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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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当时亲密的同僚是邓小平。
人民知道，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是一位精力充沛、勇往直前的领导人。
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重新夺回权力。
“文化大革命”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从１９２０年以来，刘少奇站在毛泽东一边有４６年之久。
他们曾一起南征北战。
现在他被孤立了，被否定了。当时邓小平可以利用一个机会，如果他愿意公开作自我批评，人们能理解他，这样他还可以有惊无险地躲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毛泽东逝世以后，重新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消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同时也成功地摘下了华国锋的标准像。
今天，他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场灾难。可以肯定地说，他当初也是这样看的。有这种觉悟的一个人怎么会消极厌世呢？他是否曾经害怕过？人们无从知道，但是看来他不是那样的人。
无论如何他不会害怕灾难而屈服。
相反，宁可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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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像一些有胆略的人那样，在严峻的环境中以守为攻。
１９７５年，他和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生争论和分歧。在那次会上，他以四川省为例，描绘了中国农业形势的黑暗面。江青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她断言，人们今天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对此，邓小平尖锐地予以反驳。他并不害怕对他和他的同志的攻击。
对别人反对他的政策不加理会。
他反驳极左派。
一些中国人认为，在邓小平那个时代的人，没有谁代替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工作比他更受欢迎。
１９７６年周恩来去世之后，邓小平成了人民的希望，极左派被捕，人民要求邓小平复出，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犹豫不定，也许他觉得自己在经验和才智上比不上邓小平，当然，他还是将邓小平接回来担任领导。华国锋的这一举动仍受到人们的赞誉。人们看出，邓小平是适合很快推进改革的人物。许多中国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冷静、思考缜密的人。人们不必再担心出现突然转变航向的事。邓小平和拥护他的人不急于上台。
１９７９年夏天，他的作用还不大。当时，我们在香港的一些同事认为他最后会靠边站。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把他们的力量系统加以扩大，同时把那些老式的、讲两条路线的政策的代表，也就是说那些认为凡是毛主席所作的、所说的都是对的，即“两个凡是”的人——慢慢地从政治局排出去。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它赢得了人民极大的信任。现在它部分地失去了这一信任。邓小平看到了这一事实，并认为首要的事情是要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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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戴维：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
Ｃ．戴维是著名华裔学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奥斯科谢分校政治学教授。
曾有多种著作行世。
他的两本最著名的著作都是关于邓小平的，一本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中译本书名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１９８４年出版；另一本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１９８９年出版。为了写好这两本书，作者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了大量材料，特别是来中国实地作调查研究，采访了许许多多的干部、学者和普通群众。他是抱着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的态度写完这两本书的。他在书中以十年动乱为背景，不仅描写出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而且展示了邓小平的人品和治国艺术，介绍了邓小平的一些基本思想，赞颂了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
Ｃ．戴维教授的视角和手法新颖独到，看问题比较符合实际。由此可看出Ｃ．戴维这位美国研究中国当代政治问题的著名专家的大家手笔。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他说：“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
，“是一个带有传统色彩和务实主义色彩的现代革命家”。
他指出：“即使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地方工作经验也没他丰富，同中央以及各级政府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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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比不上他。“他特别认为，近年来，”在物质进步、社会安定、自由民主以及贯彻四个现代化政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超过了他前面的任何一位领导人“。他的这些看法，不无启迪思维之处。
当然，由于Ｃ．戴维教授生活在美国，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阅历势必影响他的观察与分析判断，因而他的一些提法观点难免不妥、甚至有错误之处，他引用的某些史料也难免不十分准确，这不足为怪，相信读者能够鉴别。
下面的文字是从Ｃ．戴维教授的《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和《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两本书摘译的。
邓小平以另一种风格开展斗争
