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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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跟上来了，表现得很好。还有些同志，几年来曾经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后来严格要求自己，将功补过，也作出了新的贡献。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些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的努力，党是看见了的，广大党员和人民也都是不会忘记的。

　　　　我们这样坚持党性原则，公道正派地看待每一个同志，并且以这样的立场和态度来维护党的团结，就一定能够很好地团结自己，团结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战胜一切困难，促进我们伟大事业的兴旺发达。

　　　　我的经验和智慧有限，不可能像邓小平同志那样有独特的贡献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３日下午，胡耀邦总书记同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长、美国新闻界负有盛名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女士一行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晤谈，坦率开朗而独具风格和见解地回答了当时西方国家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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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谈到中国领导人接班问题时，格雷厄姆一行问：虽然邓小平主任希望自己能早日告退公职，但党和人民却希望他继续留任，这是不是意味着接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胡耀邦回答说：邓小平同志是当今中国人民最爱戴的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他会受到中国人民如此强烈的爱戴呢？我看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人民从几十年实际生活中了解到他对中国人民事业的忠诚和智慧是超群的；二是因为人民从“四人帮”倒台到今天这十年的经历中，亲身体会到小平同志提出的治理国家的主张和政策是最为正确的。

　　　　他是起核心作用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第二条比第一条更重要。因为这两条，所以中国人民希望他仍然留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

　　　　这是很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

　　　　从这一点出发，说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班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不完全赞成阁下的意见，即我们中国领导人的接班问题没有解决。其实，关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接班问题，几年前就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在方向和方针问题上已经得到了解决。首先，我们已经明确规定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终身担任领导职务的权利。第二，我们还明确规定了党和国家实行集体领导的制度，以避免过分突出一个人的权力。第三，不久前我们党商定将在一年之内制定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有了上面三条，我相信，在明年我们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接班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加完善的解决。

　　　　来访的美国客人紧接着问：你作为中国今后的最高领导，可以提供什么样的领导素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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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谦虚而又科学地回答了这个涉及他本人的问题。

　　　　他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实行的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制度。

　　　　在这个集体里，有起核心作用的人，但不存在有法定地位的最高领导者。我是这个集体领导中的一员，我自己认为尽了我的一份力量。但我的经验和智慧有限，不可能像邓小平同志那样有什么独特的贡献。

　　　　在我看来，现今中国领导人的素质，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上来。这样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才有真正的希望。二是要求其他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办到的事情，首先应要求自己能率先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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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

　　　　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叶剑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广东梅县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创建黄埔军校并任该校教授部副主任。参加东征与北伐，曾任新编第二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

　　　　１９２７年底参加广州起义，之后赴苏联莫斯科学习。

　　　　１９３０年回国后曾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长征中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一方面军参谋长。抗战期间，任八路军参谋长、八路军驻南京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常委。

　　　　１９４１年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１９４５年７月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参加重庆谈判，后任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

　　　　１９４７年回延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中共后方委员会书记。

　　　　１９４９年任北平市市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理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等职。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１９６６年后，任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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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

　　　　１９７５年任国防部长。是中共八至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和叶剑英为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奋斗，但经历却不一样。建国前，他们几乎没有直接共事。

　　　　１９５２年邓小平调任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叶剑英调军委，从此，他们一起供职中央，都长期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两位老战友共同携手，把握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

　　　　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党和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党面临的严重任务是拨乱反正，为了实现这个转变，必须清除林彪、“四人帮”帮派与残余，平反冤、假、错案，尽快让受“四人帮”迫害和打击的邓小平等同志出来工作，以建立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核心。

　　　　“四人帮”

　　　　被粉碎后，叶剑英立即派人将这一喜讯通报给邓小平等其他老同志。邓小平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喜悦。当时，邓小平正在生病，叶剑英把他安置到医院治疗，及时派秘书给他送文件，报告情况。与此同时，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治军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难得的人才。

　　　　毛主席、周总理多次称赞过他。

　　　　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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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然而，叶剑英的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坚持“两个凡是”

　　　　，压制和拖延邓小平出来工作。

　　　　但是，叶剑英和陈云、王震等党内许多同志，继续坚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也继续强烈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终于再度出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１９７７年７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

　　　　粉碎“四人帮”

　　　　之后的第二个年头，即１９７７年５月４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８０寿辰，聂荣臻、徐向前、王震、余秋里等几位军界领导都赶来祝贺。

　　　　正要进餐的时候，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赶到了。

　　　　邓小平一进门，看到这么热闹的场面，高兴得脱口而出：“啊！

　　　　老帅们都在这里了！“叶剑英见邓小平夫妇进来了，连忙迎上去，高兴地说：”小平同志，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

　　　　邓小平一生战功卓著，由于种种原因，未授军衔，但他在军队的地位很高，把他和元帅一样看待。叶剑英对邓小平一直是很尊重的。

　　　　“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的无理要求，明确指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照片，保留邓小平在各个革命时期的照片。

　　　　１９７５年１月，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同月举行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又被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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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病重住院后，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继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在国民经济、科学教育、文艺等战线整顿的同时，叶剑英同邓小平一起，根据毛泽东指示，对军队也进行了整顿。

　　　　但是，“四人帮”对邓小平所采取的一系列整顿措施，坚决反对，借机攻击。向毛泽东诬告邓小平，说邓小平上台后就翻案。掀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在邓小平处于再次被打倒的困境下，叶剑英不顾风险还到住处看望邓小平。

　　　　有一次，张春桥打电话给叶剑英，诬蔑邓小平，叶剑英驳斥张春桥：“你们不是存心要害人吗？”说完，“啪”就将电话挂了。邓小平“打倒”后，叶剑英也被以所谓“生病”原因，剥夺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权邓小平恢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以后，在指导和推动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做出了卓越贡献。

　　　　１９８０年底，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再次对邓小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

　　　　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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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

　　　　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

　　　　陈云，上海人，早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并参加革命。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从事农运，任青浦县委书记、江苏省农委主任等职，后又回上海从事工人运动。

　　　　１９３１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３２年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１９３３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１９３４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长征途中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遵义会议后不久，被派回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后又去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

　　　　１９３７年冬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