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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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约束“北极熊”
Ａ·Ｄ·洛乌教授是美国研究中苏关系的著名学者。
１９８７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力作《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该书不仅论述了二次大战以来，中苏两国关系从友好同盟转为论战、对抗又逐步走向正常化的过程，而且向人们展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胡耀邦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等政坛风云人物在中苏关系演变中的足迹和作用，特别是以一定的笔墨论述了邓小平在中苏关系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无疑会有所帮助。
当然，洛乌教授作为美国的一位政治分析家，他的某些观点和立场不能不反映美国政府的态度和意向，有些观点和提法是错误的，同时，由于他论述的是历史，成书也在几年之前，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今天，不能不带有历史局限性。
下面的几段文字是从《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一书中摘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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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公开阐述“三个世界理论”
毛泽东在世时，中国共产党就已接受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坚持这一理论，用这一理论来抗击苏联的观点，因为中国已把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的扩张主义相提并论。
１９７４年２月，毛泽东在同一位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谈话时，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考虑到后来中国国内事务的发展，这一理论具有特别的意义。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二次特别会议上公开阐述了三个世界的概念。
１９７５年１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作报告时提到了这一理论。这一受到苏联猛烈攻击的理论在中国特别受到温和派的拥护。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６日，《人民日报》指出，“四人帮”这些极“左”分子，“公然反对”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华国锋主席在几次报告中重申了关于三个世界的概念。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的核心就是：苏联既是对中国，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这一理论使中国同美国和西欧的亲密关系合法化，并且把中国摆在第三世界当中，突出她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最详细地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文章说：“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正是在６０年代，苏联变成了“威胁世界和平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就像美帝国主义所做的那样，但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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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正在下降。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中，苏联“更凶恶、更狂妄，是世界大战最危险的策源地”。
当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伸出谋求恢复正常关系的手，要求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华国锋在１９７８年２月在全国人大所作的报告中对此作了并不友好的反应。……
１９７８年，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把反对霸权主义这一针对苏联的内容写入了条约。这在苏联引起了新的愤怒。……尽管苏联在反驳时宣称，正是中国自己在谋求“霸权主义”
，但是，在１９７８年底，两国关系的改善还是出现了一点点迹象，苏联政府任命斯杰巴科夫接替托尔斯季科夫担任驻中国大使，后者自１９７０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
邓小平领导“思想解放运动”
１９７８年，中国国内兴起了“思想解放运动”
，这同邓小平的名字是联在一起的。随着对“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受到“四人帮”支持的政策实行拨乱反正，继续坚持毛泽东政策的华国锋所担任的总理职务于１９８０年９月被支持邓小平政策的赵紫阳所接替。
１９８１年６月，华国锋辞去了党的主席职务，胡耀邦作为邓小平的坚决支持者接替了他这一职务。
官方仍旧给予毛泽东思想以崇高的地位，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毛泽东以前具有的特殊地位已经降低了。毛泽东在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公开进行批判。承认这些错误，为邓小平对十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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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期间的政策进行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为思想解放，现代化，“开放”政策，允许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合资经营，特别是在华南、华东的经济特区开展经营创造了条件。
苏联认为，这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极“左”路线转向“修正主义”的“右倾政策”。……
北京自己已信奉“修正主义”
，如果继续谴责她的对手苏联是“离经叛道”
，对北京领导人来说，难免显得有点滑稽。
