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下台元首-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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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美苏合谋，主宰世界。中东历来是美苏争霸的重要地区。为了共同利益，美苏在中东合伙制造“不战不和”的僵局。因为一战，矛盾激化，迫使美苏直接出面对抗，对谁也不利；一和，他们就无利可图。只有不战不和，打打停停，他们才可以向交战双方推销军火。军火买卖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他们让中东人民互相厮杀，而自己坐收渔利。阿拉伯国家虽属第三世界，贫穷落后，但盛产石油。石油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资源。没有钱买武器，可以用石油换。这样，他们就毫不费力地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资源，受害的只是中东各国人民。然而，谁曾料到，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使美苏这一损人利己的外交政策遭到破产。
但对美国来说，打击还不是那么沉重。因为早在萨达特去耶路撒冷访问之前，埃美就有所接触。萨达特早就看到，虽然美苏合谋控制中东局势，但美国与以色列有着特殊关系，在中东问题上美国比苏联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企图通过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来实现他的中东和平计划。但他看到美国对中东和谈的态度并不积极，才下决心亲自出面与以谈判。
萨达特的和平行动使美国感到吃惊，但也在意料之中。美国得知萨达特撇开美国，与以色列单独和谈的消息后，大为恼火。自己棋盘上的棋子竟然活了，自行走动。美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是世界大国，应掌握中东和谈的主导权，萨达特的行动是没有把美国放在眼里，是对美国的不恭。所以，它对埃及大喊大叫，要求埃以和谈必须在美国的主持下进行。此后，卡特总统有意安排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的戴维营举行和平谈判，其意义就是为了挽回面子。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对苏联的打击最为沉重。因为苏联力求在中东长期保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便它乱中取胜，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苏联唯恐萨达特与以和谈导致阿、以关系的变化，使它丧失在中东扩张和渗透的机会，因而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勃列日涅夫气得跳了起来，破口大骂萨达特，狠踢墙壁，狂怒之下打破了墙上一面镜子。他不仅停止了对埃及的武器供应，而且还催逼埃及偿还军火债务和巨额利息，取消了原定的对埃及的访问，并胁迫东欧国家对埃及实行经济和军火封锁。埃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总理贝京对埃及进行了回访。由此开始了埃以和平进程。其后，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下，1978年9月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举行会谈并达成了《戴维营和平协议》。1979年3月又签署了《埃及与以色列和平条约》。从而结束了埃以之间持续30多年的战争状态，双方建立了正常的国家关系，赢得了国内和平建设的基本条件。最后，埃及终于以和平方式恢复了被以色列占领达15年之久的西奈半岛的主权。
萨达特的和平主动行动在当代中东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引起了世界各方面的关注。诺贝尔和平奖金评议委员会和国际外交记者协会于1978年12月和1979年11月先后授与萨达特“诺贝尔和平奖”和“哈马舍尔德和平奖”。
然而和平的道路是艰难的。
1979年埃以和约签订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上的谈判中仍坚持顽固立场和吞并那路撤冷的蛮横行径，迫使萨达特不得不中断埃以谈判。1981年4月以后，以色列加紧袭击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营地，悍然炸毁伊拉克的核设施，使坚持“戴维营协议”和加速实现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萨达特处境十分尴尬。
中东十月战争后埃及经济虽有所增长，特别是石油工业发展迅速，但萨达特许诺的经济繁荣并未出现。加上粮食、住房严重短缺，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少数人利用“经济开放政策”大发横财，统治集团内部“官僚主义”、“裙带风”盛行。反对派利用这种形势加强了对萨达特政府的攻击。
另外，埃及的宗教界也强烈反对萨达特的内外政策。不少穆斯林极端分子，要求埃及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政权。1981年8月初，宗教狂热分子在开罗总统府门前广场举行10多万人的集会，提出宗教参政。
面对错综复杂的动乱局势，萨达特采取了果断措施，他在一周内就下令逮捕了1500多人。其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狂热分子和反对党的前政府官员。封闭了《呼声》、《伊斯兰文选报》等7家宗教和政治反对派报刊，解散了14个伊斯兰教组织。宣布4万个清真寺由国家接管，规定在全国17所大学重新设置校园警察，开始在官员中调查反政府活动。
这次打击的重点是伊斯兰团体，但并没有治服穆斯林，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大逮捕的第二天，在阿巴斯地区的努尔清真寺发生了7000多人的游行示威。群众高呼“萨达特是真主的敌人”，要求撕毁埃及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条约，与以色列进行“圣战”。其声势震动了整个埃及。
组织谋杀萨达特总统的是一个名叫“悔罪与迁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这个组织主张民众造反，宣扬暴力行动。它认为埃及已陷入“罪恶的泥潭”，号召人们隐居到沙漠和山洞中去，经过思想上的修养和体格上的训练，用武力来拯救埃及。这个组织主要在青年学生和军队中下级军官中发展成员。
