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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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极有效的途径，无需我们离开教会房子，就能够向那些异教徒传播福音。他还
曾经这样总结经验：
为了使一种新宗教的出现在中国人中间不致引起怀疑，神父们开始在
群众中出现时，并不公开谈论宗教的事。在表示敬意和问候并殷勤地接待
访问者之余，他们就把时间用于研习中国语言、书法和人们的风俗习惯。
然而，他们努力用一种更直接的方法来教导这个异教的民族，那就是以身
作则，以他们圣洁的生活为榜样。他们用这种法子试图赢得人们的好感，
并且逐步地不用装模作样，而使他一一们的思想能接受不是用语言所能使
他们相信的东西……＇注＇
“合儒”的丰姿
利玛窦注重交往当中的自然感化，当然也不放弃利用一切可能的场合和机会正
面进行天主教理的宣传。他不但“每见宾客时，辄言天主教理”，而且还专门写了
许多宣教书籍。不过，他的教理宣传，也是尽量富于“中国风味”，以适应中国人
的胃口。
贯通中西的学问，在这方面可派上了大用场。他能引经据典地将其教义与中国
儒家理论进行比附和调和，试图说明两者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天主与
中国的古圣先贤并不牴牾。譬如，他著《天主实义》（初名《天学实义》）一书阐
扬教理，引证广及《诗》、《书》、《易》、《礼》等诸多中国经籍。此书多次刊
刻印行，影响颇大。后来他又撰述《畸人十篇》、《辩学遗犊》等书，也大量引证
儒家典籍，附会其说。
为了表明其教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相容性，他竟不反对中国教徒一如既往地尊孔
祭祖。尊孔祭祖乃中国极其重要的传统礼仪，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最能牵动
中国人神经敏感处，实为影响龙与上帝关系的文化因素中的一大关键。利玛窦于此
表现出相当明智和宽宏的态度。
总之，利玛窦不但自己儒冠儒装，儒气十足，而且也使其教儒冠儒装，儒气十
足，俨然一派“合儒”的丰姿。利玛窦的这种做法，在使其教迎合中国人方面，确
有显效。
魔术道具
利玛窦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丰富的知识，这位聪明的教士决没有疏忽发挥自己
这方面的特长。通过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引导人们对天主的皈依，这是利玛窦“学术
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日常交往中，他很注意根据不同的对象，分别介绍数学、
天文、地理、器物制造等方面的知识，能结合实物的还尽量结合实物，以引起对方
的兴趣。而终归把这些知识与天主的造化联系起来，努力把人导入敬信天主的大能
中。
譬如，有人跟他学了天文学知识之后，与佛家的有关学说相比较，感慨地说：
佛家解释天地的构造，只说有一须弥山，太阳和月亮绕其前后，太阳
在前面就是白天，在背面就是黑夜；解释日蚀、月蚀，则说罗汉以右手遮
日而日蚀，以左手遮月而月蚀；说大地在须弥山四面，分四大部洲，中国
在其南边。像天地这样有形可测的东西，尚且持如此荒诞的说教，何况对
不可测度的无形之物呢？其空幻虚谬就更可想而知了。现在利先生解释天
地之事，讲得明白实在，验证得有根有据，毫发不爽。由此看来，天主教
与佛教的谁正谁邪，就不难辨别了吧？＇注＇
可见，言者不仅佩服利玛窦其人，更进而推崇其教了。想必是利玛窦介绍了地
圆说等新知识，并且，他又懂得历算，能准确推知日蚀、月蚀，再加持有各种天文
仪器可作直观教具，征服原本相信佛家那类神话的人，自然是有高屋建瓴之势的。
利玛窦还花了很大功夫，译著有多种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目的当然也是为了
传教，所以掺入不少宗教内容。照理说，科学恰是揭穿宗教神话的最有效的武器，
但在利玛窦这里却很有些“魔术道具”的功用。
利氏传教术
毫不夸张地说，利玛窦在中国开创性地使用了一套别开生面的传教术，我们姑
且称之为“利氏传教术”吧。其要端可以归纳为：交往中的自然感化；与中国传统
文化貌似调和；以学术、科技为重要媒介。其基本原则是：在各个方面尽可能迎合
中国的文化习惯（起码在形式上是如此）。
这种传教术，不仅利玛窦个人使用，他的同仁们也奉为圭桌，共同遵行。在当
时中国的福音舞台上，并非利玛窦孤步独舞，而有相当一批人在他领导下分处于各
地工作。
利氏传教术，也不仅行于明末，而且一直沿至清初，成为前后百余年间通行于
中国的基本传教模式，它使得“磐石”开裂的缝隙越来越宽了。
就此而言，利玛窦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他58岁
病逝北京时，京都内外的华人天主教徒已有2500人，其中包括不少达官要员和社会
名流。号称“圣教三杰”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即著名的代表人物。诚然，
这2500人与偌多中国人口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这已是一个有成效的开
端，其后若干年间，中国天主教徒的数量几乎是成几何倍数增长，这种收获，是与
