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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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总政副主任、党委第二书记，军事科学院政委，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邓小平在一军团政治部任职，先后任宣传部长、副主任、主任，直至抗战爆发后调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这段时间里，梁必业也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对邓小平了解最多。几十年后的１９９１年，梁必业将军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谈论起小平同志这段历史，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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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注意宣传工作
邓小平是１９３５年六、七月间，由中央秘书长任上，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当宣传部长的。
梁必业说：“我们宣传部的作用，行军打仗时，要保证部队吃饱走好，保证不要生病，保证战士不要掉队，保证不要减少战斗人员。我们主要是进行宣传，最困难的时候，也要宣传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思想，宣传北上抗日的思想。宣传部在长征沿途和长征后，还管编印一份《战士报》，是油印的。宣传部和政治部其他的干部，还要经常去师、团传达重要精神，研究工作。
过了草地后，干部们经常下到部队去，那时候队伍不多，早上去，晚上就回来。过了草地以后，宣传工作的内容也多了起来，主要是教育干部战士，讲形势，讲英雄事迹。到了吴起镇后，一军团组织了一个参观团，由李富春、黄克诚带队，去十五军团参观。还组织了一个战士剧社去慰问演出。“据梁必业说，那次慰问演出，小平同志没有去，但对他们交待了注意事项，还专门从中央请了一个艺术家来教他们排演节目。
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０岁的梁必业养病归队，到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当队长。
梁必业说：“这以后我就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
小平同志很注意宣传队。常说：‘宣传队不只是做宣传工作，还是准备干部、培养干部的地方’，宣传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做部队工作，还要做敌军工作。那时宣传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干部。
在宣传队，我们经常进行政治学习，还要测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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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以后政治教育就更多了。我们办宣传队需要人，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新兵入伍，有点文化，可年龄较大，有３０岁了。邓小平叫警卫员把他分到宣传队。我一看，是个老头儿，就不要。警卫员告诉邓小平。邓就说：‘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邓小平处理问题就是这么简明扼要。结果这个人很不错，演老太太很像，工作勤勤恳恳，宣传队里的小娃娃也全靠他照顾。“
据梁必业介绍，宣传队还编了一首《中央红军长征歌》，歌词是这样的：“中央红军出发自江西，十二月长征历尽险山和恶水，战胜白军与团匪，行程二万五千里，大小五百余仗，都打垮敌人，计算起来，溃敌四百一十团。英勇的、红色的英雄无坚不摧，终于到陕北。会合红十五军团，粉碎敌人的‘围剿’，胜利向前进！”
７０多岁的梁老将军至今一字不忘，唱起来依然气宇轩昂。
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１９３６年２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亲自率领下，实行东征。邓小平带领的政治部宣传部也东渡黄河。梁必业将军说：“在东征途中，我们宣传部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路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
我们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小平同志在东征途中还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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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调查研究
邓小平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期间，中央两次直接派邓小平到部队做调查研究、考察干部。第一次是一军团驻陕北雨珠时。当时红军东征回来不久，邓小平刚接替罗荣桓任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调红军大学学习。
邓小平是和罗瑞卿一起，受中央直接派遣，在一军团的一些部队做调查研究、考察干部的。据当时在红一军团第四师当团政委的王平将军回忆：中央派中央保卫局长罗瑞卿和邓小平来了解情况，找了大部分干部谈话。王平是第一次认识邓小平，那次他对邓小平的印象是：很冷静，严肃认真，讲话不多，但简明扼要，讲话句子短，好记录，而且观点明确，讲的都是有用的话。调查完以后，罗瑞卿和邓小平二人向中央做了汇报。
第二次是１９３６年８～９月间，军团政治部驻宁夏的豫旺地区的五里洞。这时中央军委托邓小平带一个检查团到十五军团检查工作。梁必业将军说：“邓小平带了我、唐亮和蔡元兴三个人，由一个１２人组成的精干的警卫班掩护，到驻陕北的十五军团的八十一和七十五两个师去检查工作。邓主要是和师团干部谈话，我们是和下面的干部战士谈话。
这个任务，是中央和中央军委派邓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回来后，邓向中央做了汇报。
中央两次派邓小平去做调查研究，说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邓小平是十分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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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梁必业说，这个时期，一军团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的社论，都是由邓亲自撰编的。他说：“小平同志写东西快，大家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
