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战争通史-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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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项羽击败彭越后，立即对荥阳、成皋发动第二次攻势，杀汉将周苛、枞公，俘韩王信，再占荥阳、成皋。
刘邦败至黄河北岸，以韩信军加强正面防御，深沟高垒阻击楚军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和小修武（今河南获嘉东）。为摆脱被动局面，刘邦以韩信开辟北方战场，并遣刘贾、卢绾率部从白马津（今河南滑县东北）渡过黄河，深入楚后方配合彭越军先后攻占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等17座城池（参见彭越袭占睢阳等17城之战），切断楚军粮道，迫项羽再次回师东击彭越。刘邦用激将法诱使留守成皋的楚将曹咎出战，击破楚军，复夺成皋，进至广武（今河南荥阳东北），并夺得敖仓（秦汉时粮仓，位于今河南荥阳北黄河中）积粟以充军用。
项羽收复后方17城后，再度回师成皋，与汉军对峙于广武。项羽欲与刘邦决战。刘邦坚守不战，且在阵前历数项羽十大罪状，挫其锐气。双方对峙数月。韩信平定齐地（今山东）（参见韩信破代、赵、燕、齐之战），直接威胁彭城；彭越游动作战于楚后方，致楚军补给困难。项羽在腹背受敌，兵疲食穷的情况下，被迫与汉议和，划鸿沟（古运河，位于今河南荥阳东）为界，东归楚，西属汉，还用盛大典礼将刘太公及吕雉送还。九月，项羽率军东归。
点评：此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略防御战。刘邦以正面相持，两翼进攻，后方袭扰相结合的军事谋略，分散、调动、疲惫楚军，阻止楚军西进，争取时间，发展力量，最终形成三面夹击楚军之势，变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此战是刘邦战胜项羽的重要战役，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项羽战场指挥的成功和战略指导的失策之间的巨大矛盾反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局，给后世兵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中国战争 赤眉农民起义战争
新莽天风五年（18年）至东汉建武三年（27年）正月，琅邪（郡治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等领导的反抗王莽政权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
新莽末年，王莽“改制”失败，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全国因徭役、酷刑、饥荒，战乱而死的人不计其数。广大民众别无生路，遂以武装起义反抗王莽统治。天凤五年，继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农民起义之后，琅邪人樊崇亦在莒县（今属山东）聚众起兵，队伍迅速发展到万余人。同年内，东莞（今山东沂水）人逄安、东海（郡治郯县，今山东郯城北）入徐宣、谢禄、杨音聚众响应，推樊崇为帅，队伍发展至数万人。义军转战于青（即青州刺史部，辖今山东德州市、齐河县以东，颊河、渤海以南，泰山、沂山及诸城，胶县、海阳以北及河北吴桥地区）、徐（即徐州刺史部，辖今山东东南部、江苏长江以北地区、安徽东北部）一带，给王莽地方官军以沉重打击。地皇二年（21年），卫莽遣太师羲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兵赶往青、徐镇压樊崇义军。由于莽军烧杀掳掠，残害百姓，失道无助，被义军击败，景尚被杀。
义军的胜利与发展，使王莽统治受到威胁。地皇三年四月，王莽再遣东岳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10万大军进剿。樊崇闻讯，为了交战时便于识别敌我，遂令全军朱红涂眉，故称“赤眉”军。赤眉军与莽军会战于成昌（今山东东平西），王匡、廉丹被歼万余人，惨败而逃（参见成昌之战）。赤眉军乘胜追击，再杀廉丹及其校尉20余入。王匡率残部逃回洛阳。此后，赤眉军进占濮阳（郡治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陈留（郡治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一带，直接威胁战略要地洛阳。王莽急忙命大司马董忠加紧训练士卒，加强京城防御；同时遣大将军杨浚防守敖仓（军用粮仓，位于今河南荥阳北黄河中）、司徒王寻率兵10万驻屯洛阳，以阻止义军四进。
四年二月，王莽再遣王匡、国将哀章率军东攻赤眉。是时，赤眉军已占有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交界的广大地区，兵力达数十万之众，与日益壮大的绿林军相互呼应，构成对王莽政权的极大威胁。
四月，王莽为对付迅速发展起来的绿林军，被迫抽调王寻等率大军南下。赤眉军继续活动在东方广大地区。同年六月，以绿林军为主体的汉更始军在昆阳大败莽军42万（参见昆阳之战），从根本上动摇了王莽政权。九月，更始军破洛阳、占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推翻王莽政权。
更始帝刘玄迁都洛阳之际，赤眉军正活跃在濮阳一带。樊崇亲赴洛阳，欲与更始合作，但受到刘玄的歧视与排斥，几十万大军未得到妥善安置。樊崇乘刘玄迁都长安之机，潜回军营。为解决粮食补给，赤眉军进入颍川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樊崇、逄安率领攻占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南下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一部由徐宣、谢禄等率领，攻拔阳翟（今河南禹县），西至梁县（今河南临汝西南），击杀了更始河南太守。
赤眉军虽接连获胜，但因缺乏明确的斗争目标，士卒大多疲弊厌战，意欲东归乡里。樊崇等赤眉军将帅，不满刘玄所为，又恐东归后，大军自散，遂决策西攻长安，以求新的发展。赤眉军分兵两路，分别从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和陆浑关（今河南宜阳东南）向关中进军。次年正月两路会师，在弘农（今河南灵宝东北）、？乡（今河南阌乡东南）连败更始军。六月，赤眉军进抵华阴（今陕西华阴东），立刘盆子为帝，建元建世。九月攻破长安，推翻更始政权。
