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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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年１月９日，尼克松７５岁生日时，写成了《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一书。这是他的第７本书。他自称，本书是他“４０年来在职学习外交问题并研究国际事务的毕生经验的总结”。目的在于对美国及西方在今后将面临的重要挑战作出分析，提出对策。由于他是美国战后各届总统中最擅长于外交事务的，由于他具有从全球战略角度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因此，他主动打开了关闭２３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由于中国在全球的国际战略地位被美国所倚重，又由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尼克松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需要而不得不赞扬中国及其领导人。他敬重邓小平，在《１９９９：不战而胜》这本书中，他称赞邓小平是“２０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说：“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现的。”他高度评价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认为，这应归功于邓小平。
１９９０年，尼克松又发表新的回忆录《角斗场上》，不仅从新的角度回顾了他自己多次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情节的经历，而且根据他近年的亲身感受纵谈当今世界风云，进一步发挥了他先后在《领袖们》、《１９９９：不战而胜》等著作中提出过的论断和主张，本书一开卷就回顾了他１９７２年初访华，会见毛泽东、周恩来这一段往事，视此为自己政治生涯中风光无限的顶峰。
同时，他详细叙述了１９８９年秋天，在中国发生“六四”风波以后，他第６次访华，力主维护中美关系的情况，披露了与邓小平会晤的一些重要的细节。他在该书中说，通过这次与邓小平会晤，“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１９９３年，尼克松写了《超越和平》，这是他的第１０本著作，也是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在这本书中，他专门写了关于中国的一章，在这一章中，他用大量的篇幅描写邓小平，称赞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佼佼者”。
尼克松和邓小平于１９７９年初次见面，这年１月，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邀请访问美国，卡特举行正式宴会欢迎中国客人时，尼克松也应邀莅临。在宴会桌边，他和邓小平相见了。卡特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虽然他不认识中国的现领导人，但是他很高兴在这个短暂的招待会上同他们谈自己以前的访问。从中国人私下的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始终是他们敬重的朋友。”此后，尼克松访华时，多次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下面的两段文字是分别从《１９９９：不战而胜》、《角斗场上》和《超越和平》中摘译的。虽然，尼克松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并且力主维护中美关系，但有必要指出，尼克松主张维护中美关系，是企图利用这条渠道对中国的局势发展施加影响，也就是继续搞“和平演变”。
他对我国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的论述，渗透着他的反共本色。
凡此种种，相信读者在阅读时，不难识破。
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设计者、指导者
２０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大熔炉，它充满着革命与苦难、贫困和希望，政治和意识形态剧变，从混乱走向有序以及在井井有条时却被强迫投入混乱之中。
它在６０年里历经了从古老的王国转变为幼稚的共和国，又成为共产主义专政。它在两种情绪之间摇摆：愤怒地拒绝任何一点一滴的西方影响或谨慎地受益于与西方的良好关系。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民族社会之一，然而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一直在与自己作战。
在６０年代我尚未当政的时候，我自己对于中国的看法就已开始改变。这是由于中苏分裂和康拉特、阿登纳这样的国务活动家的忠告。这两人都对我说，美国与中国建立关系是极为必要的，不过，我也永远不会忘记赫伯特·胡佛１９６３年在纽约市与我的谈话，那是我为他的８０寿辰而去拜访他。
他给我的是相反的忠告。
然而，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经历了２０世纪最惨重灾难的中国，却注定要在２１世纪成为世界领导力量之一。
拿破仑在１６０年前说过：“那边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让他睡吧！
因为当他醒来时，他将震撼世界。“这个巨人醒了。他的时代到来了，他在准备震撼世界。
在与别人及与自己打了半个世纪仗以后，中国统一了。
只经过４０年，它的人口从４亿增加到１０亿多。
在２０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邓小平的领导下，搬开了绝对官僚主义的计划的压力，从而释放出世界１５人民的潜力。如果中国沿邓A的路线继续走去，我们的子孙等将生活在不是两个而是三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美国、苏联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长远看，中美关系将是持久的，这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基于希望。
只要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或其盟友不抱领土野心，中美就不会疏远。友谊关系不会使我们失去任何东西，却使我们双方受益。
在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２年间，中美贸易几乎为零。
现在，仅过了１６年，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发展速度异常之快。
