞堂姐也觉得当八路军是件光荣的事,赶紧为弟弟准备了军服和挎包。其他亲朋好友有送腰带的,有送饭盒的,再加上刘小伙儿自己的漂亮马刀,真是除了没有枪,别的装备都齐全了。
马刀是刘春雷从石家庄带回来的。那是把好刀,俄国货,刀身是直的,比一般的军刀长,能砍也能刺。
还是在石家庄的时候,有个国军逃兵拎着这把哥萨克战刀去当铺换钱。当时兵荒马乱的,当铺不敢收凶器,于是这家伙就满世界叫卖。刘春雷练过武功,也喜欢刀,可是他没有钱。当学徒的工钱少,过年时老板给他置办了一套衣裳,其中有一双缎子面的布鞋,能值一块大洋,算是他最值钱的财产了。于是饭馆伙计和当兵的蘑菇了半天,终于拿这双鞋子换了马刀。
临出发的时候,刘春雷来到爹娘面前,双膝跪倒,口中念念有词:“父母大人在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孩儿此番告别,投军报国去了。”说罢站起来得意地直乐。他觉得自己的戏文跩得不错,却没注意到老太太已躲在一旁哭得跟泪人似的。
这也难怪,那时候,他才十九岁,年轻人还不懂得做父母的心。
在亲友们的鼓励声中,小伙子刘春雷翻身上鞍,策马扬鞭,欢蹦乱跳,投奔八路军去也!
001①木厂街:今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1938年5月,一二九师骑兵团驻扎在南宫县城。
刘春雷来到军营门口,站岗的哨兵拦住问:“干什么的?”小伙子见到当兵的还是有些发怵,吭哧了半天才说了句:“我……我找胡彦明,他是我师兄。”
哨兵也愣了:胡彦明是谁呀?不认识。
正不知该怎么办,从营房里面走出个背盒子炮的八路军干部,笑嘻嘻地打招呼:“小兄弟,是来报名参军的吧,欢迎欢迎!”
这个干部带着刘春雷去团部办登记,一路上问长问短:叫啥名字?多大了?家里有些什么人?……还找出大红纸,张罗着给捐献战马的家庭写感谢信,周围的人都喊他邓政委。
邓政委?就是那个在布告上签名的骑兵团政委邓永耀?这么大的官还这么和气,刘春雷顿时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可是,接下来遇到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
到了新兵营,耿协福营长正和侯洪臣教官在屋里下大棋(象棋),看见新兵蛋子进来,上下打量了几眼,喊一声:“来呀!马牵走!”立刻就有人把大红马牵走了。两位领导又接着下棋。
没人发话,刘春雷只好在屋子当中傻站着,等了好一阵才怯怯地问:“那个……枪……我的枪在哪?”
“枪?不急。先训练再说,”营长一抬头看见马刀了,指指桌子,“把军刀留下!”
“不给!我不给。”小伙子急了。这把哥萨克马刀可是自己的宝贝,不发枪还想抢我的马刀,没门!
耿营长也没想到新兵会有这么大火气,愣了愣,挥挥手让他走了。
第二天,刘春雷就倒霉了。
先是在准备马料的时候挨了骂。当时,为了给战马增加营养,要在草料里添加料豆。这料豆是先用盐水煮熟,然后再炒干备用的。刘春雷干这活不在话下,他一边炒豆子,一边抓了一把搁在嘴里闲嚼(估计这是他当厨子时落下的习惯)。结果被侯教官看见,训斥一通,说他“跟牲口抢食”。接下来再去刷马,小伙子没留神,让战马把枣树的树皮啃掉了一圈,耿营长知道后又是一顿臭骂。
这下子刘小伙儿有情绪了,他觉得领导为这么点破事刁难他,摆明了是惦记着自己的那把好刀,于是拎着马刀去找耿营长,见面就说:“这把刀我不要了,请长官以后别再跟我过不去。”
耿协福没吭气,把刀收下了。晚上就召集新兵开会,营长和教官首先检讨了自己对刘春雷的态度,然后就宣讲部队的纪律和共产党八路军的群众政策,一条一条说得详细在理。刘春雷心想:这八路军当官的给当兵的道歉,规矩还真是不错啊!
