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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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贝热尔：
邓小平真正把四个现代化付诸实践
玛丽——克莱尔·贝热尔是法国知名的记者和政治评论家。
１９８５年７月６日，她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对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作了专题评论。她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政策，“目标是要纠正从苏联抄袭来但又不适合中国需要的经济体制”。她还认为，“邓小平也和毛泽东一样具有辩证的思想和处理问题的灵活性”
，邓小平的目的之一就是“使经过革新的党既是政权和国家统一的保证，又可以成为经济进步的工具”。
下面的段落是从玛丽—克莱尔·贝热尔的文章中摘译的。
１９６４年，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政策，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又重新提了出来。
从１９７８年开始，邓小平才真正把它付诸实践。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要纠正从苏联抄袭来但又不适合中国需要的经济体制。
起初，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好像是一种短暂的、有限的、随时可以改变的解放措施。但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明朗了，这不仅仅是要改善体制的运转情况，还要通过市场法则来改造基本的结构，由于经济结构的改革，在这项现代化政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应特别注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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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改革的经济效益问题，第二是改革与政权能否相容。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其领导人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实际上，没有任何增加耕地面积的可能性，而且投资率已经很高了。因此，现代化要靠已投资的资本、生产机器和劳动力收益的增加，由于目前生产率水平很低，所以提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改革得以提高生产效率吗？农业的非集体化已经实行好几年了，它可以使我们作出一些回答。改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好处是惊人的。据中国的统计，８０年代初，农业生产效率平均每年提高４．８％。然而，这些好处将减少。因为通过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和使用物质刺激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已经基本结束。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农业的继续增长只有靠技术进步了。但是，农业技术的现代化需要有大量的投资，而国家只能提供很有限的一部分投资。因此，北京的领导人打算把这一技术革命提供资金的任务，交给目前正在中国农村出现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这样一来，政权不仅仅是按改革的经济逻辑来办事，而且也是按社会逻辑来办事了。
但是，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使得纪律松懈了，并且损害了政权赖以表明它的权威的思想基础。尽管中国报界曾大力谴责过“资本主义污染”
，但这种污染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外来的传染之外，还有另一种危险，这就是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颠覆。
作为共产党人和爱国者，中国领导人只能尽力防止改革中出现的这些反面东西。他们认为，现代化的目标是加强中国的实力和使之富裕。如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和民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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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掉了，那么，这个现代化就是错误的了。邓小平也和毛泽东一样具有辩证的思想和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他赞成一项大胆的改革政策，又不断呼吁：“要有理想和纪律。”
因此，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打算把长期管理改革的任务交给党来负责。
通过整党运动和大量吸收新人（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富裕农民）
入党，使经过革新的党既是政权和国家统一的保证，又可以成为经济进步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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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迈斯纳：
邓小平得到了人民的爱戴
莫里斯·迈斯纳是美国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知名学者。
１９８６年，纽约自由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大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立即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好评，莫里斯·迈斯纳也被人们看成是这方面的权威而随之声誉倍增。
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书评说：“有关当代中国的书籍已是浩如烟海，但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却寥寥无几，而本书当然属于寥寥无几之列。这本由迈斯纳所著的书，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中肯地评判了人民中国在本世纪四分之一多的时代里所发生的那些天翻地覆而又扣人心弦的历史事件，作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它是当之无愧的。”美国著名刊物《图书馆杂志》也发表文章说：“在迈斯纳的这本书里，几乎没有放过人民中国的任何重要问题或任何重要的历史时期，而且其观点新颖，评价公正，并常常闪现出令人吃惊的真知灼见……本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政治冲突……都进行了富有条理的分析，对那些想要了解当代中国的人来说，本书会使他们受益非浅。”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莫里斯·迈斯纳在该书第２３章《后毛泽东的中国》中，花了大量的笔墨描述自“四人帮”倒台以来，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指出“已经取得的许多积极的成就应该归功于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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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的政权“。他还指出，”邓小平的政治抱负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支持基础之上的“