有一次朱瑞主任催他写一个连队讲话材料，他说：‘这个好办’。马上找来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写，很快就写好了。这也是他的特点。“
特别抓干部教育
红军东征回师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准备对陕甘宁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向陕、甘、宁三省交界之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实行西征。
从１９３６年５月至７月底，红军迅速扩展了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都得到相应发展。
此后一段时间，局势相对稳定。利用这个机会，部队进行了训训和教育工作。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宁夏七营川办了一期学习班。
据梁必业将军回忆：“东征回来以后，我们筹了款，筹了粮，还从山西带回不少的骡子。西征以后，仗打得少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已开始与我们搞统一战线。
这段时间里，小平同志任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朱瑞。邓管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教育工作，特别是抓干部教育。我们这些人，从小参军，要讲比较系统地学政治常识，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习班的课，从政党、领袖、群众讲起，讲社会发展史。我们听课，讨论，还测验、打分数。朱瑞、小平同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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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
许多部队的同志在这里把参加革命的朴素的阶级觉悟，逐渐向理性上升，建立了理性觉悟。“
当时在一军团做侦察工作的苏静将军也说：“１９３６年小平同志组织我们学习，办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班。
学世界知识，学社会发展史和马列主义。小平同志给我们讲课，给我们发学习资料，出卷子考试，还打分数。有时开讨论会，我们问问题，他解答问题。以前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打仗走路，这次小平同志组织的学习，使我们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据梁必业将军介绍，政治部除了抓学习教育工作以外，还要管敌军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宁夏是回民居住比较稠密的地区，因此，还要开展对回民的工作。另外当地哥老会的势力很大，也要注意对他们的工作。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邓小平管的。
对干部要求很严
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２日，红一军团到达甘肃宫河镇一带，军团政治部驻王家楼。
梁必业将军说：“在王家楼，我们住一个小院子，两个窑洞，小平同志和我住北面的一个，警卫班住南边的一个。周围有一个小围墙，东面有一个小菜园，我们租来修了一个‘克拉克’球场。我们每个人每月发５元钱，邓的钱由我管，他喜欢喝可可粉，我有机会去三原时就给他买点。吃饭政治部一个锅，很简单，有时有肉。我们军团政治部有一个炊事员是从江西来的，会做红烧肉，来军团开会的干部都喜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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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吃红烧肉。邓的生活很简单，但很规律。吃完晚饭后，他常去散散步，然后又看书，疲劳了就打打克拉克球，或者看看战士们打篮球。邓同总部联系多，特别与当时的总政副主任杨尚昆联系多，杨每次来信都是鼓鼓的一大信封。邓几乎每天都要去驻在宫河镇的军团司令部看电报，或者和聂荣臻、左权同志他们去谈事情。邓对干部要求很严，他说：‘我这个主任，是要管师长的！
‘一军团的师长、政委们，不管谁到司令部来，都要到政治部来请示邓主任。我那时当总务处处长，机关的一些同志想买点好的东西，买好一点的信封信纸，连浆糊也不想自己做了，想买香糊用，邓批评了，以后就不敢了。
１９３７年上半年，刘伯承、萧克他们率领的援西军经过宫河镇时，他们都来王家楼看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还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艰巨呀！
‘西路军失败后，援西军停在庆阳一带，后撤回陕北。中央召开了一个一、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中央委托杨尚昆、罗瑞卿和小平同志三个人负责。开会的地点就在我们王家楼。尚昆同志来后，和小平同志、我三个人住一间房子，罗瑞卿个子高，一个人住那间警卫班的房子。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我们政治部负责，要管组织会议、生活和安全保障。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梁必业将军满怀感慨地说：“我们一军团前后一共有过五位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两任，时间最长。小平同志两年，在他的那个时期军团政治工作主要由政治部主任来抓。朱瑞任过一段，李卓然时间最短。我学习做政治工作，第一个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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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帅学习，第二个是向小平同志学习。
小平同志有理论水平，写作能力强，有用不完的精力。“
１９３７年１月，因朱瑞调任红二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接替朱瑞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主管一军团的政训工作。
邓接任后军团政治部办了政训班，军团直属机关的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
梁必业将军对那段生活记忆犹新，他说：“我们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学习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学习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学员们每天早上起来出操、跑步，学军事、武器、运动战，还搞比武活动。政治课是小平同志给我们讲。他每天早晨起来看书、备课。他备课的时候，不让我们吵。他给我们讲课，讲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两重性讲起。他给我们讲什么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