组织这次谋杀的伊斯兰博利是一名炮兵中尉。另外3人是“悔罪与迁移”组织的“敢死队”成员。在1981年9月2日凌晨，萨达特下令开展了一次“闪电行动”，几天内警方逮捕了1536名“极端主义分子”，大部分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们谋杀的计划虽暂时被打乱，但他们又部署了新的行动。日期定在10月6日。
10月6日清晨，伊斯兰博利给他指挥的那辆参加阅兵式的炮车上的3名士兵放假，让他们离开。当兵营的卡车隆隆启动时，伊斯兰博利突然找到他的上级说：“我缺3个人手，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我可以找3个人代替吗？”这支部队的指挥官竟然同意了。这样，“悔罪与迁移”组织的3个敢死队成员上了卡车，按规定参加阅兵式的枪支必须是空的，而这位指挥官却没有检查伊斯兰博利和那3位新来的士兵的冲锋枪里是否有子弹。结果便发生了上述开头的一幕。萨达特被刺遇难了。
11月8日，开罗成立了专门军事法庭审判谋杀总统案件。审讯中，罪犯对他们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他们在分隔着的铁牢里，放声大笑，显得轻松自如、心安理得。他们在审判台上不时做着胜利的手势大声高唱。双目失明的拉赫曼坐在铁牢的一角喃喃地吟诵《古兰经》。最后，刺杀萨达特的4名主犯上了绞架，5人被判处无期徒刑，8人被判15年徒刑，3人被判10年徒刑，1人被判5年徒刑，2人无罪释放。
2。6争取独立的民族英雄
安瓦尔·萨达特出身卑微。1918年12月25日，萨达特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曼努菲亚省迈特·阿布·库姆村。父亲名叫穆罕默德·萨达特，是名军人。他的母亲有苏丹血统，一共生了13个孩子。由于人口多，家境贫寒，萨达特年幼的时候，夜间为了在土坯房里找个暖身之处，只得睡在面包炉旁。他从小受伊斯兰教熏陶，是个虔诚的穆斯林。
1924年，萨达特随父亲到开罗上学。萨达特回忆说：“当我们在开罗的住所的大门打开时，我脑子里便涌现出一个新世界。墙上有一张像，这张像令人感到突兀。它把人带入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真是咄咄怪事。它既不是埃及领袖穆斯塔法·卡迈勒的像，也不是国王的像，那是土耳其领袖穆斯塔法·凯未尔·阿塔图尔克的像！”这张像打动了萨达特，他就去问父亲和别人，从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这位领袖的事迹，也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神话与传说。
萨达特当时非常崇拜土耳其的凯末尔。1919年，凯未尔领导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击退外国侵略，于1923年宣布成立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总统。在萨达特的心目中，凯未尔是“一个崇高的榜样。”他把描写凯末尔的一本名叫《灰狼》的书视为珍宝。这本书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借助军队实现自己的理想：把英国人赶出埃及和消灭君主制度。这就是萨达特从凯末尔那里吸收的基本思想。
萨达特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埃及虽于1922年名义上取得了独立，但实际上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军队继续驻守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英国人照旧控制着政府，控制着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的沟通地中海与红海、联接大西洋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1932年伟大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莫汉达斯·甘地在赴英途中访问埃及。14岁的萨达特曾经从报上看到有关甘地为反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进行斗争的文章。他了解到为了抑制英国造的西服输入印度，甘地身上仅裹一条自己纺织的“多蒂”，即传统的印度缠腰布，给他的同胞们作出自给自足的榜样。年轻的萨达特为此深受感动，他开始模仿甘地，也只穿一件像围裙一样的腰布，还打算自己织布。甚至常常一个人坐在自家的房顶上苦思冥想，忧国忧民。
在开罗上中学时，他一方面读书，一方面打工，因为贫困始终伴随着他。为了养家糊口，有时他只好沿街乞讨，到处流浪，然而这却铸成了萨达特坚强不屈、奋发向上的优良品性。打工读书之余，他用较多的时间去研读《古兰经》。1936年，萨达特中学毕业后进入开罗阿已萨军事学院。那年正好英国与法鲁克王朝签订了进一步控制埃及的《英埃同盟条约》，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和腐败无能的法鲁克王朝统治的英勇斗争，激发了他的民族主义热情。同年，他在开罗阿巴萨军事学院参加了民族主义组织“青年埃及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纳赛尔，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两人一见如故，从此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1938年，萨达特毕业，同纳赛尔一道在第五步兵旅服役，做通信兵，少尉军衔。在曼卡巴德，他和10名军官一道创建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这就是自由军官组织的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达恃幻想依靠德国的力量来削弱英国在中东的势力。1939年，他晋升为上尉，因同两名德国间谍合作从事反英活动而被捕入狱，在狱中过了两年的铁窗生活。
1942年，他出狱后继续从事反英民族独立运动，萨达特一度被开除军籍，同年被捕入狱。1944年他越狱逃跑。1945年，萨达特组织了一个从事暗杀、绑架活动的秘密团体，这个组织提出“为了埃及的独立而进行组织和行动。”由于这个团体暗杀了亲英的财政大臣阿明·奥斯曼，萨达特因参与这次暗杀活动于1946年1月再次被捕入狱。这次在狱中一直呆到1948年，因而错过了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对此萨达特深感遗憾。他惋惜他说：“当我的同志们都在行动时，我还是个囚徒。一名军人不能驰骋在战场上，这就是最大的不幸。”
1948年获释后，他重新入伍。1951年晋升为中校，成为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的核心成员。在1952年“七·二三”革命中，他代表“自由军官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