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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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称。
机关算尽终亦空
有些传教士起初认定自下而上的传教路线可行，期望通过走街头、串巷尾甚至
登门上户地散发福音书和讲道，吸引中国老百姓一个一个地入教。在他们看来，一
旦民众大多皈依了上帝，官绅们也就自然而然地皈依。杨格非就曾是这种所谓“街
头传教士”的典型，他在汉口一带如此经营数年。另一个英籍传教士李提摩太（Ti
mothy Richord）也曾热衷于此，在烟台一带进行试验。可惜他们都收效甚微。被他
们吸引的人们，与其说是听道，毋宁说是为了“欣赏”一下洋人的奇貌和他们一口
半生不熟的中国话，仿佛看马戏表演一般，怎能指望他们有多少人诚信上帝？于是，
失望之情终于动摇了街头传教士们的耐心。
与此相反的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是否可行？传教士中有些人本来就主张和坚持
走这条路线，有些人则因自下而上路线碰壁而改行此道，李提摩大就是后者的典型。
许多教会也都这样叮嘱其来华教士：要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牢牢掌握在手中，这是很
重要的，只要他们皈依了基督教，全中国就有可能转向上帝。然而，所料不及，在
这一阶层，福音受到了更顽强的抵制，要从他们这里打开一个风从上帝的缺口，无
异缘木求鱼。
十字架使者们并不气馁，他们挖空心思想了许多妙方，来引导人们的兴趣和赢
取人们的好感。譬如李提摩太和丁韪良等人，擅于变一些科技“小魔术”，然后把
这些使中国观众感到不可思议的变幻，统统归结为上帝的奇妙作为。然而，或有人
对“魔术”感到新奇，对上帝却无动于衷。
有时，传教士们的努力似乎也能破例地获得“显效”。譬如赈灾，每当遇到灾
荒，教士们便忙着施舍上帝的爱怜，以十枚八枚铜钱换取灾民认领一张廉价的天国
门票，这时也真会出现“入教的洪流”。李提摩太就曾在华北地区用此方法发展了
大批教徒。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会见李提摩太，在对他施行的赈济
表示感谢的同时，也坦率而略带戏谑地告诉他：这样招收的教徒无非都是吃教的人，
一旦停止付钱给他们，教徒就一个也没有了。对这一点，教方经过调查和体验，自
己也明认不讳。
传统的堡垒
中国人信仰的心扉为什么仍向上帝关闭得这样紧？原因固然复杂，而文化因素
仍然不失为最深层、稳固的一个方面。对此，教方当然也终有体察。面对布道工作
的重重困难，有的传教士就曾发出深中肯綮的感慨：
中国人是我所见到和了解到的最不关心、最冷淡、最无情、最不要宗
教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
些人而自豪，把这些人当作神明崇拜，认定上帝远远比不上孔子和其他中
国哲人，基督教的宗旨不论从深度和高度，都无法同他们自己圣人和智者
的说教相比。中国人沉浸于唯物主义，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刻
功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东西，那是难上加难的。因为至
圣先师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欲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
何等的困难啊！＇注＇
这确实触及了文化的特质问题，代表了近代来华传教士，对这个问题比较深刻
的认识。伦理中心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的中国人亲人伦而疏神道，重物质
的现实世界而轻精神的虚幻王国，惟本土圣贤是崇而本能地排摈“异端”的文化心
理，自有其幽深的历史渊源。到了近代，与现实刺激因素发生“化合”，更增强了
力度。这使得教士们的布道事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视中国为“地球上自古以来被
魔鬼占领的最顽固的堡垒”。
面对这样一个堡垒，相当多的传教士坚持要迎难而上，打一场正面攻坚战，拿
下这个堡垒——“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
周孔徒的抗御
“周孔徒”是当时掀起激荡全国反洋教舆论巨澜的“狂人”。此人姓周名汉字
铁真，湖南宁乡人氏，出身于一个乡绅家庭。从小习读经书，15岁入县学。咸丰十
年（1860年）加入湘军，开始了戎马生涯。先与太平军作战，继随左宗棠北上镇压
捻军和陕甘回民暴动，后又随军进入新疆讨伐阿古柏匪帮，在刘锦棠手下办理营务。
功擢道员，衔至二品。
光绪十年（1884年）他离军返湘，拾笔从文。先在长沙参与经理以“刊布善书”、
“劝化桑样”为宗旨的“宝善堂”，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起，他便专事反洋教
宣传，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十来年间，亲自主持撰写刊发的反洋教宣传品
不下百余种，现在能见到的尚有四十余种。“周孔徒”，便是他反洋教宣传中所特
用的笔名。
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其发布的名义，有署以他个人真名者，有托圣贤、名臣
后裔或其他人士者，有伪作官府文书甚至国家外交文碟者……；其体裁类别，有诗
文，有歌谣，有画集，有“私函”、“公文”，有告白、揭帖……；其语言风格，
