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战争史略-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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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的这篇“平辽”方略，总结了历年在辽东用兵之得失，综合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从政治、经济、军事及用智等诸方面的相互关系论证了他的新方略，这就是战与守相结合，筑城与屯种相结合，坚壁清野与乘虚出击相结合。这些丰富的内容构成了他的系统而完整的战略思想，比起他的所有前任都大大前进了一步。在征得熹宗批准后，袁崇焕立即将他的方略付诸实施。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2）
（一）筑坚城。明取得宁远之战的胜利，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凭坚城固守。后金兵一经从宁远解围撤兵，袁崇焕等就请经费大修城堡。特别是宁远以东诸城被后金兵破坏得十分严重，极待修复。他曾同内臣刘应坤、纪用及总兵赵率教三人并马巡历锦州、右屯、义州、广宁并及以东地方，所见各城从灰烬之余，“颓垣剩栋”，到“白骨累累，残冢依稀”《明熹宗实录》，卷71。。袁崇焕认为，把这些被破坏的城邑重新修复具有重大的经济及军事意义。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指出，从山海关到宁前长二百里，但北负山，南临海，其狭窄处不及三四十里，在这条狭长的走廊地带驻兵六万、马三万，还居住商民数十万，地狭人稠，“无以为耕”，全靠内地供给，就会造成供不应求，民贫而士马不强，而且“人畜错杂”，更易生灾害。因此，他建议筑锦州、中左所（辽宁锦县南）、大凌河三城，可使明兵再向前推进一百七十里，从而扩展了兵民的生计。兵民屯驻诸城，“且耕且练”。后金兵若来，“我坐而胜”；它若不来，亦坐守自困。这三城“皆系扼要之区，为我进取之地”《明熹宗实录》，卷75。，能否建成，“天下之安危系之，此三城不得不筑，筑而立刻当完者也。锦州三城若成，有进无退，全辽即在目中”。故“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重障万全”。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根据袁崇焕的计划，从天启七年正月开始动工，同时修复，议于一年内并力完工，合计工时，拟以四万班军分班筑城。在三城动工修复前，从山海关到关外已有各城继续加固，“前屯城包而未完者完之，宁远被雨覆圮者补而永固之。中后、中左复屹若金汤”。《明熹宗实录》，卷79。到天启六年底，“山海关濬壕筑城，扼险置器，壁垒一新”。《明熹宗实录》，卷73。中前、右屯、宁远等城“业已鼎新，所谓重关累塞矣”。《明熹宗实录》，卷75。袁崇焕还计划于宁远再添筑两座辅城，以为犄角，各堡增设铳台，以为应援。宁远以东，仍安哨探，就地为耕，一有情况，就集中到宁远固守《明熹宗实录》，卷63。。袁崇焕说：“山海、前屯、中后、中右，今已坚雄如前日之宁远也。”《明熹宗实录》，卷79。被派到关外监军的太监刘应坤熹宗鉴于“文武不和”，欺隐朝廷，特于天启六年三月四日作出决定，设“镇守内臣”随军参与军务：设立镇守山海关等处太监一员：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左右镇守太监二员：乾清宫管事提督忠勇营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用分守中军；太监三员：乾清宫打卯牌子忠勇营中军御马监太监孙茂霖、武俊、王朝都在山海关驻扎。他们的任务是清查粮食、器械数目、官兵马匹强弱，据实直写，密封起来，随时驰报皇帝。实际上，这些太监充当特务，监督文武将吏的言行。熹宗这一决定使内外百官感到震惊，纷纷上章奏，反对此举，要求收回成命。熹宗逐一驳回，置之不理。太监监军又成为明末一大弊政，迅速破坏明的政治、军事。见《明熹宗实录》，卷64，4～6页。在写给熹宗的奏疏中，报告他亲眼所见的事实：“今设备更严，城势增高，堡垒更固，著著皆实，毫无粉饰。”《明熹宗实录》，卷71。
