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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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实是日本著名的学者，被誉为“毛泽东研究权威”
，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政治研究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立命馆大学教授。
１９２３年生于中国山东省。
１９４９年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毕业。
１９５１年赴中国。
１９５４年与新岛淳良一起进行“中国群众文艺活动”的专题调查。
１９５５年在中国研究所工作。
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８年，他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３３卷本，平凡社刊）的编写工作。
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１日，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访华时，在上海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任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讲师，１９６８年任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１９７３年转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任副教授，１９７５年任教授。
进入８０年代以来，曾多次访问中国。由于他在鲁迅研究和毛泽东研究上的贡献，１９９２年９月荣获“福冈亚洲文化奖”。主要著作有：《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其诗与人生》、《鲁迅与现代》、《人民公社史》、《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谈哲学问题》、《毛泽东笔记》、《毛泽东》，并主编《毛泽东集》（１０卷本）
，和《毛泽东集补卷》（１０卷本）等。
１９７８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竹内实教授十分关注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对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与研究。他在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号《外交论坛》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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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４号人物。此前，他曾就这一观点进行过多次阐述。
他的这种大视角、高起点的研究成果，恐怕在国内外的邓小平研究中是不多见的。竹内实教授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应选秦始皇，因为他统一了天下，在世界这块辽阔的大地上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秦国”。
第二人要称孔子，由于他的存在，中华世界才具有“中华文明”的“面貌”。他没有权力却至今不朽。如果把秦始皇作为政治权力方面的代表，把孔子看作是精神权威方面的代表，那么毛泽东就是使这两个人合为一体的第三人，他把自己塑造成了既拥有权力又拥有思想的这类人物，他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状态。抹杀毛泽东的名字，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竹内实认为，中国历史的第四人是邓小平。
他说：“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各项政治制度以及不成文的规定和思维方式，明显地而且牢固地存在着。要想突破这些框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努力。人们虽然厌恶这些东西，但是惰性和懦弱却在蔓延，而且从这些框框中的受益者和阶层并不希望发生变化。
“邓小平让‘文化大革命’中丧失地位的人复出了，给已僵化的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新风。
“说句公道话，我觉得不能无视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业绩。积极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当然是邓小平。虽然周恩来提出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在周逝世后为了改变政治潮流而一步步地采取措施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是邓小平。现在中国的经济很有生气，商店里食品、服装等琳琅满目，电视普及，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都是邓小平新政策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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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国家这部车子前进的道路上挖开了一个大坑，而且他就那样地离开了人间的话，那么填埋这个大坑使车子和人们能够顺利通过的是邓小平，不仅如此，他让中国这部车子跑起来了。这部车子不是沿着锁国的方向，而是沿着开国的方向疾驰着。可以说邓小平是在干前无古人的事业。”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９日，邓小平对日本进行了为期８天的访问，会见了日本天皇、皇后，日本首相福田纠夫，日本政界元老、前首相田中角荣等人，与日方交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在中日关系史上，写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页。邓小平访日，受到了日本朝野举国一致的热烈欢迎，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邓台风”。
竹内实教授以学人的敏锐眼光，对邓小平访日期间的谈话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邓小平的访问获得了成功，这次访问证明邓小平“不是虚无主义者，而是精力充沛的、勤奋的现实主义者”。
竹内实教授在１９８０年出版的《友好易、理解难》一书中，披露了邓小平访日期间会见日本天皇、皇后，会见企业界代表，会见记者们时谈话的细节，并对邓的谈话作了认真的分析。下面的文字是从竹内实教授《友好易、理解难》一书中摘译的。
邓小平在日本掀起“邓旋风”
宛如台风经过一样，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日程安排显示了他的精力十分充沛。
