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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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翻船事件，导致史语所珍贵图书蒙受重大损失，傅斯年亲自找到在重庆的卢作孚，不依不饶地让其赔偿。面对确凿的人证物证，卢氏自知理亏，无力狡辩，只好咬着牙答应赔偿。按照这批图书的价值算下来，民生公司为中研院几个所搬迁所挣的全部运费，远远抵不上要赔偿的巨额资金。尽管卢作孚身居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高位，且爱国心切，在武昌大撤退时为国家运输物资出力甚大，堪称民族英雄，但商人毕竟是商人，其职业特性是不会改变的，何况庞大的民生公司还需要生存发展，翻船赔款总是令人不快的事情，因此卢作孚颇为恼火，但又不好迁怒于傅斯年，只有采取当年曾国藩打掉牙和血吞的方法，把这口闷气憋在心里，一面虚与委蛇，拖欠赔款，一面等待合适的时机予以发泄。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傅斯年、陶孟和不请自来，竟没事一样地向自己求援，卢作孚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当即给傅、陶二人回电道：“承嘱暂借李庄张家祠仓库一节，歉难应命，希鉴察。”
此所谓没吃着羊肉反惹一身臊，傅斯年被弄了个灰头土脸，大骂卢作孚是小人一个，嘴里不住地嘟囔着“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等等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无聊之语。为显示自己的“硬骨头”精神，也为了在陶老先生面前挽回一点面子，傅斯年索性一咬牙，告之对方可把李庄板栗坳的地盘设法先挤出两个院子，以便陶孟和手下部分人员居住与办公。面对傅斯年的义气与血性，陶孟和颇为感动。陶孟和回到李庄后，立即行动，可惜院子过于狭小，显然不能安排社会所全部人员居住，只得再次率人在李庄郊外四处奔波，寻找地盘。直到5月中旬，总算在距李庄镇五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按：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点。尽管两处相隔四五里路程，生活与工作极其不便，且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中间仅有一道“竹墙”分离，整日牛叫驴鸣，臭气熏天，真可谓实实在在地入了牛马圈，但毕竟安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栖身之处。在陶孟和的指挥下，社会所人员分批迁入居住地生活与办公。
至此，李庄的外来人员达到了11万之众，这些来自于沦陷区的“下江人”，在抗战烽火中，开始了新一轮与国家民族共度艰危的生命历程。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1）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安顿下来后，开始有板有眼地做起了分内工作。陶孟和与夫人沈性仁住在李庄镇内，离梁思永的羊街八号不远，因而许多年后李庄党部书记罗南陔之子罗萼芬还记得当时的场景：“那时我在镇内同济大学附中读书，经常路过陶孟和租居的院子，陶老都是自己到羊街北口的井上挑水做饭，也看到陶师母沈性仁到街上买菜，陶孟和整天闷着头不太爱说话，沈师母人长得漂亮，有风度，看上去像是大家闺秀。只是那时生活不好，精瘦精瘦的，脸色也黄黄的，听大家闲聊时说她有病，具体什么病，当时不晓得，后来才知道是肺的事。”①
尽管生活艰苦，夫人沈性仁又患病在身，但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陶孟和于愁苦中只能咬牙勉力支撑。想不到仅仅一年之后，因“进军西北”一事，陶孟和与傅斯年又闹得不可开交，直至割袍断义，成为学术界一大憾事。
陶、傅二人李庄交恶，与当年兴起的“西北考察热”紧密相连，而这个热潮最早的源头要追溯到抗战之前。
1937年4月，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到北平，召集一班对于西北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商谈西北教育补助事宜，因弄《古史辨》而暴得大名的顾颉刚亦在召集之内。未久，该董事会聘请陶孟和、顾颉刚、戴乐仁（英国人）以及刚从德国归来的王文俊为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计划赴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对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摸底考察。9月，陶孟和一行抵达兰州，陆续考察了当地和西宁的教育状况。由于绥远沦陷，宁夏临近前线，故未克行。在一两个月内，几人在兰州和西宁两省城考察后写了一篇考察设计报告，陶孟和等三人便乘飞机回南京交差去了。此时上海已经沦陷，顾颉刚的家乡苏州已沦于日人之手。面对北平不得返、家乡不能回的境况，顾颉刚继续留在该会在兰州贤侯街45号租赁的地点，开始邀集一帮同志深入边地农村继续开展工作。1938年6月29日，顾颉刚致函杭立武，在汇报自己考察成果的同时，指出甘肃“各县所需不同，除办职业、师范、女子诸教育外，又需办社会教育，以消除强烈之种族宗教成见，避免祸乱”。杭立武表面颇具诚意，在函中批示“计划周详，条理绵密”，但一条也未采用，最后采用了陶孟和等人的设计方案，在兰州办了一个科学教育馆、西宁办了一所湟川中学便草草了事。
顾颉刚通过考察，有了另一个发现，即西北地区不仅是教育状况极劣，更潜伏着政治危机。整个西北到处都有外国传教士，没有汉人之处也有他们的工作站，有的传教士已到西北数十年，语言、装束完全与当地人一样，暗中挑拨蒙、藏、回等少数民族与汉人以及中央政府的关系。据顾颉刚在后来撰写的《自传》中说，他曾在一位到边区做县长者家中看到一张地图，是从一个传教士旅行时遗忘之物中检出来的，名为“TheMapofGreatTibet”，即所谓的“大西藏地图”。这张地图将喇嘛教所达到的区域，除了满洲、蒙古之外都算作西藏。顾颉刚看后大吃一惊：“日本人造伪满洲国，称为'民族自决'，这种事大家知道是假的，满洲国有几个满洲人？但是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称为'民族自决'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语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块整齐的疆土，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行见唐代的吐蕃国复见于今日，我国的西部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1938年9月上旬，顾颉刚乘飞机离兰州抵成都，下旬到重庆，向中英庚款董事会汇报调查情况，强烈建议对于不怀好意的外国传教士立即采取措施，并说道：“这次的国难是东北问题造成的，诸位不要抗战期间，吴文藻、冰心夫妇与孩子们在燕南园寓所前合影留念。未久，一家人离开北平，前往昆明
