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评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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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许华茨著；《严复与西方》第18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7］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第154页。
［8］林耀华：《严复社会思想》，载《社会学界》第7卷，1933年6月。
［9］《为周养庵题篝灯纺织图》，《严复集》第2册第388、389页。
［10］《送沈涛园备兵推扬》，《严复集》第2册第364页。
［11］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2］转引自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第23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2册第352页。
［14］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5］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6］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7］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8］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7页。
［19］转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第16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20］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449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21］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562页。
［22］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450页。
［23］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586页。
［24］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588、589页。
［25］吴相湘：《天演宗哲学家严复》，《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337页。
［26］吴相湘：《天演宗哲学家严复》，《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353页。
［27］《法意》卷十一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69页。
［28］《法意》卷十一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69页。［29］《严几道文钞》第81页。
［30］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49页。
［31］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5页。
［32］参见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57、664、665、667页。
［33］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第十三章《西方文明对郭嵩焘的影响》，中华书局1985年版。
［34］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8页。
［35］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54页。
［36］参见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37］严复：《与堂弟观澜书》（四），《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38］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部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
［39］《送陈彤卣归闽》，《严复集》第2册第361页。
［40］《《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2册第352页。
［41］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6页。
［42］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
［43］《与四弟观澜书》（四），《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44］《与伯兄观清书》，《严复集》第3册第730页。
［45］《与四弟观澜书》（三），《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46］严遽：《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7页。
［47］《太夷继作有“被刖”诸语见靳，乃为复之》，《严复集》第2册第368页。
［48］张焘：《津门杂记》中卷页19，光绪十年刊本。
［49］《《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集》第1册第126页。
［50］（美）许华茨著：《严复与西方》第26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1］《原强》，《严复集》第1册。
［52］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9页。
［53］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9页。
［54］（美）许华茨：《严复与西方》第30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维新巨擘：开新文化之先河
第2章维新巨擘开新文化之先河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　
——严复：《论世变之亟》戊戌维新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不仅在于它在政治上实行变法，将变革的锋芒指向政治制度层面；而且在于它破除中国知识界的沉闷局面，除旧布新，启迪民智，推动了一场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先导。　

严复是在戊戌维新时期走上历史舞台，并取得广泛影响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维新阵营与其他领袖人物的区别之处在于他不单纯拥有坚实的“中学”基础，还具备深厚的“西学”素养。他在当时的士林学子中，堪称中学西学皆一流的人物。这就使得他在建构自己的维新理论时，能运用西方近代的哲学理论，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从更接近现代意义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维新思路。他别具一格的维新思想和西学译介，使他在维新阵营中独树一帜。他独自一人组成维新派的一个方面军。对于严复的思想独特之处，前人因其过于浓厚的“西学”色彩和在行动上对维新变法的某些保留，都颇不以为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其实，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来说，这正是严复超出同侪的过人之处。　


2．1从救亡走向维新　
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中国海军陆军一败再败，洋务派三十年苦心经营的自强事业毁于一旦。泱泱大国败于弹丸小国的严酷事实，犹如一声惊雷将沉睡的国人震醒，对沉浸于科举考场的严复也不啻是当头捧喝。“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熸矣。”［1］噩耗哀讯接踵而来，他再也无法平静地呆坐在自己的书斋里。这位青年学子心中澎湃的爱国激情，迅速化成了急迫的救亡使命感。　

恰巧在1894年下半年，严复“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2］这时候，他俯读西书，仰观时艰，感受特别深刻。二十余年的西学积累和生活阅历，至此似乎水到渠成，豁然贯通。他“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相形之下，他强烈感受到中西学术之间的反差太大：　

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作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且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以中国之糟粕方之，虽其间偶有所明，而散总之异、纯杂之分、真伪之判，真不可同日而语也。［3］从中西学术比较中，严复旋即体察到迫在眉睫的民族危难。他得出一个重要论断：“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由也。”［4］“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5］中国要振兴，当从此入手。严复油然而生思想启蒙的责任感，正如他后来致梁启超信中所忆：“甲午春半，正当东事皋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6］1895年2月至6月间，严复陆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重要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如果说，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公车上书”着重从政治角度，运用传统三世说，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那么严复的这些论文则主要立足于学术，通过中西对比，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学术做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开中国新文化之先河。　

《论世变之亟》是严复“维新”思想的导论。他以强烈的危机意识，抨击了一切顽固守旧的论调，强调要适应历史的发展规律，即所谓“运会”。严复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的危难处境不是一时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而是千古未有的文化危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我国人不虚心以求西方真相，徒塞一己聪明以自欺。”在这种危机面前，只有认清时势，把握历史的进化规律，才能渡过危机，否则，即使圣人复生，也无能为力。他说：“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圣人的作用只在“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成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他批评守旧者固步自封、自我封闭、一厢情愿地将中国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飞车不至，则神洲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结果使中国文化失去了与西方文化交流、沟通的机会，中国社会的生机窒息殆尽。“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丧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绥若之徒，其必矫尾历，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　

严复还进一步剖析了中西文明的差异，指出造成中西之间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　
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7］由于中国“历古圣贤”畏惧自由，而西洋各国则持“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双方的特点大相径庭，譬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多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8］严复在这里提供的一幅中西文明对照表，虽“未敢遽分其优绌”，但他用词的褒贬，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提倡什么；而他指出西方学术精神是“黜伪而崇真”，政治精神是“屈私以为公”，贯穿于其二者之中的又是“自由”，可谓说透了“夷之长技”的根本，找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正确之途。　

《论世变之亟》揭示了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学术，《原强》则希图找到谋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为此，严复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救国理论。　
严复首先根据英国斯宾塞（H．Spencer）的学说，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取决于那一个国家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文章开首就赞叹达尔文的贡献，称自从1859年，达氏的《物种原始》（即《物种的起源》）出版后，“欧美二洲，几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随后，斯宾塞又将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创造了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