台风过后，我们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仰望那爽朗、万里无云的晴空，品味出秋天到了。这场邓台风，究竟给我们日本人留下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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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家周刊杂志在归纳邓小平八日行（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９日）
的文章里使用的标题《尽管没有信口讲》那样，虽然不是期望的那种“信口讲”
，但是他发表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邓小平语录”的坦率谈话，使我们感触到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
访日期间，邓小平反复讲“四个现代化”
，从这种不寻常的热心来看，他并非说说而已。
由于中国没有“近代”
，自然需要“近代化”。可是，中国的努力目标是“现代”世界的先进国水平，所以，与其故意拿出大家不大熟悉的“近代”
，不如用“现代”在语感上更为贴切。我想这就是中国使用“现代化”这一用语的理由。
“日本早有蓬莱国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日，也是为了得到它。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作为礼物带回去。”
（１０月２４日，邓小平在日本众参两院议长举行欢迎宴会前，同在野党首脑们的谈话）
“参观了现代化的工厂后，我知道了现代化是什么。
我们中国制定了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希望日本产业界的诸位给予协助。“
（２４日，邓小平同神奈川县日产汽车制造工厂干部的谈话）
“中国制定了自己的目标，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更确切地说，就是指接近那个时候的水平。
“世界在迅猛前进。
那个时候的水平，我想贵国也不是现在的水平。我们到那个时候达到现在的日本、欧洲、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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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我认为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２２年后达到这样的水平是很难的。我们清楚这些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制定了这个大目标。“
（２５日，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答记者问）
“本来长得很丑，却按美人那样打扮是不行的。
丑陋是不能掩盖的，老老实实地承认落后才有希望。“
（同上）
“有一种被人从后面鞭打，被人追赶的感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快跑。”
（２６日，邓小平在东京至京都的新干线列车上发表的感想。）
看到中国要搞“现代化”的这种焦躁感，我们日本人不是没有担心。尽管如此，中国迫不得已发出的奔向“现代化”的信号，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认为在这种理解的背后，我们日本人感到内心有愧。
这就是战争责任，是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欠债。
日本损害中国的规模，如果按照中国声明的说法，人命１０００万人以上，财产５００亿美元。
这仅限定在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八年间的“日中战争”期间的数字。
人命无法用金钱换算。但如果按一个人一万美元计算的话，那么人的损失就是３５兆日元，物资损失是１７兆日元，合计５２兆日元。
这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前一年的计算，当时１美元合３６０日元。而且，国家预算是９兆４０００亿日元。
现在，１美元相当于１９０日元，从国家预算为３４兆日元的日本经济水平看，假如支付５２兆日元的赔款，也许并不那么困难，根据我当时的估算，可以将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强分２０年付清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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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年，中国虽然还保留着要求赔偿的权利，但显然已经没有要求赔偿的意图。那时，中国要人的谈话要点如下：１．中国不想利用外国的赔偿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２．一般来讲，让战败国支付巨大的战争赔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和平有害。
３．战争赔偿是让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支付，所以是不合理的。
以上就是中国对赔偿的基本态度。
这个谈话是通过当时负责日本问题的赵安博转述的，廖承志又详细说明了上述意思：“中国没说不让赔偿，但也没说让赔偿。
我们不想用日本的赔偿来搞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不过，作为一般的气氛，我们不接受那种因没有请求赔偿权的蒋介石放弃了赔偿，就认为中国也没有请求权的论调。“
在中国方面有了这种见解之后，似乎可以说，赔偿问题是１９７２年作为正式文件在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得到“解决”的。第五次论述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他具有随机应变的谈判技巧
既然国家间的关系已由此开始，那么作为国家间的礼仪，就应该与天皇会见，这是中国的想法，大概也是邓小平的想法吧。
邓小平会见天皇时，恐怕没有联想抗日战争期间的战斗经历，也没有联想中国遭受的苦难。不过，既然中国不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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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革命外交”
，不想回到文化上的锁国主义上，我想他必然下决心使会见天皇这一国家性的礼仪圆满结束。
关于邓小平与天皇的交谈，日本方面和中国方面发表的内容略有不同。从日本方面发表的内容（参加会见的汤川盛夫宫廷仪式官发表的会见内容概要）看，天皇首先致欢迎词说：“百忙中特意光临，十分感谢。尤其是今天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交换完毕，感到非常高兴。”对此，邓小平说：“这次的条约比想象的要好，意义十分深远。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今后我们要向前看，建立两国的和平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