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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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邓小平同时任公安部长的刘复之的一次谈话决定的。
“文化大革命”
十年内乱留下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滋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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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清理。
因而，犯罪活动一时越来越猖獗。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及时作出“严打”的战略决策。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６日公安部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提出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３天后，即７月１９日，邓小平同志看完报告后，即在北戴河约刘复之谈话。并约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同志参加。
３天前，邓小平同志还同胡耀邦、赵紫阳同志谈过。
他指出：现在刑事犯罪，恶性案件，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是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
他针对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
的担心，指出：就是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
邓小平同刘复之谈话时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我跟耀邦、紫阳同志谈，就是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长，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小平同志翻开报告，念了有关段落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
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态度非常坚决，他说：”搞得不痛不痒的不行，这样搞是不得人心的。“他强调指出：”严就能治住“
，“不能让犯罪的人无所畏惧”
，“这就是加强力量，这就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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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在谈话中，彭真十分高兴，一再说，小平同志这个决心下得好，全党下决心，坚决贯彻这个决策，问题就好解决了。
谈话后，公安部立即传达了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的指示。
并在彭真同志的主持下，很快作出了“严打”的具体部署。
十年后，刘复之饱含激情地写下了这次谈话，小平同志思维敏捷，洞察入微，言语明晰，记忆力强，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小平同志在党中央工作几十年间，多次主持讨论公安工作，对公安保卫和整个政法工作有过大量的指示。对我个人来说，１９８３年７月这次谈话和随后的实践是自己一生中受到的最生动最深刻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教育。”
邓小平同志对这次“严打”的战略决策，结束了几年来打击刑事犯罪徘徊不前的局面。
“严打”的结果非常显著，治安形势迅速改观。
刘复之在文章中认为：“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同他１９８２年提出依法从重从严打击经济犯罪一样，都贯穿着‘两手抓’的指导思想，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历史上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在‘严打’斗争中，特别是在开展战役的几个关键时刻，假如没有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没有他的坚强意志，没有他的伟大决心，要把‘严打’战役开展起来和坚持下去是不能设想的。”
“小平同志对‘严打’战役的决策，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典范。”
刘复之同志在文章中还深有感慨地说：“几十年来，小平同志从指挥百万大军作战到领导党中央工作，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时，向以冷静观察，深思熟虑，精明判断，果敢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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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称。我回想１９８０年审判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时，由于复杂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工作过程中，对犯路线错误和犯反革命罪要不要严格分开？对那几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犯开不开杀戒？
这两大问题，党内党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充分发扬民主中，小平同志倾听多种反映，集中正确意见，经过党中央讨论和国家司法程序，作出了只审判犯罪行为，犯罪和错误分开，不开杀戒的重大决策。事情过去十年了，回头看一看，想一想，这多么英明，多么正确！
小平同志１９８３年的‘严打’战略决策，同１９８０年对‘两案’审判和１９８２年对打击经济犯罪的决策一样，充分显现了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品格：高瞻远瞩，明睿智慧，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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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云松：
邓小平不忘故旧
汪云松，字德薰，四川爱国知名人士。
曾经当过清朝的四品道台，重庆商会会长。
他具有维新思想，曾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先任会长，后又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董事长。从筹组分会、建立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汪先生都是亲身所为，极尽热心。邓小平就是从他筹办的这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后赴法国的。如果说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人公推吴玉章，那么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功臣，则当属汪云松。
１９４９年重庆解放后，一天，西南军区派了几个人到汪云松家，汪不知凶吉，没敢见。第二天，又来了辆吉普车，把汪云松接到军区。
原来是当年留法勤工俭学会预备学校学生、现在的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请他作客吃饭。汪云松回来后很是高兴，逢人便说：“小平真不错，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
当年汪云松先生筹办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只是出于爱国热情，要培养搞实业的人，走实业救国的路子，也许并没有想到培养了一批共产党人。汪先生那种办学的热忱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做了共产党大官的学生几十年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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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忘记他。
１９５０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开会时，汪云松先生应邀前去北京列席，他回来后讲，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宴会，头一桌的主人是毛主席，第二桌有小平同志，他也坐在第二桌。
小平和陈毅分了工，小平同志请客，陈毅宴会后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回招待所。
５０年代有一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途经四川时，还特意会见了汪先生。
汪老先生爱国，解放后也爱共产党，他把自己多年珍藏的文物都捐献给了国家。汪老先生有一对心爱的古瓷瓶，他把装瓶子的楠木盒子刻上“东方红”三字，送给毛主席作为祝寿之用。按我们党的规矩，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不祝寿，不收礼的。当时在重庆统战部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说，小平同志知道了这件事，跟统战部的人说：“要了解汪云松。”
于是，作为特例，统战部收下了这份礼物。统战部的这位同志说，后来小平同志还说过，汪云松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指小平同志和聂荣臻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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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玠然：
邓秘书长不但管事多，而且责任大
黄玠然，浙江浦江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早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秘书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在山西第二战区牺牲救国同盟总会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后任上川企业公司总务处长、办事处主任。
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９年，任上川企业公司协理。
建国后，任华东纺织管理局秘书处长、华东纺织工学院副院长。
１９５０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５２年后，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常委，民建第一、二、三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咨议委员会常委，第六届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顾问，是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迁上海，黄玠然与邓小平同在中央机关工作。
１９２９年邓小平被派到广西后，黄玠然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黄玠然十分清楚当时的情况，尤其是有关邓小平的情况。他说：第一次认识邓小平是１９２８年，那时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有一个两楼两厅的房子，那就是中央的一个机关，当时由彭述之夫妻、陈赓的夫人王根英、内部交通科主任张宝泉和白戴昆等同志以房客的关系住在里面。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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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央办公厅。
那时周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属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中央和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的问题，如要人、要经费、汇报工作和请示中央的问题等等，周恩来同志能解决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和重大的问题，就交到政治局会上去讨论决定。恩来同志实际相当党内日常工作的总管。我当时在党刊工作，也是去请示工作，在那里头一次见到恩来和小平同志。他们非常忙，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在外面等。
１９２９年小平同志要调往广西以前，我准备接他的工作，因此也参加一些政治局在熊老板（注：指熊瑾玎）那个机关的会议，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这时接触的时间就多了。政治局开会，由总书记向忠发主持。
会议的内容都是事先定好的，都是讨论专门的问题。
如工人运动，国际形势，经济问题，全国和局部地区的形势、策略、对策、方针，工作方法和斗争方法等等，都是大的问题。每次讨论的问题都由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同志作中心发言，其他同志围绕中心发言谈看法和意见。发言不能时间太长，不能长篇大论。向忠发有时也很能发挥一通，但没有水平。发言最多的是周恩来，他了解的问题多，管的工作多，准备又充分，还常常写好发言提纲，特别是关于苏区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他发言最多。小平同志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请别人记录）
，但他也发言，因为秘书长有权发言，也有权提出问题。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
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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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中央的安危。小平同志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份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有些人很能说，但常常说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