沿用利氏传教术分不开的。
暗伤王化
比起困死荒岛的沙勿略，利玛窦和他的同仁们，要算胜利和幸运者了。然而，
如果以为他们脚下之路一直平坦宽广，头顶的天老是光风雾月，那就错了。他们是
艰难的跋涉探险者，随处有急流险滩，随时有暴雨狂风，灾星亦与之常相伴随。
就在利玛窦他们刚刚在肇庆立脚的时候，尽管努力向周围的一切人施礼貌、献
殷勤，但其居处还是成了当地百姓乱石袭击的靶子。以后在各地也屡受士大夫、老
百姓的冷遇和反对，甚至是粗暴地哄闹和撵逐。利玛窦第二次赴京的途中还被拘禁
过，当时他所受的刁难、敲诈和凌辱简直不可名状。即使在他到了北京受到皇帝礼
遇的情况下，竟还被礼部的官吏借故一度拘审过。即使在他荣居京都最为春风得意
的时候，也隐然有一种阴冷的氛围威胁着他。利玛窦本人总还算得以善终，死后被
明廷赐葬北京。利玛窦同仁当中，许多人的命运却晦气得多。
难发锺山下
在利玛窦归天之后仅仅六个年头，也就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一场空前
的“教难”就在明王朝的陪都——锺山脚下的南京城里发生了。
带头发难的是当时任南京礼部待郎，后来更升迁为礼部尚书并脐位相国的沈榷。
他在几个月内连上三疏，严辞参劾“远夷”，并且不待皇帝下诏，便擅自逮捕了外
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不下20余人。一时间北、南两京有许多官员起而呼应，推波助
澜，对传教士的挞伐之势可谓汹汹矣！
站出来为教士辩护的虽然也有其人，譬如徐光启就上了著名的《辨学章疏》，
坚称洋教士们“踪迹心事一无可疑”，“且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
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但与反对派相形之下，颇有孤掌难鸣之势。
以往对洋教士颇感兴趣、宽容礼待的万历皇帝，不知真的被沸反盈天的反洋教
舆论打动，突然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还是九五之尊竟也招架不住众口铄金的威力，
不得已违心“趋炎附势”，最后他颁布了禁教谕旨，给传教士定了“立教惑众，蓄
谋叵测”的罪名，令拘押广东，督使西归。于是乎，驱逐教士，捣毁教堂，一时俨
然成为弭乱保邦的义举。
虽说传教士们表现出了坚持圣道、为主勇于牺牲的精神，但厄运和灾难毕竟是
其无法抗拒的。这场案事中的“主犯”王丰肃（P。 Alphonsus Vagnoni），这个已
50多岁的西洋教士，被逮后四置于一个狭小的木笼之中，披镣戴铐，长发蓬乱不能
理，衣衫脏破不得整，一连多日。教方逢此大难，其福音事业自然要受到严重影响。
轰击的要害
南京教案的发生，是青天万里飞霹雳？不，它是积聚于乌云中的阴阳电荷一旦
相摩而爆发的雷霆。据教方自己调查，在这以前，已经有54起较小规模的教案发生。
南京教案只不过是最为激烈惊人、最为典型的一次而已。其原因固然复杂，但应该
说主要导源于各具特质的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冲突。我们不妨以此案
为引线，深入到范围更广的事局中去看个究竟。
沈囗对传教士发起挞伐的主要理由是“远夷阑入都门暗伤王化”。所谓“王化”，
辞义为“君主的德化”，实质上就是君主以儒家文化来教化、治理天下。沈囗的奏
疏中即称：
帝王之御世也，本儒术以定纲纪，持纲纪以明赏罚，使民日改恶劝善，
而不为异物所迁焉。＇注＇
由此看来，“王化”不但能够涵盖和一般地指代儒家文化，并且将儒家文化与
王权有机结合起来，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一个“暗”字，则贴切地表达出对传教
士伤害王化行为方式特点的认定。再加以“阑入都门”，事态的严重自然就更变本
加厉了。
“暗伤王化”，可谓点明了明末反洋教舆论所轰击的要害点，不失为提纲挈领、
概括主题之笔。《破邪集》（或称《圣朝破邪集》），堪称集明末反洋教舆论之大
成的书籍，其中文章的作者林林总总，但主要是儒佛两家的联合阵线，他们言论的
基调，亦相合在对传教士“暗伤王化”的指斥上。
儒家士子们平日讲究的斯文全然没有了，从字里行间简直可以看到一个个怒发
冲冠的样子。他们这样向世人告警：传教士们表面上尊崇儒家，将其天主之道伪装
得与尧舜周孔之学好像无大差异，但实际上是“阴肆其教，排佛、斥老、抑儒，驾
其于尧舜周孔之上”，因此搅乱儒家传统，从来大变未有甚于此者！至于传教士对
儒家未敢像对佛、道那样公开责难，只是因为中国户尊孔子，家慕舜尧，而不得不
“傍篱其间耳”。他们这是采取“媚”与“窃”的诡计。媚能讨人喜欢，诱人从而
卑之；窃则不致使人惊异，便于从中混迹。而一旦待到爪牙各、血力强的时候，他
们就要咆哮着直闯素王之堂，把孔老夫子一口吞掉了！
作为传教士公然责难对象的佛门弟子，更失去了耐性，带着十二分的激愤大声
帮腔助战，千言万语并一句：不错，不错，这些可恶的夷种们，就是要“阳排释、
道以疑儒，阴贬儒宗而探学”！＇注＇
是耶？非耶？
移花接木
利玛窦在逝世的前一年，写信给教会官员，陈述其表面称道儒家，并利用他们
攻击佛、道的策略，言及有的中国人士认为他是个“拍儒生马屁的人”，为此，他
窃喜不迭，披露心曲说：
我热望其他人也会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因为我们如果不得不同三个教
派（指儒、佛、道）作战的话，我们要做的事情会多得多。＇注＇真是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