雅不胜俚，尖刻泼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总之，形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
从内容看，反侵略的成分虽然也占相当比重，但更突出的是以传统文化指斥基
督教连同西方其他文化事物。
崇正辟邪三大诉求
周汉反洋教宣传品的纲领和基调是“崇正辟邪”。所谓“崇正”，即尊崇古圣
先贤特别是孔孟之道，维护其不可动摇的正统地位、天经地义的合理性和无与伦比
的尽善尽美；所谓“辟邪”，即排摈与中国“正道”相牴牾的基督教和其他西方事
物。具体探究，其崇正辟邪论有三大诉求点：
一是忠君国。周汉把体现“忠道”的君臣之纲，具体到当世臣民与朝廷的关系
上，强调“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帝都同尧舜各位圣人一样的德行，一样的教化”，是
圣道的正统者，而大清臣民“食毛践土，沐浴清化”，“值今耶稣猪叫肆行，讵不
思攘斥抵挑，闲先圣之道，报天子之恩，而守贻谋于奕业哉”！他不仅以周、孔的
门徒自命，而且刻刻不忘“大清臣子”的身分，以“大清臣子周孔徒”或“孔门弟
子大清臣”作为全称。辟邪、崇正、保大清，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
自专事反洋教宣传伊始，即立下献身殉道之志、一曾为自己预作一副挽联。
以遵神训、讲圣谕、辟邪教而杀身，毅然见列祖列宗列圣列仙列佛之
灵，稽首自称真铁汉；
若忧横祸、惑浮言、惧狂吠而改节，死犹遗不忠不孝不智不仁不勇之
臭，全躯岂算大清人。周汉把反洋教宣传作为忠君国的实际行动，执着如
一，矢志不移。
二是护宗法。孝道是维护宗法制度的伦理基础，周汉当然要竭力维护。他不厌
其烦地指斥基督教弃父母祖宗，灭绝人伦，禽兽不如，对此表示了不可或容的愤慨。
其《灭鬼歌》中有这样的文字：
天猪叫，容易认，只拜耶稣一个猪。天地君亲都不敬……家中不设祖
宗堂。地方倘有人如此，他家就是鬼孙子，快快捆起灌他屎。灌了屎，满
屋搜，搜出鬼书火里丢。
族权在周汉的心目中是神圣的，不容“邪教”破坏，并且要以之作为制邪的法
宝。在其名为《谨遵圣谕辟邪全图》的画集中，有一幅《族规制鬼图》，画面为：
在设有祖宗牌位的词堂里；族绅们正在惩处族内入了洋教的一家人。有两人跪于台
前，两人被缚于柱上，一人被扒光身体打屁股。画面两旁联语云：
一家私拜猪精，一族公当王八蛋；
四海合除鬼党，四民合免臭千秋。
三是保贞节。严持男女大防，特别是防范女子失贞失节，是周汉所特别强调的。
他署骂基督教中乱伦为常，奇淫成性，“连王八婊子不如”。警告人们说，一旦入
了教，“老婆媳妇个个陪猪困，还要把女儿留个陪猪不嫁人”，“一家妻女尽淫尽”，
“弟兄父子绿帽明明顶，族戚邻友来来往往笑纷纷”。《谨遵圣谕辟邪全图》中有
一幅《叫堂传教图》，画面为：众教徒围成半月形向钉在十字架上的一只猪跪拜。
在其身后不远，有三对男女搂抱在一起淫乐，旁边都写有“传教”字样。配于画面
的联语是：
臭流二千年万分不堪，听八方一熟半生，随意成两成双人鬼女男同枕
睡；
图告十九省百姓通晓，合五服四邻三党，谨防亡六亡七天猪兄弟进门
来。
妇女贞节，在当时既是一个极为人们看重的道德荣誉问题，也关系到宗法制度所特
别注重的血缘纯正与否的问题，是人们非常敏感的，极易收到宣传效果。
岂容灭我众仙佛
除此之外，“存仙佛”也是周汉崇正辟邪论中一项很引人注意的内容。在周汉
的心目中，释门众佛，道教诸仙，虽说比不上孔老夫子，但毕竟“流异源同却不邪”，
其间关系“譬如日月与星辰，光分大小不相悖”。他指斥洋教不但冒犯了孔圣人，
而巨侵害了长期以来能与孔圣人和平共处且护情于他老人家的华夏诸神，像“文昌
帝君、关圣帝君、太上老君、释迦佛、观音菩萨、灶君司令、财神老爷，以及一切
大小正神”＇注＇，号召人们通过祛除邪教来保卫之。
不仅释、道两家是为孔圣人的左膀右臂，而且华夏数不清的各路神灵已成为人
民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多神供奉成为中国民间传统习俗中的重要内容。它既
是伦理文化的陪衬和补充，又是其培植土和保护液，同时也有在民众中联络群体感
情、协调群体行为的重要作用。基督教以其严格的一神论，要将华夏诸神统统否定
和排斥掉，自然会引起民众的仇恨和强烈反对。因教方干涉民间迎神赛会、请龙王
祈降雨等活动而引起的冲突事件经常发生。周汉在这方面的煽风点火，效果可想而
知。
事实上，民间不仅仅要维护华夏神族的存留权，而且惯以他们作为搏战邪恶的
克星，这在义和团身上表现得再典型不过了，仅从其一则咒语中便可以斑见豹：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
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
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伦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
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种兵。＇注＇
周汉不遗余力的反洋教活动，自然为教方所深恶痛绝，不能听之任之，通过其
政府外交机构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予以严惩。清地方当局虽恶于周汉开罪
洋人、惹是生非的做法，但也因其反教宗旨和影响而有所同情和庇护。湖广总督张
之洞在向总理衙门的报告中就认为，周汉“自以崇正黜邪为名，以杀身报国为辞，
若加参办，既于政体有妨，且湘省无知之人必为激愤”＇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