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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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选举结果令陈寅恪等众评议员们还算满意，感觉“自有公道”，一方面学者们顶住了上面的“条子”，显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正气；另一方面，似乎“上面”没有再强行施压，或节外生枝故意制造麻烦。而学者们选出的翁、朱、胡三人，也并不出当局意外，只是任鸿隽的太太陈衡哲见中研院的人都不投其夫君的票，甚为恼怒，大骂傅斯年等人不是东西。傅斯年有苦难言，干瞪着眼说不出话来，只有到了这时才真正领悟那天酒席上“叔永演说之旨何在”（傅致胡适信语）。大势去矣，既然这个时候陈衡哲连自己暗恋的人，或一直痴情暗恋自己的人……胡适都弃之不顾，傅斯年又岂能不通人情事理地去关照与自己无亲无故的任鸿隽？一场竞选大战下来，纵有一代女杰陈衡哲为其夫君呐喊助威，亦无法扭转乾坤，使地球倒转。
胡适作为学术界的一种象征和符号，尽管在傅斯年、陈寅恪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入围中枢，但就评议员们而言，也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与释放而已。正如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这一判断，同是评议员的陈源（西莹）深有同感，谓：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当得，但是他“现在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
但是且慢，以傅斯年为首的儒生们未免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选举的第二天，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告，当说到顾孟馀没有被选中时，“介公笑了一下。次日语孔（祥熙）云，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这一招令傅斯年大感“出人意外”，始料不及。也正是这一枝节的突现，使傅斯年对“条子事件”有了新的更合乎逻辑的分析推断。
按傅的推理：翁文灏此前所言有诈，陈布雷是明确接受了蒋介石的旨意，而翁文灏与朱家骅二人又接受了陈的指示，“派他们设法举顾出来的”。只是由于陈寅恪、傅斯年、汪敬熙等众评议员们的强烈抵制“而未办到”。蒋介石交待的事没有办到，本已是严重失职，无颜禀报。但翁、朱二人见此情形，私心顿起，在关键时刻弃顾孟馀而“偏举上自己”，这就让蒋介石产生了一种愤怒与厌恶之感，而又不好当场发作，因而蒋在得知选举结果后，只好当着王世杰的面“笑了一下”，这一笑含着极度复杂的成分，除了愤怒，还有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人生信条的感叹，也有对翁、朱二人人格的嘲讽，更有对评议员们固守所谓“自由、民主”等等的无可奈何。这种愤怒、感叹、嘲讽与无可奈何的交织，便化作了尴尬的一丝苦笑和让胡适回国的一通口谕。
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中）向罗斯福总统说明中国人民万人签名的文件
蒋介石这个颇有些意气用事的口谕，立即得到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热情响应，欲趁机把胡适的大使搞掉……这是他多年来就梦寐以求并多次操作而未果的事情。
最后的博弈（2）
形势急转直下，大洋那边，胡适端坐的那把大使椅子开始摇晃。危急时刻，傅斯年意识到当初鼓动众儒生合力推选胡适是个“大失策”。群儒之意并未真正非要让胡适回来做这个“闲曹”院长，而是“愿先生留在美任”，继续行使中国驻美大使的职责。“而其选举乃纯是为的'学院主义'、'民主主义'，（如今）闹到此地步，真是哭不得笑不得耳！”这是傅斯年见情势危怠，怕胡适因此事件翻船之后，自己成了三国时盗书的蒋干……两头无功，反而有害，受恩师的埋怨而专门向胡作出的特别书信解释。人谓傅斯年在政治生活中只是一门不会拐弯的直筒子“大炮”，谬也！从此次事件中可看出他的聪明过人之处。
当然，傅斯年不只是向胡适写信为自己开脱，他以当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豪气与智慧，积极组织人力进行绝地反击，阻止孔祥熙等人的强势进攻。他开始联系王世杰等人上下活动，设法让胡适继续坐在那把驻美大使的椅子上，万一失败，也要用奇招作最后一搏。此点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十分清楚：“加入运动先生留在美任之友人中，曾为此事数访（张）岳军，并请万不得已时，先设法发表一代理人，最好是翁，以便大使改任一事停顿着……”
箭在弦上……
7月22日，胡适致函王世杰，对外间盛传其将被免职一事表示不快，且有请辞试探之意。接函后，王世杰先后找到傅斯年、陈布雷、张群、翁文灏等商议对策，又将信送呈蒋介石，并趁机进言不让胡适回国。蒋介石面对各门各派明争暗斗的激烈角逐，迟迟未作表态，经过再三权衡，终于做出决定：胡适继续任驻美大使不变，外交部公开否认外电所传胡适辞职谣言。
7月27日，王世杰致电胡适：“外传调兄返国，均由中央研究院问题引起，政府觉美使职务重于中研院，迄无调兄返国决定。”至此，胡适与傅斯年，包括陈寅恪、汪敬熙、段锡朋等当初力挺胡氏的一干人马，悬着的心才算怦然落地。
既然胡适不能返国，按照选举法，中央研究院院长人选就只有在翁文灏与朱家骅之间选择。因有了顾孟馀事件的阴影，蒋介石对翁、朱二人皆不满意，故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直到蔡元培死后半年有余的9月18日，蒋才最后下定决心弃翁圈朱。不过，在圈定之后，又在前边加了个“代”字，朱氏遂以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名分被公示天下。
朱家骅本是合法的三位院长候补人之一，结果阴阳差错地以暂代之名来充当天下儒林共主，心中颇为不快，又无力改变这一尴尬局面。经过他一番明察暗访，认为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除了顾孟馀事件给蒋介石留下了恶劣印象外，与王世杰背后捣鬼大有关系。王不想让胡适离任回国，但又觉得胡适因此失去中研院院长牺牲太大。既然王氏自己得不到这把椅子，也不能让朱轻而易举地占了便宜，于是欲留院长之位以待胡适，并以此说动蒋介石，抛弃最具竞争力的翁文灏，让资历较浅的朱家骅暂代。蒋介石心想，既然翁被抛弃，单举朱家骅来做院长也有些不便，于是顺水推舟，在朱的院长前轻轻加了个“代”字，以示平衡。此一举动，让向来独断专行的蒋介石也煞费了一番苦心。