以为这次国难终止之后就没事了，须知西北和西南的问题更严重的阶段在后面呢！”又说：“因为我到西北去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乡镇满峙着秃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遗憾的是，没有哪位官僚政客乐意倾听顾氏的警世之言，皆匆匆敷衍一番了事。
1938年10月下旬，顾颉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赴昆明云大任历史学教授。未久，为避敌机轰炸迁居昆明北郊浪口村。差不多在此前后，早年毕业于清华，后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文藻、冰心夫妇也来到了云南大学。吴在云大创办了社会学系，并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招收了费孝通等几位助手。费孝通在2005年接受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访问时，曾断断续续地提到过这段生活，说：“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2）
在谈到当时燕京与北大、清华相互之间的关系时，费孝通明确表示北大、清华与燕京有很大不同，“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得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Park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又说：“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但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琇想追冰心，没有追到。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
最后，费孝通总结性地说：“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因而，1949年之后，费孝通竭力主张要给这些不能“治国平天下”的旧知识分子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造。后来，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进了牛棚，而有幸得到费氏“欣赏”的知识分子如曾昭抡等亦未能幸免，后来被赶出京城，于凄风苦雨中告别了人世。再后来，费氏自己也落入政治圈套而不能自拔，成了不折不扣的“牛鬼蛇神”。当然，在费孝通看上的人物中，只有冯友兰是个异数，他以御用文人“梁效”掌门人的身份，跟随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腾云驾雾好一阵子，在得以保全性命的同时，也给这纷乱的世界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哲学命题标本。
费孝通成为吴文藻的得意门生后，和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唯吴的马首是瞻，从费氏的谈话中知道吴与傅斯年不和，但他没有明确列举不和的原因，只隐约透露了吴到云南大学之后要建立社会学系，但又遇到强大阻力，最后只得放弃云南赴重庆工作云云。这一点，从台北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与顾颉刚、朱家骅等人的通信中，可窥知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隐秘。
却说顾颉刚离开西北辗转来到昆明后，“出于排解不开的边疆情结”，便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边疆问题。想不到这一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傅斯年的警觉。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流动量大增，“外来户”与当地土著或私下称作“土包子”之间不团结，闹矛盾，或暗中较劲儿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国民党统治的西南边城昆明如此，而共产党控制的陕北黄土窑洞依然若是。当时的左翼作家茅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就曾叙述过抗战期间自己在昆明与顾颉刚、朱自清、闻一多、吴晗等人交谈的情形。据说茅盾曾让朱自清派人去找过冰心，正好冰心外出不在家，未能参加。谈话不久，茅盾就发现所谓的“外来户”与“土包子”之间不团结的问题，遂当即决定“把话题转到外来文化人与本地文化界如何联络感情加强团结的问题”。参加谈话的顾颉刚在发言中曾说：“大家步调一致是对的，但把单方面的意见强加于人就不对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通过对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分析，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针对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创办的那个《边疆》周刊以及登载的文章，毫不客气地给予批驳。傅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曾这样说道：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