自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开始改革至１９８３年，中国的８亿农民（改革的最先受益者）的人均收入增加了７０％。有些专家预计，下世纪初，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西德。
中国的经济革命来自于其领导人在两个方面的戏剧性变化：他们对西方的新态度及邓小平的１９７８年经济改革。
１９７２年中美建交为中国打开了进入西方世界和获得西方技术的方便之门，邓小平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则使它能充分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中国认识到，中国需要找到一种途径抵消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这就带来了第一个转变：中国认识到，中国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取代那种有可能将中国人民永远置于贫困境地的苏联经济模式，这就带来了第二个转变。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现的，这次革命使中国摆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教条。邓小平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成功以前的长征途中，一直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一起。他为１９４９年创建新中国及巩固新政权所作的贡献使他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个值得信赖的部下，但是，他对毛泽东搞的“大跃进”感到苦恼。他在６０年代第一次试图提出改革建议，但却引起了极端的毛主义者对他的猜疑。
１９６７年，他被流放到外地，但到１９７３年，又重新成为周恩来的可靠接班人，前者向经济现代化迈出的谨慎的第一步也遭到毛泽东的阻挠。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和即将去世的周恩来开始继续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中国现在的指导方针。很快，激进派又反掌一击，再次使邓小平下台，留下周恩来一人在权力的边缘度过了他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但是不久，国家建设者们战胜了狂热势力，粉碎了“四人帮”
，两次下台的邓小平又成了中国的“最高领袖”。
戈尔巴乔夫落后于邓小平
我见过邓小平４次，１９７９年在华盛顿，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５年在北京。
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永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中国人对西方和美国充满好奇心。
１９７２年我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候，为我们担任翻译的一位女士身着宽松的灰色毛式服装，留着朴素的短发。中国共产党人对亨利·希金斯的讽刺极为认真，并且指出，“一个女人为什么不能像男人呢？”
１９８５年，当我访问广东时，有一位漂亮的中国姑娘陪同，她脚穿高跟鞋，身着时髦的彩色旗袍。我的东道主指出：“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服饰有了更多的花色，我们的思想观念也是如此。”
但据此就断定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将是天真幼稚的。中国领导人仍是共产党人，不是资本家。尽管他们热情好客，并且似乎渴望与西方接触，他们广泛进行经济改革的目标不是改革中国的本色，而是为了引进那些能应用于中国的东西，以使中国强盛，而又不改变她。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多少世纪以来，无论是外来侵略者还是外来思想，都没能永久地征服中国，而是被它所吸收、同化……
７
直到１９７８年邓小平掌权之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是要每个中国人在贫穷中享有平等的一份。今天，已允许一些人先设法脱贫致富。邓认识到，他必须在以贫穷为代价的平等与以不平等为代价的进步之间作出抉择。当他把中国极其贫穷的困境与新加坡、香港及台湾所取得的成就相比之后，他选择了带有某些不平等的进步，而不要没有进步的严格平等。
我在１９７２年第一次看到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忧郁气氛中的中国。自那以来，表面上的改观是惊人的。中国依然是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
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看得到电视。
大城市的街道上挤满了穿着西式时髦风衣和套衫的人群。青少年看美国电影，听西方摇滚乐队音乐会，吃肯塔基炸鸡。过去把短发塞在毛式帽子里的妇女，如今在北京的美容院里预约登记烫发。从中国各省迢迢而来的游人遍布北京，带着日本造的照相机，游览长城和故宫。
１９７２年，大多数北京人只能安步当车，如今他们骑着自行车，有些人已有了汽车。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正在起飞。
１９８６年的年增长率为１１％，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年增长率的３倍。农业方面的成就最为惊人。在邓的改革的头两年内，农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毛时代的２０年。
新的鼓励制度允许农民把超过政府定额的农产品留存和出售。
这使中国现在能生产足以养活其１０亿人的农产品，还有剩余以供出口。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最近对我说，中国以其仅占世界６％的可耕地，养活着世界２２％的人口。对比之下，仍然在斯大林式集体农庄劳动的俄国农民不能生产出足以养活２．５亿苏联人的农产品。
８
西方一直满怀期待地注视着戈尔巴乔夫的每一个行动。
对人权的每一个微小让步及公开性的每一点迹象都被西方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对于渴望每一位苏联新领导人做出伟大事情之故。苏联正在发生的事确实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但是，迄今为止，戈尔巴乔夫只显示出愿意给斯大林建造的这台失灵的发动机加点润滑油。邓小平则已开始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