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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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书房？
雾中看花的萧乾，眼见的朦胧影像是美好的，在他童年的心灵里羡慕这间如同天堂般书房的同时，也一定猜想生活在里面的主人的生活该是多么惬意和无忧无虑的吧。岂不知此时陶孟和心中却凝结着巨大的孤寂与落寞，真可谓尼姑不知和尚苦（熬），和尚不知尼姑难（为情）也。
陶孟和的独立与割据计划刚一出笼，干事长任鸿隽即视其为叛乱分子，欲以迅速铲除而后快，同时发动几十名董事采取铁桶合围战术，多管齐下，把陶氏的计划扼杀在摇篮里。在四面楚歌声中，眼看陶孟和即将被斩于马下，胡适真不愧为胡适，以其在学界的名望和地位，亲自杀入喊声阵阵、欲置陶氏于绝地而后快的疆场。在胡氏奋力搏击、掩护、斡旋下，伤痕累累的陶孟和率部突出重围，终于在1929年7月1日实现了另立山头的“宏愿”……社会调查部摆脱了中基会附庸的尴尬角色，更名为社会调查所，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据《社会调查所概况》载：“十八年七月改组以后，本所始有独立之组织。首由中基会聘陶君孟和为所长，而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所内规模亦略事扩充”，又“专门学术机关之规模于是乎粗具”。……这是陶孟和在胡适的鼎力相助下与任鸿隽正式交锋的一次小胜。
对于胡适在自己危难之处显示的真情与血性，陶孟和感恩戴德。投桃报李，对胡适遇到为难又非办不可之事，陶孟和同样采取了尽量予以支持的姿态以示呼应。
自立山头的甘苦（2）
1931年底，胡适的爱徒吴晗给胡写了一封推荐函，文中说：“生有一北大友人千家驹君，此次在文史号撰《东印度公司之解散与鸦片战争》一文，他是用新的观点来作尝试，虽不能说是成功，却似乎比时下一般自命唯物观者之生吞活剥、削足适履来得强一些。千君是一个比较肯用功看书的人，他从前曾写过一些文章，如在《平等》上发表之《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及中国之工业化问题》、《中日外交关系之过去与现在》等文，都还有点新见。他是一个畸零人，自幼便见弃于旧官僚的父亲，凭着自己的努力，工读到现在，今年在北大经济系毕业了。他很想来见先生，不知可否？”
吴晗在信中啰嗦了那么多，其实就是想让声名显赫的胡适为同学千家驹谋个差事。胡见信后，除了顾及吴的脸面，也对千家驹的论文选题和不幸经历产生了兴趣与同情，遂相约来见。为人谦和又好热闹的胡适经过一番交谈，对千家驹大为赏识，认为此君乃堪造之材，便在不知不觉中把千氏当成了“我的朋友”。以胡适的性格，既然是朋友，就要以自己的声名为其排忧解难，时为号称大学生“毕业即是失业”之时，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兴致中的胡老师想来想去，找不到一把合适的椅子供这位年轻的新朋友来坐，最后一拍脑门，终于想到了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顺手提笔修书一封，让千家驹揣在怀里上门求职。陶孟和见了胡适的手札，当即表示可以在角落安一把椅子让千家驹来坐。但稍后又从侧面一打听，得知千家驹乃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担心其人是共产党，或与共党有瓜葛之嫌，遂向胡适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开朗的胡适几句话就打消了陶孟和的忧虑：“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至于共产党，我看不会吧！这样的人才你不用，还用什么人呢？”在胡适劝解下，陶孟和勉强答应下来。
千家驹进了社会调查所，胡适感到一件心事有了着落，颇为欢喜，后来专门把千、吴二人作为例证，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栏中发表文章，证明当时社会上所谓的“毕业即失业”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只要有本领，毕业决不会失业”云云。……当然，内中的曲折与人际关系的纠缠，曾几次公开声称自己的工作实在是出于“为政府做一点面子”的胡适是不会透露一个字的。
关于千家驹在北大的所作所为，并不糊涂的胡适是清楚的。1936年元旦，当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时，证婚人便是胡适。胡在致词中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尽管是席间的玩笑话，但聪明如胡适者，已经隐约地点出了千氏的政治身份。事实上，刚满17岁的千家驹于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开始参与鼓动学潮、驱赶教授等等“捣蛋”生涯，北京大学发生的许多邪里古怪事，都与千氏和他那一帮地下兄弟暗中操作有关。
进入社会调查所的千家驹，最大的感受就是陶孟和的宽容和信任。他后来说：“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风范。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他。”陶孟和只是碍于胡适的情面，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不过，就陶孟和当时的思想而言，应该也是能容忍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在一起做事的，只要别闹出大的乱子，他也没有细究的热情与心性。当时千家驹有所不知，当他到来之时，这个调查所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