毛泽东去世前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巧妙地设计出了国家新的领导机构，这一结构毫无疑问会影响到邓小平长期离开政治生涯之后的中国的发展。……林彪的失败使得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上升，从而有可能在仍处于过渡阶段时，构思新的领导结构并在后来确立起新的领导体制。
这一新的体制有助于指导中国迈入２１世纪。
自从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以典型的务实风格发挥自己的作用。
作为“文化大革命”
的参与者，他能够保持自己的总理职位。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了林彪作为党的未来主席的地位，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周恩来承认了这一点。……林彪叛逃失败以后，周恩来常常代表毛泽东发表讲话，采取行动。
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还保护着邓小平。
正是他在１９７６年元月的去世引起了权力争夺的新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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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也随之第二次从公众场合消失。
４个月之后的清明节，北京的人民群众以如此庄严动人的方式向他表示敬意，以致导致了“四·五运动”。这场运动进一步使邓小平受到牵连，使得他在党内的高级地位受到损害，同时也再一次受到谴责……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另一种风格开展斗争。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指责为“第２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常常承认他在历史上的错误。他的一家在红卫兵运动席卷神州之际也遭到许许多多迫害。邓小平本人总是显得敢于犯颜直诤。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他是一个理智的、温和的改革家。就像周恩来一样，他不是一个无视现实的“左”的理论家，但是，他敢于为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斗争，为此不惜冒险。他是一个务实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有力量的组织家和行政专家。邓小平能做到随时承认可能的错误及纠正的必要。然而，每一次他重新出来工作，他都坚持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即使这使得他看来前后可能不一致。
因而，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政治生活充满了风暴。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他重新出来工作之前，他曾经两次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他在１９７７年重新得到任命以来的斗争经历相当多地显示了他的特性、他的决心、他的政治策略、他对精心管理之下的未来中国的展望以及关于在他之后新的领导继承问题的观点。
他献身于使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胜利的事业。邓小平不在乎意识形态上的白猫黑猫之争，只要猫能逮到老鼠就行。
在他看来，思想上的修正主义是一个没有必要加以争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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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这种修正是必要的、合理的、实事求是的。
１９７７年他复出后，在党的会议上讲话时，他保证要“少说空话，多干实事”。
在过去的几年里，邓小平领导党和国家极大地清除了原来那一套“左”的东西，但并没有背离毛泽东思想。他提出了一条务实的格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立场就是把所有思想都拿到实践中去经受检验。他充满风暴的生涯表明他迫切希望为党和国家服务。例如，１９７１年，他听到林彪倒台的消息之后，他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要为人民服务的愿望。毛泽东同意了邓小平的来信，并批示把信印发到全国，向群众传达。
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４月作为副总理重新出来工作之前，作为一名干部，在一个工厂劳动，同时耐心地等待中央重新安排他出来工作。
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最后在党和政府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文化大革命”
期间接近于毛泽东的一些人离开了中央政治局。
“四人帮”被交付法庭审判。
在全国范围内，作出了各种努力重新安置和任命各种干部。
最后华国锋辞去了总理和党的主席两项职务。邓小平说服他亲近的温和派的同事们从他们的高级领导职务岗位上退下来，以便允许年轻的领导人在党和政府中负起最主要的责任，这反映出邓小平非凡的能力。对全盘通盘考虑之后，邓小平以其娴熟的政治艺术主动采取行动，完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晚年没有做到的事情。跟周恩来不同的是，邓小平按照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自己的行动。在另一方面，周恩来则努力保持与毛泽东的关系，调和与极左派别之间的分歧，同时，不得不注意自己日益虚弱的身体。因而，周恩来在事实上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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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的政治生活的助手，而邓小平自１９７７年复出以来，他实实在在地在推行自己的政治战略。……
正是由于人们衷心地希望建立一个现代工业化的民主国家，许许多多的人才欢呼周恩来和邓小平为代表的温和领袖在政治上所取得的胜利。……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左”
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剧了领导和群众的分裂。
只是由于邓小平和他的亲密同事继续拨乱反正，才重新赢得了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支持。然而，本书的目的仅仅在于努力了解周恩来和邓小平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自林彪倒台以来所起的作用，这两位温和务实的人在其教育和生活经历上存在的明显的差异，但是在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中国方面，他们的目标都毫无区别，这一点使他们和“四人帮”泾渭分明。
例如，周恩来出生于一个饱读诗书的家庭。邓小平作为一个工读学生到欧洲勤工俭学以前，则不像周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