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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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的便宴，仿膳饭馆设在北京中部的北海公园，前面有个小湖。
饭罢，去听京戏，上演的都是传统的京戏，显然与最近对外宾的做法不同。
真正的协商和确实重要的交换意见主要是在与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总理会谈时进行的。
５月２１日下午４时零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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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６时３０分，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邓。会见后不久，如上所述，他把我带到一家饭店，在那里我们继续讨论，气氛更加无拘无束，一直讨论到很晚。邓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在会见中国外长时，双方代表团在长桌两边相向而坐，但在这次会见中，邓与我却并排坐在扶手椅中，邓在我左边，他那照例必备的痰盂在他左边。伴我前往的只有迈克·奥克森伯格，他能讲中国话并做详细记录，在座的还有伦纳德·伍德科克大使。代表团其他成员对未能列席都没有意见，只有霍尔布鲁克因未能参予这次会见而就个人特权问题大作文章。然而我受到总统明确指示的限制，要使会见保持在小范围内，并保守机密，那么大使显然应该排在他的前面。
会见是从邓的一句关怀话开始的。邓说：“你一定很累了。”我回答说：“我感到振奋。”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情绪。在继续寒暄几句以后，邓就言归正传了：“中国方面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我回答说：“军人说话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我希望你没有发现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好理解。”
然后，我便一头栽入我在与外长会谈时回避了的话题，即关系正常化问题。我对邓说，总统要我转告他，“我们准备不仅就国际形势，不仅就我们并行不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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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助于推进同样的目标或抗拒同样的危险等方面认真进行会谈，而且准备开始就两国更直接的关系问题更加积极的会谈。“
邓小平持怀疑态度。他说，“现在的问题仍旧是下决心。
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决心，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他又说，”为了实现正常化，你认为应该做到什么呢？“回答时，我试图让邓了解我们对盟国的义务，也了解到我们在国内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困难。
我谈得相当长。我说：“在和阁下讨论以及在这小范围内保密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说，总统本人准备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无意人为地延迟解决……因此，总统准备在国内承担解决两国之间突出问题的政治责任。
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问题。
在两国关系中，我们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条原则。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某些国内问题和某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必须加以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复杂、困难，在某些方面相当带有感情色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找到能够让我们表达我们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种方式的原因，尽管我们承认这是你们的国内事务，我们是按照上海公报的精神这样做的。
“总之，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美国是可以信任的，尽管我们正在继续并加紧自台湾作军事撤退，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将以不致造成我们共同的敌手可能加以利用的不稳定状态这种方式继续下去。在解决正常化问题以及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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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们与台湾人民在此历史转折时期的全面关系时，都必须将这一情况牢记在心。“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试图将交换意见变为朋友间的真诚对话。我即席发言，将全球性、战略性和双边问题交织在一起，逐渐接近正常化问题，以便探索中国的灵活性，然后，再回到不致引起重大争论的全球问题上来。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向邓讲清楚，在这个“历史转折时代”
（我有意使用这个含义模糊的字眼来描述台湾在以某种方式最终重新统一之前所处的分隔状态）
，即使在正常化以后，我们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
在进一步交换若干意见之后，我继续说：“我受命向你证实：美国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点，并再次重申上届美国政府向你们作出的五点（承诺）
，我愿意再次重复自我来到北京已说过好几次的话，即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决心已下。“
我接着提议下个月双方就正常化问题开始高度机密性磋商。邓立即代表中国接受这个建议。尽管他忍不住最后挖苦了一下：“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就谈这些。我盼望着卡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
随后，我们的话题又回到国际形势上来，邓粗线条地重申前一天他的外长的意见。他强调中国对得到更多美国技术怀有兴趣，尽管他对美国不像会给予合作表示关注。……
我们继续讨论战略关系问题，邓小平坚持说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对美国没有好处。
我指出，会谈旨在实现战略稳定，它是与重振防务的努力并用的。邓没有被说服。他说，“坦白地对你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们去跟苏联缔结条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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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方面作出让步，总是讨好苏联的产物。“我觉得，这该是我们稍微讽刺一下对方的时候了，因此我说：”在对付苏联方面我们并不天真无知。
过去３０年来，反对苏联霸权图谋的一直是美国，其时间大致相当于你们的两倍，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要是从上面这番概述便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交换意见时言语尖刻或互相攻击，那就错了。
交换意见过程中确有争吵，但整个趋势是积极的。邓关于正常化的评论也不像外长那么僵硬，他并没有作实质性让步，但伍德科克和我都感到可能有某些灵活性。
邓没有驳斥我关于美国和台湾的某些说法，自那以后，我们更有这种感觉。
我们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尽管我们的谈话更多有个人性质。
我们在谈到各自的家庭时，邓不住地往我的盘子里放引人开胃的美味佳肴，我们频频举杯祝酒，邓对他有兴趣访美作了一些含蓄的暗示。他还作了一项神秘莫测的评论，大意是说他自己作为高级领导人只有３年的时间了，他这样说时，似乎在强调美中关系的进展有某种迫切性。我告诉他，我希望能在华盛顿我的家中回请他一次，以答谢这次宴请，邓微笑着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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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巴拉赫塔、库兹涅佐夫：
风风雨雨六十五载——邓小平革命生涯述评
巴拉赫塔与库兹涅佐夫是前苏联知名的学者。他们合写的《风风雨雨六十五载——邓小平革命生涯》一文，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邓小平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对邓小平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对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十月革命策源地的前苏联，曾经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了榜样，中国的先进分子正是通过十月革命的影响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少年来，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向前苏联模式看齐。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大胆开辟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使中国在短短的时期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使邓小平的名字为全世界所注目。前苏联的许多有识之士反过来开始向中国学习成功的经验，希望能从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巴拉赫塔和库兹涅佐夫的文章是这些前苏联有识之士的代表作。文章成于１９８９年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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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最高级会晤之后、前苏联解体之前。文章的作者希望中国的经验能为苏联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然而，文章发表后不久，前苏联就解体了，这是文章的作者始料未及的。
本文是从１９８９年莫斯科出版的《人们在议论他们（国外活动家的政治肖像）
》一书中摘译的。
邓小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周恩来的战友，是中国改革的倡导者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者。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目的就是消除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不良后果，使中国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前进。
中国的大规模改革令全世界瞩目。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经验实验已经进行１０年多了，不同寻常的探索仍在继续，并且正在克服在把中国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邓小平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不会有成效，因为会遇到人为的障碍。他认为，党政机关的关系问题和在维护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划分两种机关的职能问题，应当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
一个国务活动家的英明之处和现实主义态度恰恰表现在，他能在自身中找到勇于放弃自己过去那些不正确的并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意见的力量。显然，在邓小平的身上，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品质是融化在一起的。
１９８８年苏联出版了他的选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贯主张中国要革新，他不怕承认失误，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奉行旨在巩固世界和平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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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过去和现在，邓小平都不同意夸大他个人在中国大规模改革中的作用。几年前，这位中国领导人在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算不了什么。
当然我总是做了些事情，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实际上，邓小平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是一位具有坎坷经历的人。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有过上升和下降，有过胜利和失败。
他关于中国改革的构想并不是一下子产生出来的。
看来，作为具有务实精神和现实主义态度的一位大政治家，这一构想是在合乎规律的过程中产生的。
作出一项战略决策是很难的，特别是当这项决策同被神化了的领袖的指示背道而驰的时候，更是如此。作出这种决策已经很不简单，更何况随后在６０年代初期，继而在７０年代中期，最后在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又要在中国贯彻它呢？
更加困难的是，他提出的政策不仅与领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