赤眉军虽有百万之众，但所面临的形势却十分严峻。刘秀乘赤眉进攻长安之机，遣兵攻占洛阳，切断了赤眉与东方的联络。南阳（郡治宛县，今河南南阳市）、汉中（郡治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的更始势力王常、刘嘉扼住了赤眉向东南发展的道路；西北有隗嚣据天水（郡治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北）、刘秀部将邓禹据枸邑（今陕西旬邑东北），使赤眉军无法向西北发展；加之关中屡遭战乱，人民饥馑，地方豪强隐粮聚众，坚壁抗拒。赤眉大军实际上困处长安，四面受敌。
在这种形势下，赤眉军领导者未能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反而论功争赏，以至在推翻更始帝刘玄仅四个月后，因粮食补给困难，不得不暂弃长安，向陇（今甘肃庄浪东南）就食。建武二年九月，又因隗嚣的袭击及大雪阻挡及杜陵之战战败，回军再入长安。十二月，赤眉20余万人终因补给断绝，弃长安东归。此时，刘秀已建都洛阳并遣兵攻占了洛阳以南及以东地区，刘秀部将冯异等先行占据华阴、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北），堵住了赤眉军东归要道。刘秀还定下若赤眉东撤，则以宜阳之兵向新安聚集；若南撤，则以新安之兵向宜阳聚集的截击战略。建武三年正月，赤眉军东归至华阴与冯异军相遇。华阴、湖县两战（参见湖县之战），赤眉军虽战败汉军，但仍未改变其饥疲困境。随后，被冯异军击败于崤底（崤山谷地）（参见崤底之战），损失8万余人。樊崇率余部10几万人折向东南，又被刘秀亲率的重兵包围于宜阳（参见宜阳之战），虽经苦战，终因粮尽力竭，被迫投降。
点评：赤眉军在获胜之后，没有注意形势的严峻，未能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反而论功争赏，它同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如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起义、黄巾农民起义、隋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导致失败。赤眉农民义军，是新莽末农民起义战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与绿林军相互呼应，对推翻新莽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战争 楚汉战争
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至五年（前202年）十二月，项羽、刘邦为争夺政权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
秦末，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失败后（参见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战争），楚地义军分两路攻秦。项羽在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地区）聚歼秦军主力；刘邦乘隙攻入咸阳。秦亡。依据楚怀王“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史记·高祖本纪》）的约定，刘邦欲称王关中（指函谷关以西地区），派兵驻守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老城东南北寨村之北，因在山谷中，险如函，故名），以防诸侯入关。同时，宣布废除秦朝苛政，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
项羽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平乡镇）歼灭秦军主力（参见巨鹿之战），取得诸侯上将军地位，实力雄厚。亦率诸侯军40万、秦军降卒20万直奔关中。中途，项羽恐秦降卒哗变，在新安（今河南蝇池东）将他们全部坑杀。元年十二月（汉初承秦制，十月为岁首），项羽命英布攻破函谷关，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意图消灭刘邦集团。刘邦军不足10万，自料力量不敌，竭力拉拢项羽的叔父项伯请为调解，并亲赴鸿门，表示诚意，动摇了项羽决心。战争没有立即爆发。
同年二月，项羽凭藉其在军事上的压倒优势，裂土分封18个诸侯王，恢复封建割据。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封刘邦为汉中王，定都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城东）。将关中分为三部，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分别为王，企图通过他们控制关中，将刘邦困锁在边险地区，刘邦采纳萧何建议，确定了收用巴（郡治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北嘉陵江北岸）、蜀（郡治成都，今属四川）．还定三秦。东向以争天下的方略（参见刘邦还定三秦之战）。四月，忍忿前往汉中就国。途中烧毁所过栈道，防止诸侯军偷袭，并借此表示无东向之意。以麻痹项羽。项羽亦于同时班师彭城。
五月，未破项羽封王的田荣于齐地（今山东大部）起兵反楚，门立为齐王，项羽发兵击齐。刘邦乘项羽无暇西顾和三秦王立足未稳之机，“决策东乡（向），争权天下；”（《史记·高祖本纪》）。令萧何收取巴、蜀租赋补给军队，以韩信为大将、曹参为前锋统兵数万，积极部署东进。八月，汉军潜出故道（因临故道水得名，治今陕西风县北风州之西），袭击雍地，进围章邯军于废丘（雍都，今陕西兴平东南）。同时分兵攻取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南）、北地（郡治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亡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鱼河堡），迫降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迅速还定三秦，袭占关中大部地区；随后，命部将薛欧出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向楚地进军，被楚军阻于阳夏（今河南太康）。
项羽在两面受敌的情势下，采取先齐后汉方针，继续攻齐，主力被牵制在齐地。刘邦再度抓住战机，一面巩固关中，一面扩张势力，亲自率军由函谷关出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东进。迫降河南于申阳、韩王郑昌；魏王豹率军归附，继而俘虏殷王司马门，迅速占领了今河南及山西中、南部广大地区，造成东进的有利态势。
二年四月，刘邦乘齐、楚两军胶着之际，在洛阳接受董公“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资治通鉴·卷九·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