，邓小平的成功“不仅仅是由于他个人的力量和机敏的策略，他得到了大多数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支持”
，“得到了军方将领的广泛支持”
，“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护”
，“赢得了在十年动乱中受到迫害的千百万人的同情和支持”。西方不少人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是使中国逐步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莫里斯·迈斯纳驳斥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认为，邓小平的改革“是既要使中国现代化，同时，又要建设起社会主义”。在西方学者当中，他的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真知灼见。
下面的段落是从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摘译的。
邓小平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本
邓小平是最后一位著名的“五四”一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早在２０年代初期，他就是党的积极活动家。他对于毛泽东漫长的革命所作的巨大贡献使他在解放后身居要职。在１９５６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和刘少奇一起分别向大会作了主要报告（１９４９年以后举行的这次代表大会，其精神及其成就在后毛泽东时代又得到重新肯定并倍受推崇）。
邓小平还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这加强了他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密切联系。
但是，在１０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却被定罪为“中国的第二号赫鲁晓夫”
，并被送到江西省的一个拖拉机厂劳动。
１９７３年，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邓小平被召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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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了他的高级职务；不久，他又被作为病危的周恩来的当然接班人。
在１９７６年４月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邓小平作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再次被解除了职务。在毛泽东政权的最后几个月的阴暗岁月中，由于“四人帮”的迫害，邓小平来到了中国南方。他在人民解放军中的老战友给他提供了保护。
邓小平的政治意志从未泯灭……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的逝世和其后的“四人帮”被粉碎为邓小平东山再起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复出并独掌大权使他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外国记者喜欢用的一个微妙字眼）
，这一状况要求结束粉碎“四人帮”
时结成的政治联盟。
这一政治联盟是由华国锋领导的。他领导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政治行动，并在这一进程中使自己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正式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班人。导致邓小平权力上升和华国锋下台的进程持续了两年多时间。
邓小平无情而又老练地实现了这一转变，并且这一转变并没有引起带来“大规模动乱”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所有这些，是邓小平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邓小平之所以能成功地掌握权力，其原因并不仅仅因为他个人的力量和机敏的策略，而是因为他得到了大多数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支持，其中许多人是他的老朋友。他还得到军方将军们的广泛支持，这是他在战争年代与红军将领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的结果。邓小平经常陈述的共产党应该坚持其传统的列宁主义准则的观点，他关于提拔干部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
（而不是像“文化大革命”时的“四人帮”及华国锋那样，坐“直升飞机”上）等看法，都迎合了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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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的领导人的利益及其观点。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其灾难性后果之后，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行和社会安定对文职和军方的高级官员似乎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他们越来越把邓小平视为自己当然的领袖。
除了老干部和军队将领之外，邓小平还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护。自从１９５８年党的“八大”以来，邓小平一直维护知识分子的利益。在１９７５年制定的政策文件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特殊重要作用，并允诺要给知识分子更高的社会地位和业务上更大的自主性。因此，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邓小平看作是受人尊敬的周恩来的当然的接班人。
因此，邓小平的政治抱负是以强有力的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政治支持为基础的。但是，给予邓小平领导的政治联盟以强大动力的是“文化大革命”
的后果——是“文化大革命”
的受害者要求伸张正义严惩邪恶的强烈要求。邓小平本人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之一（实际上他曾两次受害）
，这个事实使他赢得了在十年动乱中受到迫害的千百万人的同情和支持。在“文革”中受到清洗和侮辱的党的干部、遭到批判和迫害的知识分子、１７００万被送往农村的知识青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受到政治批判因而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到摧残的普通群众——所有这些人都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上。
邓小平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本，而华国锋则背负着沉重的政治负担。如果说邓小平获得了中国军方和政府机构领导层的强有力的支持，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跃居高位的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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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只能代表政权机构中不太重要的那部分人，即绝大多数是在１９６６年及以后的政治事件中受益的、由基层干部组成的乌合之众，不过，他们缺乏在中央一级表达自己的特殊利益的能力；邓小平保证要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这使他至少赢得了广大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