在社会调查所独立前，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所成立之初，蔡元培曾热情地邀请陶孟和赴南京，专门商谈筹组事宜，意欲让其出面主持工作。但陶觉得自己已经在北平组建了社会调查部，山头已立，并且有扩大与独立的“宏愿”，遂婉言谢绝。蔡元培转而邀请留学欧美的博士、北大史学系与法学系教授陈翰笙出任所长，无奈由于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以陈氏属共产党分子加以阻挠，未果。1929年，为减轻阻力，蔡元培以院长身份亲自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正式邀请陈翰笙出任该所副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如此一来，在中国一南一北，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研究性质相同的阵营。由于蔡元培尚有兼容并包的肚量，两家暂时相安无事。陈翰笙实际主持的社科所特别关注“三农”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农村、农民、农业之不尽如人意的症结所在。按他的想法，既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那自己就要试着发现一下穷人、特别是农村那些穷人们的秘密。对这一构想，陶孟和也大感兴趣，1930年双方以平等的地位进行了友好合作，共同进入河北保定清苑农村，选定10个自然村1578家农户，对其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等等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
自立山头的甘苦（3）
1933年8月，陈翰笙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宣读了论文《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该文号称继马克思之后，陈翰笙发现了穷人的秘密，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是地主富农一手造成的，必须来一番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暴力手段才得以最终解决。陈氏的宣言传到国内，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震动，国民政府的党国大员对此大为不满。在一片喊打讨伐声中，陈翰笙只好采取鞋底抹油……溜之乎也的战术，辞去本兼各职，带着手下几个铁杆弟兄悄悄跑到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潜伏下来，准备待机而起。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几乎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机构，各项工作无法运转。
正在这时，对陶孟和颇为不满的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跳将出来，表示陶孟和已经独立，腰杆子越来越硬，看来没有必要再依附中基会这个老巢了。既如此，索性把调查所抛将出去，让其合并于中研院。此举既在形式上帮助了蔡元培，使其麾下势力不至于因陈翰笙的出逃而削弱，同时也达到了给陶孟和施以颜色，并驱逐出中基会这座大靠山的目的。主意打定，任鸿隽主动与中研院方面联系。恰在这个时候，中研院上层人士也发生了变动，原总干事杨杏佛因与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人搞“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引起蒋介石不满，于1933年6月18日被特务暗杀。未久，在学政两界声名显赫的丁文江受邀继任。丁氏得知任鸿隽密报，当场表示乐意接收陶氏调查所的家业，收编全部人马为己所用。老于世故的丁文江让任鸿隽作为说客先与陶孟和接头，算作投石问路，待陶氏方面有此意向，再由他这位“丁大哥”亲自出马一举拿下。
想不到任鸿隽跟陶孟和刚一交涉，陶氏勃然大怒，严厉痛斥对方乱用职权、假公济私、党同伐异等等不道德做法，并义正词严地指出：此举完全违背了中基会的宗旨与学术界的公理，是对北平调查所合法权益的公然挑衅，也是对陶氏本人及手下职员人格尊严的污辱，当场予以拒绝。
眼看陶孟和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任鸿隽毫不退让，表示既然大家的脸面已经拉下，就没有重新言欢的可能，不弄个鱼死网破决不罢休。任鸿隽凭其手中的大权，指示中基会大量削减调查所的预算，截其粮道，断其财路，使之不战自溃，以达逼其缴械投降的目的。面对这一凶招，陶孟和极其恼怒与愤慨，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道：“叔永（按：任鸿隽字）逼我们一步一步的太紧了，先限制我们的预算，继之以促进合并（即驱逐之变相），又继之取消我们对于现用的建筑所有权，并规定我们几时退出。现在竟公然的要求随时停止我们的补助费了。”
陶孟和此举，是想让胡适出面“拉兄弟一把”。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情形已比不得当初拉杆子时的“独立运动”了。当年陶氏要另立山头，成就一方霸业，只是与任鸿隽和中基会诸位大佬交锋，胡适尚可跃马横枪为陶助战，而现在中间又横插进一个坐地“招安”的老大……中央研究院，坐在前两把交椅的又是自己的师辈人物蔡元培与同辈好友“丁大哥”，胡适闻之虽甚着急，但感到左右为难，不便援手发力，处于观望之中。由于胡适的怯战，陶孟和很快陷入前无救兵后无粮草的绝境。在此境况下，尚以办事干练著称的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冲出本部突入阵前，以胜利者的姿态劝其老老实实地接受改编。陶孟和眼看大势已去，为保住自己的实力，只好屈服。同少华山上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等等一帮拉杆子造反的头领，率部归降实力雄厚的水泊梁山晁盖、宋江两大首领一样，陶孟和以悲怆的心境硬着头皮将队伍自北平拉到南京，无条件地接受改编。在丁文江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到陶孟和当时的痛苦之情和艰难抉择：“当叔永提出合并的问题的时候，孟和就大怒，说'压迫驱逐'。经我再三疏通……彼方表示可以合作。”
据可靠的资料透露，丁文江是打着避免给国家浪费金钱和人才的旗号而做出收编决定的，关于这一做法的得失功过，李济后来曾有所提及：“他（丁文江）的理由详细说来是很动听的。他说，中国的科学人才不多，而金钱更少，我们现在花一个钱，就应该有一个花这一个钱的意义。现在中国的学术机关，往往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买了很多仪器，却常常地没人用，等到上了锈，糟蹋了，也没人管，岂不是浪费？这毛病就是有责任的人不但对于金钱的价值没有真正的认识，对于人的价值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