八路军的规矩好,八路军的规矩也大。
当时,骑兵团的兵力只有三个连外加一个营。三个连都是正宗的红军老底子,战马配齐了,战刀却是五花八门;另外的这个营是新兵训练营,只有一百多人、四十多匹马,没枪也没刀。
新兵营和老连队是分开训练的,新兵们很少和老兵打交道。这里面有个原因是说话听不懂。
一二九师骑兵团的老底子是陕北人(甘陕红二十六军骑兵二连),后来并入了湖北人(鄂豫皖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改编成八路军后又补充进了四川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所以,来到冀南的时候,队伍里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河南、安徽……什么方言都有,就是没有说河北话的。别说当地老百姓听不明白,就连老红军自己都犯晕。
新兵营的战士大多来自河北,年龄、经历相似,又是同乡,彼此间很快就混熟了。只不过,大家都是新来的,不懂八路军的规矩,犯错误的时候也就没人能够提个醒。
新兵训练辛苦,部队的伙食又跟不上,到了晚上总觉得肚子饿。杜金波(1944年牺牲)和崔秉志(1942年牺牲)的家在县城,杜家是卖烧鸡的,崔家卖酱驴肉卷饼,大伙就掩护他俩溜出军营去找好吃的。可是,这俩小子回来的时候没把吃食带足,给了这个不给那个,结果就挑起了“人民内部矛盾”。

别人吃得香,胡彦明(1943年牺牲)看着眼馋心里窝火,数落了几句,两边就打了起来。既然是打群架,当师弟的当然要帮着师兄,于是事情闹大了,大家都被关禁闭。据战友们揭发:斗殴中,刘春雷曾经叫嚣“老子的马刀不在手上,不然非砍了你们”,为这句话,多关一天。
刚从禁闭室里出来,刘春雷又惹祸了。
当骑兵的当然要练马刀,但新兵练刀不能骑马也不能使真刀,否则挥起刀来,朝前撩了马耳朵,朝后劈了马屁股,弄不好还能把自己的脚剁下来。所以一般是先拿一条长板凳,前端竖捆着一根扫帚,大家举着木棍左右比画,什么时候狂挥乱舞都不会打到板凳、扫帚了,什么时候才能上马。
战士们都明白这门技术关系重大,练得十分认真。可是,人人都想多练习,到哪里找那么多长板凳去?
刘春雷四下张望计上心来,“噌”的一下跃上老乡家的院墙。这地方好,高大宽敞,而且骑着墙头比坐在矮板凳上潇洒多了。于是伙伴们纷纷效仿,爬上院墙,“嘿嘿——哈哈”地左刺右砍。
正玩得高兴,房东老头出来了:“你们干啥呢?骑兵不骑马,骑我家墙头?”
“大叔,稀罕吧,我们这是在练刀法!”
“倒霉孩子,这哪是练刀,你们这是拆墙吧!……”
话没说完,“轰隆”一声,院墙真的垮了。营长气急败坏地跑来赔礼道歉,灰头土脸的刘春雷只好又回到禁闭室里去了。
当骑兵,光练刀可不行。新兵训练的第一课是照顾战马,要学会刷马,给马洗脸,检查口腔,绑护腿,还要学习喂马。营长和教官守着大家铡马草,要求细碎均匀、草不过寸,草料里一丁点的杂物都要清理出来。把马匹伺候好了就交给班长,调教战马是老兵的事。
在骑兵的眼里,老百姓的马养得再好也只是牲口,要使它养成守“纪律”的习惯。马槽以外的东西不许吃,还要改掉乱啃东西、踢厩、咬人的毛病,让战马习惯套笼头,上嚼子,挂装具。驾过车拉过犁的马都带着毛病,先得“骝”、“压”、“吊”。老兵们每天骑着马慢走,把马匹弓马背的习惯压下去,再上鞍子练跑。等马一歇下来,赶紧把马缰绳拴在高处,让马头抬起来。
除了喂料饮马的时候,战马连睡觉都必须是抬着头的,这样的马反应快,爆发力也强。爱低头的马不敏感,也不容易兴奋,而且奔跑起来经常“走边”(跑着跑着就偏向一侧了),一旦把马脑袋吊起来,它就不低头了。还有,遇到惊吓就向后退,这是马匹的本能。现在把马头固定住了,它一退,缰绳就拉住嚼子,痛啊。以后再遇到情况,它要么纹丝不动,要么后腿撑住、前蹄抬起,这就像是战马的模样了。
老兵训练战马,新兵就踩高跷。高跷是自制的,一米五高,把它踩稳了,骑马没问题。
踩高跷这玩意儿好像需要些天分,有的人可以边走边吹牛,有的人就得始终盯着脚下。有一次,几个战士一起走,侯教官在后面喊了一声,刘春雷立刻就转过身来,可旁边的那位却摔了一个跟头。新兵营里有些人就因此被转到步兵部队去了,按说他们原本也是会骑马的,可领导说不行。这样的兵骑在马上,人家一碰就掉下来,再练也是白搭。
新兵在分配战马之前,先学习乘骑、卧倒射击、马后上鞍(这马后上鞍就和跳木马的动作差不多)。等有了自己的战马,再练习马上射击、马上劈刀、马上投弹(向后投)以及乘马越障、马上救护等等。这些技术是在战斗中逐渐掌握的,有许多战士还没等技术学全就牺牲了。
1938年5月,正在训练的骑兵们突然听到一个噩耗:“六离会”杀了我们的干部战士,抢走了八路军的电台!
事情是这样的:
共产党来到南宫县以后,原“维持会长”李耀庭就联合“六离会”各大头目,公然提出“只救民不救国”的口号,反对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禁止“六离会”门徒参加抗日组织,还扬言要“打进南宫城,赶走八路军”。当时,八路军的政策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因此处处忍让,竭力避免和当地武装组织发生冲突,这使得“会道门”教徒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5月11日,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和通信参谋黄立祥(又名黄萍,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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