（二）兴屯田。兵法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进则因粮于敌，退则寓兵于农。袁崇焕以此兵法为据，主张在建城守城同时，实行兵民屯田，以减去“千里馈粮”之忧，就地取军饷，“以省运饷”，则“舆情咸顺，美利可兴矣”。其办法是，从国家供应关外驻军的粮食四十余万石中，减运十二万五千石，把它折成十万两银，解至宁远，专作买牛及耕具的经费。此事由深通屯田之法的文职一员“专董其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但熹宗认为，军情紧急，不知后金何日突至，“正当厉兵秣马，严以防御，屯田事从容酌议”。《明熹宗实录》，卷71。因而这项计划被搁置起来。拖了两个月，到十一月，袁崇焕再次上疏，详细阐述屯田的必要性及与防御的关系，要求批准实行。在这篇疏奏中，他提出屯田“七便”与不屯田的“七不便”。举其要者，全辽兵食全靠天津截漕供应，而国家储备日减，不能保证供给。此兵食经由海运，河北与山东百姓很受拖累。兵不屯种，无家可依，亦无固守之念。此地不出粮，故食价日贵，便涌到蓟门贩运，而夺蓟门之食，致使蓟门因辽无粮受到冲击，处境困难。屯田的好处很多，例如，兵以屯为生，可以长久居此，使外籍兵变成“土著”即当地人，又无征调的骚扰，通过屯种，把那些“游手之辈”淘汰，使兵更精。屯种则有草有粮，人马足食，使一镇富强起来。城堡周围土地都开垦耕种，地与地之间，有沟有坝，有封有植，高下纵横，逼使后金骑兵不得驰奔长驱《明熹宗实录》，卷73。。袁崇焕力主屯田兴利除弊，终于说服了熹宗，表示赞许，但叮咛他“悉心区处”，免致错误。
第四部分后金再次攻宁锦（3）
（三）以辽人守辽土。熊廷弼第三次经略辽东时，在朝廷内外曾有过辽人守土的议论。但他断然否定辽人的作用，认为“辽人必不可用”《明史熊廷弼传》，卷259。，所用兵必征调于外省。而到孙承宗时，则反其道而行之，决策“出关用辽人”，就是说，关外疆土应当由辽东本地人担负起保卫的责任。他把这一问题提到关系大明安危的高度来认识。他说：“盖安辽人即所以安天下也！”的确，在当时还没有一个人认清这一点《明熹宗实录》，卷19。。他的部将赵率教悉遵这一方针，曾招抚流亡辽人至五六万，从中“择其壮者从军，悉加训练”。不能从军者，给耕牛种子，大兴屯田，收到显著效果《明史赵率教传》，卷271。。在孙承宗去职后，袁崇焕力主以辽人守土的方针，全面加以贯彻。他说，自辽东发生战事以来，从外省调募之兵，往往裹足不前，即使勉强到了前线，不但不能援辽，反为扰乱辽人。这一点，连官方也承认“自有东事以来，其贻祸最烈者无如募兵。盖招募之兵率皆市井乌合，御敌则不足，鼓操则有余，前后糜金钱数百万，曾不得一卒之用，甚者逃而为盗”。《明熹宗实录》，卷4。山西道御史毕佐周也指出，“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残辽无宁字”，《明熹宗实录》，卷4。“东人最恨客兵”《明熹宗实录》，卷4。。基于以往教训，他要求破以往成议，将外兵撤回，“即招辽人以填之”，于彼此两利，此事“不容时刻缓也”《明熹宗实录》，卷73。。袁崇焕指出外省兵不宜用是有事实根据的。这里仅举一例。据天启元年三月一份官方报告，专文谈到外省援辽将士畏缩不前的种种窘况。该报告说：“援辽诸将多迂途观望不时至”，如，副总兵管大藩等所统浙直水兵九千余名、都司张神武等统川兵五百余名、副将王光有等统京营南浙兵共二千五百七十三名，令其从海上和陆路抵山海关援辽。虽定以时限，仍违期不按时到达，朝廷不得不再下令规定日期，逾期不至者，轻者罢官，重者以皇帝的尚方剑问斩。还有浙江守备胡良相等领兵千余名，到京后不肯出关，挟索二三月兵饷。管大藩部将钱国卿所领江南水兵在北上途中几乎逃尽。淮兵至登州，将渡海援辽。但他们“以修船候风为名逍遥逾岁”而不渡海。守备李际阳上舟督促，几乎丧命《明熹宗实录》，卷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也难怪，人民厌战，谁肯为统治阶级卖命！他们应征援辽，远离故土，来到寒冷的关外，不耐这里的气候和生活习惯。他们既畏惧路途之遥，又畏惧生活之苦，更有阵上伤亡的危险，有谁愿意来呢！但君命难违，将令不可抗，他们还是一批批被驱赶到关外。实战证明，他们无心战斗。正如袁崇焕所说：“南兵（指江南人）脆弱，西兵（指山西、陕西等人）善逃”，因此每战略抵挡一阵，就溃败下去。他总结历次用兵的教训，提出“莫若用辽人守辽土，将官则辽东一总兵，关内一总兵，余皆赘也”。《明熹宗实录》，卷63。天启七年四月，他在给熹宗的一份奏疏中，进一步阐述了“用辽人”的主张，说：“复辽地而聚辽人为守，盖远求难致之兵，何如近取回乡之众，此不肖为聚兵计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御史汪若极也赞成“用辽人守土”的方针。他说：辽民归附的已达十余万，应选拔其身体壮健的人，“给以衣粮，训练有方，人人皆为劲卒，即以分驻卫镇”《明熹宗实录》，卷72。。熹宗很赞赏这个办法，他在袁崇焕的奏本上批道：“自有辽事以来，调发援兵无益于辽，反虚各边武备。这本说撤回客兵（指外省兵），即招辽人填补，诚为两利。”《明熹宗实录》，卷73。
用辽人守土之议，发端于孙承宗，而大力推行并收到实效的是袁崇焕。他不仅从实践上坚决贯彻，而且从理论上和战略的意义上详细加以论证，这是孙承宗所不及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四）选将分守要地。关外以宁远为中心，以山海关为后盾，其间中前、中右、中后、前屯、宁远、锦州、大凌河、中左诸城，形同臂指，势如联珠，各新旧城堡皆选将置兵，从而形成一个完备的防御体系。辽东督师王之臣驻山海关原称经略，自天启六年三月改称督师。见《明熹宗实录》，卷64，30页。，刚刚提升为辽东巡抚的袁崇焕仍驻宁远。在他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猛将，他们都是在同后金的激烈争战中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