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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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政委们的影响，那些政委是张春桥任政治部主任时安插的。
不断有消息传出，说邓小平“下星期”或者“下个月”就会要恢复职务。这些消息是中央委员们同一些外国大使谈话时透露出来的。但是，邓小平却依然没有露面。
１９７７年２月初，显然是在“凡是派”的授意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强调：“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必须照办；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必须坚持。”
这使越来越多的邓小平的支持者深感震惊。特别是在广州，一批高级干部写信给华国锋主席和中央委员会，要求“检讨、批评毛主席犯过的错误”。
他们警告说，如果“继续掩饰毛主席的错误”
，党就会失去人民的尊敬。
１９７７年３月，华国锋主席召集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应为中央工作会议——译注）
，参加人员包括各大军区司令员和约２０位各省的中央委员，会议专门讨论了邓小平的问题。会上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但总的来说都同意邓小平回到北京，恢复权力。但邓小平将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形成决议。
以国防部长为首的政治局常委们最后同意让各省委领导同志知道，最终将恢复邓小平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也许（也是最重要的）
，还将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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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和老将们担心（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
，如果不放出邓小平复职的消息，到天安门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将会出现全国性的大乱。他们安慰“凡是派”说，无论如何，在中央委员会同意邓小平复职之前，邓不会公开露面，而且组织召开中央全会也至少需要３个月的时间。人们越来越急切地盼望邓小平的平反复职。
３月３０日晚８点，电台和电视台宣布了邓小平复职的消息，顿时，整个北京城里，爆竹烟花直上云霄。第二天，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各省领导人也兴高采烈地欢呼邓复出。邓小平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公开露面是观看一次足球比赛，当大喇叭宣布邓小平来到时，巨大的北京体育场里，８万名观众起立欢呼，几乎没有人观看比赛，所有的眼睛都凝视着邓小平。但是，人群也注意到，陪同他的是以前曾公开批评他的北京市市长吴德。
邓小平逐渐掌权
１９７７年，华国锋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但是，对部级职位的一系列调整已经削弱了他的权力，同时，每次调整又都显示出增强了邓小平在各方面的权威。
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共“十一大”召开以后，叶剑英和他的伙伴们已完全与邓小平同呼吸共命运了。邓小平的政治影响虽然不断增长，但他仍然停留在政治舞台的幕后，不大露面。
事实上，他在准备开放“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来一直关闭着的大学、学院和其他学校。此前，这些院校即使开放，也只是招收激进的学生，按照“四人帮”宣扬的要“红”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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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的条件来选拔。邓小平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不立即着手加强科技人才的训练，将缺乏工程师和专家去实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
此外，邓小平一直对毛泽东主席关于“赤脚”医生的提法不满，认为这些医生应“接受一些医药知识的训练，穿上草鞋”。
起初，这些医生的职责是分发避孕病和治疗一般感冒的药品，但后来他们不经任何训练就开始治疗复杂的疾病。
邓小平还进一步起用在“四人帮”统治下蒙受冤屈的人。
当邓小平提升他的忠实支持者赵苍璧取代华主席任公安部长时，许多外交官们认为华国锋和邓小平那时就已私下里达成协议：华不干涉邓为提高教育水平、为实施现代化计划做准备所做的尝试；而邓则同意放慢政治步伐，暂不对毛泽东主席，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做批评性的评价。
华国锋“放弃”
了他接替毛主席时得到的“最高统帅”
的称号，请求人们称他为“同志”而不称“英明领袖”。他的权力在“内部人士”中迅速削弱。邓小平在讲话中批评了“凡是派”
，但调子不大激烈。他说，自马克思、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奠基人以后，政治界已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恩格斯没有乘过飞机，斯大林没有穿过涤纶，同样，毛主席以后时代也变了，死守他的指示去“做或不做”每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１９７７年，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开始出现大字报，称邓小平是“活着的周恩来”。邓因他的务实精神而受到赞扬。大字报说许多工人的工资长了４０％之多，工厂还恢复了物质刺激和奖金。有的大字报的作者感谢邓小平允许他们从农村回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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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或其他城市，这些人是“文化大革命”武斗阶段后期下放到农村去的。
有几个月华国锋一点权力也没有，最后，在１９８０年９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终于辞掉了总理职务，这是党政领导集团的第一次大改组。为了给老干部树立一个好榜样，邓小平从副总理位置上退下来了。不过，应该强调的是，他的卸职对于他的权力来讲没有任何影响。然而，至今仍有一些中国干部认为，邓小平犯了一个错误，他本应坐政府的第一把交椅——哪怕是短时期的。
自“解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戏剧性变化。因此，只有大胆的人才能预言她的未来。但是，目前可以看出的是，邓小平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团结一致，就很有希望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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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夏泰宁：
邓小平教授上社会主义课
费朗索瓦·夏泰宁是法国知名的记者。他在担任法新社驻中国记者期间，曾写过不少有影响的报道。
１９８８年６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的邀请，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前往中国访问。
２２日，邓小平会见了他，与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费朗索瓦·夏泰宁对邓小平与门格斯图的会见以“邓小平教授上社会主义课”为题及时作了报道。
邓小平在会见门格斯图时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过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１９７８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对埃塞俄比亚客人说：“我衷心希望你们把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作为中心。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谈话已以“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为题，编入《邓小平文选》第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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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费朗索瓦·夏泰宁关于邓小平会见门格斯图的报道，材料来源于第９１６２期《参考消息》。
观察家们注意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半退休了的中国强有力的人物邓小平又出来了（２２日）
，向一位外国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发表了一通关于社会主义的讲话。
邓小平这次是向埃塞俄比亚主席门格斯图谈话。他向客人——一位莫斯科的盟友谈到中国人民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７６年２０年“吃了苦头”
，观察家们认为，对于一个还不到４０年的政权来说，２０年已经很长了。
邓小平谈社会主义的教训，看来目的在于提醒那些已选择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第三世界领导人，要防止在执行马克思主义学说时出现严重僵化的危险。
观察家们认为，他要求那些领导人要选择最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同时，远离某种模式（意指苏联模式）
，也不要模仿中国的作法。
在这方面，邓小平从意识形态上为中国的发展努力进行了辩护，他说，“按需分配”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只有在产品极其丰富的先决条件下才有可能实行。
邓小平不只是向非洲国家元首上了这样的课，在间断了很长时间之后又重新访问中国的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也听说过邓小平这些赞扬社会主义方面的实用主义的大段讲话。
但在观察家看来，这些讲话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在国内应用。面对由于他当权时提倡经济改革而造成的物价上涨，这位中国强有力的人物认为，不时地提醒一下毛泽东逝世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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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本人重新掌权以前的情况比这更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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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内佐娃：
邓退休了，但仍发挥重要作用
玛丽娅·内佐娃是保加利亚知名的记者，她曾写过不少关于中国的报道。
１９８９年９月４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请求辞去他最后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他在信中说：“１９８７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随后不久，邓小平辞去了他最后担任的军委主席的职务，并推荐江泽民继任。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２日，他在离开军委领导岗位，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讲话说：“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邓小平辞去一切职务，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国外许多报纸、电台、电视台纷纷发表评论。
下面是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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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记者玛丽娅·内佐娃于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８日发表在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报》上的文章。
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实力人物、国家现代史上举足轻重和德高望重的政治家邓小平，宣布辞去他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