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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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线特派记者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很难放进一个‘，’号的。”
其实，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性格、爱好并不相同，邓小平同志业余喜欢在“黑桃”
“方块”
中斗法，在麻将城中摆方阵；捧读各种文史哲书籍。刘伯承同志则在业余时间里主要是编写、翻译军事著作，茶余饭后喜欢谈谈天，说说笑话，在军中他有“口头娱乐家”之称。所以，刘伯承平时总是不失时机地收集各种军事材料。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邓小平在延安开会，刘伯承在发往延安的电报中，还请邓小平同志在后方给他买这方面的书籍。邓小平也是乐意千方百计地给他买。
在平时的工作中，许多的具体事邓小平同志总是抢着去干，他常吩咐下属：一般的事不要找刘师长，他年纪大，身体又不好，只有大事才去找他。
常言说：“难中好看人，难中好救人。”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关系有许许多多的感人例子。
最突出的是１９５８年那次“反教条主义”事件。那一年不仅是全国“创高产”
、“放卫星”
、办“大食堂”
、“吃大锅饭”
、“大炼钢铁”的火红岁月，也是我国军界飘浮阴云的年代。当时军内大肆掀起了“反教条主义”
，军界元老之一刘伯承首当其冲。一纸电令，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从病床上爬起来，带着３９℃体温和血压很高的病体，进京去军委召开的大会上作检讨。作为一老军人，对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任何命令，从来就是坚决地执行的。
刘伯承来到北京，汽车在怀仁堂前停住。元帅的老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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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迎上来，紧紧握住元帅的手，默默无语。在讨论这项议程之前，邓小平就明确表示：“伯承同志是位组织性很强的老党员，他的身体不好，只要表个态就行了，不必上台检讨了。”当时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同志也表明了相同的意见。
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难以摆脱惯性运动的规律，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公开检讨，有的意见甚至还相当尖锐。
元帅走进会场，一千多双眼睛注视着他，他竟老泪纵横！
元帅作检讨，台上声泪俱下，台下鸦雀无声。元帅讲完，全场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作检讨还赢得如此热烈的掌声，历史上罕见的现象。这里面交织着多少复杂的情感！邓小平再一次站出来，为老战友说话：“伯承同志对党的领导是十分尊重的，对政治工作是十分重视的，我和他相处多年，深知他的党性观念之强，组织纪律性之强。”
陈毅元帅等也仗义执言。
历史匆匆地走过了漫长而又艰难的道路，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也迎来了光明。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１９８６年，他又专门撰文再次说：“１９５８年批判他（伯承）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刘邓相互关心
刘伯承一生朴实，他对于老战友邓小平同志的深情厚谊，千万感慨就汇集在他平时多次对部下所说的一句话：“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真是“无声胜有声”
，这其中包含了多少敬佩、多少情意、多少理解和支持！
刘邓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佳配合，而且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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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甚至两家的关系都融洽如一家了。
１９４５年平汉战役前夕，刘伯承、邓小平两家住在涉县赤岸村的一家院子里。当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７岁，叫刘太行。邓小平的大儿子２岁，还没有取名，因为长得胖，就叫他“胖胖”。一天，两家坐在院子里聊天。卓琳说：“咱们孩子都２岁了，总叫胖胖不行吧！
要是长身瘦，就总叫瘦瘦？
该取个名了。“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也给他取‘太行’吧。
叫‘邓太行’。“但又一想说：”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伯承同志，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给咱胖胖起个名。“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关系。“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取个吧。“刘伯承笑眯眯地答应说：”那么，“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来，”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４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个‘朴方’好不好？“大家一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卓琳拉住胖胖说：”快，快谢谢伯伯。“从此，邓朴方的名字便叫开了。
１９４２年，刘伯承诞辰５０周年，中共中央为表彰他的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士气，决定在太行山举行庆祝活动。这天贺文、贺电如雪片飞来，其中包括朱德、叶剑英、陈毅、吴玉章、林伯渠等人的。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极富特色的贺文。
文中除了赞颂刘伯承的优秀品质和革命功绩外，还指出了他的“缺点”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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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
刘邓相互关心的许多事例是很令人感动的。
１９４２年，邓小平去中条山，刘伯承留在太行。他们分手后，刘伯承极为关心邓小平的安全，老是到作战科和机要科去问邓政委过了白晋线敌占区没有。一天，机要科收到陈赓的电报，说是当晚将通过白晋线。那天夜里，刘伯承一夜未睡，守在作战科等消息，直到快天亮时，陈赓来了电报，刘伯承就站在译电员旁边，译一个字看一个字，还不时地猜一个字。电报还没译完。他知道邓小平已完全过了白晋线，就回去睡觉了。
在大别山，为反敌人围剿，刘伯承去外线指挥。邓小平留在大别山。
分手的那天，邓小平冒着风雪给刘伯承送行。
他们并肩步行，过了一坡又一坡，走了一程又一程，像有说不完的话。刘伯承知道，一旦敌人发现我军转向了外线，邓小平身边的斗争形势将会更险恶。于是，刘伯承执意要把警卫团留下，说：“我带一个排去就足够了。”并叮嘱李达参谋长，一定要注意邓政委的安全。邓小平则要刘伯承保护“心灵的窗户”
，晚上少用眼睛，并再三嘱咐管理处，给刘司令准备一盏美孚灯。他们分手后，刘伯承立即吩咐各部：“如果我们北上受阻，不幸被敌人冲散，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到文殊寺找我们的邓政委。”
他还反复交待：电台要按时与邓政委联络。
此后，每天早晨起来，刘伯承的第一句话总是：政委在什么位置？几时取得的联系？他周围的敌情如何？我军的位置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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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中深情而又沉重地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我们一起工作，是１９３８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
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１３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
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的心里，也觉得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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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
按邓小平的思想搞下去，中国就会有更大发展
聂荣臻，四川江津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并赴苏联学习。
１９２５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参加北伐战争，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区执委军事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南昌起义中任前敌军委书记、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
１２月参与广州起义。
１９２８年后，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长。
１９３１年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长征中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一二五师副师长兼政委、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
１９４９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兼军管会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１９５４年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同年１１月任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５８年兼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１９８３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国家军委副主席。是中共第七至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有《聂荣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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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与邓小平是四川老乡，在７０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他们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一起走过长征。
１９５２年邓小平调中央后，他们两家住隔壁，加之都是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来往更加频繁。
后来不住在一起，但仍亲如一家，即使逆境中也不变。
１９７５年冬，周恩来病重，“四人帮”猖獗，全国掀起“反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处境很困难，有的人不敢去见他。聂帅知道后批评说，小平同志还兼总长嘛，中央没有免他的职，为什么不向他请示报告工作？周总理逝世后，聂帅在去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后，还特意转到东交民巷看望住在那里的小平同志。毛泽东逝世后，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聂荣臻十分担忧，时刻关心着邓小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１日，聂荣臻对前来看他的杨成武将军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
‘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并要杨成武立即将此转告叶帅。正是老帅们的支持，才顺利地抓获了“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聂荣臻极力支持邓小平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１９８８年，邓小平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聂荣臻元帅得知，便与彭真同志交换意见，一致认为：邓小平同志暂不能退，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领导大家再干几年，这是革命利益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