毛泽东作为北京制定政策时的思想路线的指导者，占有中心的地位，同时，他作为苏联政策和实践的反对者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他在这方面的地位和作用都已下降了，因而，重新评价中国对苏政策的一个主要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同样，中国一开始曾反对苏联提出的东方社会主义可以和西方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观点，但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抛弃了以前特有的东西方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现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信奉与自己原来的看法相反的观点，并且主张同西方，包括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甚至一度赞同建立全球反苏联盟使西方大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起来的观点。……
１９８０年４月２日，《人民日报》不承认在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期间，中共９篇攻击苏联的系列文章有什么错误。但现在承认，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
，然后加以攻击是不适当的。在作出这一让步的同一个月里，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座落的那条街恢复了它以前的非政治性的街道名称，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这条街被易名为“反修街”。尽管作了这些调整，对苏联的敌视态度仍像以前一样坚定，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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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敌视态度是针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它的国内政策，这一点可以从１９８０年４月胡耀邦和邓小平本人对苏联外交政策所作的严厉的批评中看出来。
自卫反击战前，邓小平曾访问美国
在邓小平访问华盛顿时，人们引用他的说法，即中美互相敌视已３０年了，但“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终于结束了。虽然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但两国共同的利益，要求我们洞观国际局势并用长期的战略眼光来检查我们的双边关系，两国不但要自己不谋求霸权，而且要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的企图。
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现在世界还不平静……我们不愿意打仗，除非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邓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官方从来就不是失败主义者，当然，中国为之担忧的是——这正是邓小平求助于美国的目的所在——建立反苏的大联盟。
与此同时，任何有关中国可能蜕变为侵略者的恐惧完全可以消除。
邓小平驳斥了中国“好战”以及中国是全球灾难的潜在根源的滥言：在现代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侵略的牺牲品，即使今天仍然处于侵略的威胁之下，我们没有理由发动一场世界战争，我们也没有资格这样做。
“战争的危险首先来自那些天天散布和平与缓和烟雾的战争狂，令人高兴的是，越来越多明智的美国公众逐渐意识到这种危险。”
和美国记者共进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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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的时候，邓小平特别注意到１９６３、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美苏所达成的三个协定。
即使美国公众也承认两国军事力量大体相当。
中国反对苏美限制战略武器协议，邓小平警告说，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不能仅仅通过谈判和协议就能受到抑制或者削减，我们中国人民认为战争的危险来自苏联，所以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尽力阻止和消除他们所做的，并且粉碎他们想做的一切。
在邓小平看来，日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朋友，也是苏联威胁的主要目标。在回答瓦尔特、克朗凯特和《时代》周刊记者提到的关于邓小平对日本、美国和中国缔结条约的建议时，邓承认，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这是邓小平后来对《时代》周刊记者阐述的）应该团结起来，认真对待战争危险的挑战，我们不需要任何条约和联盟，我们需要的是对局势的共同理解和一致努力。当美国记者克朗凯特进一步问邓小平对苏联威胁的真正性质的了解是否比对美国领导人更多时，邓闪烁其词地说，中国政府希望美国采取更有效和更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霸权主义带来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即将对越南采取一场军事行动，反对“地区霸权主义”
，尽管它是由苏联支持的。
邓小平说，要给北极熊“安上笼套”
对于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２月访问美国时的讲话，彼得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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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理报》分析说：它“充满了彻底的反对和敌视苏联的偏见”。邓小平同意７０名退休美国军官的意见，这些军官对任何在裁军领域里达成协议的想法都持反对态度。邓小平宣称，即使签订了一个裁军协议，军备竞赛仍将持续下去。
彼得洛夫接着说：从邓小平访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北京对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作了如此的翻新：帝国主义完全消失，甚至美国也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盟友。北京发现它现在再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表示要充当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领袖，要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和其它国际力量在国际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即使是空洞的承诺它也难以启齿了。而不久前，它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坚决忠于这两个信念。
随后不久的日子里，《真理报》又提到邓小平，说他在华盛顿曾经宣布：“苏联是人类和平的威胁”
，并且他号召“一致坚定地联合起来反对苏联”
，该报还引证说，邓希望“把华盛顿拉入反苏队伍”
，他放弃了缓和紧张对抗的政策，指责各种控制军备竞赛的努力，并且呼吁建立一条反苏的统一战线。
《真理报》宣布北京领导人是“东方的战争根源，霸权主义”
，指责他压制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各国。还指责邓小平访美是为发动反苏“煽惑游说的一星期”。在会见《时代》周刊记者时，邓小平说：“要给北极熊安上笼套。”与此同时，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