事已至此，朱家骅虽心中不快，但回天乏术，只好屈就。不过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风云变幻和时间的推移，王世杰的设想也成为泡影。当胡适从朱家骅手中接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已是18年之后台湾孤岛上的事了。
朱家骅以险胜暂时坐上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把交椅，傅斯年暗中长嘘了一口气。尽管傅在选举院长问题上明显偏重于胡，但对朱也没有暗中下绊儿或在背后鼓噪捣乱。鉴于傅在中央研究院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和办事才干，朱家骅上任之始便弃任鸿隽而请傅斯年出任总干事，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也。可怜的任鸿隽不但竞选院长未果，连总干事的帽子也丢掉了，只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傅斯年此时正身患高血压，并深受其累，不想戴这顶“闲曹”手下总干事的帽子，但因朱家骅真诚相邀，感念当年朱在中山大学时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遂“为了朋友，欣然的答应下来”。至此，关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争夺战算是尘埃落定。
注释
①蔡元培抵京，报界多有报道，《中华新报》1917年1月1日报道说：“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②蔡元培这样总结自己的北大生涯：“总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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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坳里的身影（1）
群星灿烂的年代
山坳里的身影
傅斯年虽答应协助朱家骅主持院务工作，但有言在先，自己既已担任了史语所所长，不能再兼职，只能以暂代身份出任总干事。在正式上任之前，需回昆明处理史语所事务，然后再回重庆就任。而这个时候，昆明的局势却进一步恶化了。
自1940年7月起，为彻底切断中国政府与外界仅存的一条国际通道，日本利用欧洲战场上德国人暂时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直接出兵强行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越南，不仅切断了滇越铁路，而且由于距离缩短，使得飞机轰炸滇缅公路及其终点站……昆明，更加频繁起来。到了8月底9月初，日机对昆明轰炸更加猛烈，轰炸范围已由市内扩大到郊区。这引起了昆明的混乱与恐慌，日军趁势组织精锐部队向云南境内进犯，形势日趋危急。在昆明城内的教育、学术机构，以及住在郊外龙泉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连同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每天都在警报鸣响中惶恐度日，甚为悲苦。
这样的生活显然难以继续支撑下去，根据重庆国民政府指示，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驻昆学校和科研机构，全部向大后方转移，并指出最合适的地方是三峡以西的四川辖境。因蜀地既有千山万壑的阻隔，又有长江、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支流和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相通，是一个幅员广袤、可进可守的天然避难场所与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战场。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都逃往四川避难，比如唐代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带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使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稳住了阵脚并重新站了起来。鉴于这样的天然条件和历史经验，驻昆机关、工厂及各教育单位与学术机构，纷纷派人入川考察，以便尽快撤离昆明这个战火纷飞的城市。
群星灿烂的年代｜10月，赴四川考察的西南联大人员已在泸州南部的叙永找到了落脚点，准备先在此地建一分校，以待将来形势变化再全部搬迁。史语所派出的副研究员芮逸夫，与同济大学的王葆仁、周召南教授，也在宜宾下游找到了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学术机构，与同济大学一道，又一次开始了大规模迁徙，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镇。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指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研院在昆明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两个所，即中研院人文科研机构的全部力量，于1940年秋冬时节，分期、分批迁往李庄。与此同时，同济大学也开始做全校大迁徙的准备，西南联大亦派员前往叙永安营扎寨，欲把当年招收的新生迁往该地上课。
历尽千山万水艰难跋涉，1941年元月初，史语所人员携带青铜器、殷墟出土甲骨，以及孤本线装书等600多箱国之重宝（按：从长沙迁昆明时，部分器物已转移重庆等处），翻越山高路险的乌蒙山脉抵达李庄。1月18日，傅斯年从重庆沿长江水路匆匆赶往李庄处理史语所事务。
这个后来被称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四大中心之一”的李庄镇，位于叙府（今宜宾市）下游19公里处的长江南岸，下距南溪县城24公里，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古镇，号称扬子江头第一镇（按：宜宾之上不再称扬子江）。镇内外除了具有川南风格的民居，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