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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章

大清风云-第1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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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与西洋画家郎世宁
郎世宁是来自意大利的一个画家,他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传教,可惜由于清政府的政策这个理想无法实现。
一般的传教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听天由命,过一种郁郁不得志的生活,但是郎世宁却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用一支画笔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为了迎合雍正的审美趣味,郎世宁改用中国画笔,将西洋画法和中国画法融为一体,放弃强烈的明暗对比,不使用投影技术,却保留西洋画的三維效果和焦点透视。
由于郎世宁画工深厚,很快就得到了雍正的欣赏。但是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却很少,他逝世于乾隆三十一年,活了七十八岁。《清史稿》里有他的传记,不过只有四十二字。尽管字数寥寥,但对郎世宁的评价很高,说他精通各种画法,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画得惟妙惟肖。
尽管清史中对他记载非常少,但在国外的一些著作里详细地介绍了他。所以,我们大致能了解郎世宁的生平。1688 年7月19日,他出生于意大利米兰,19岁加入教会,堪称一个绘画天才,曾为教堂作壁画。1715年,即27岁时来华,在宫廷内担任画师,经历过康雍干三朝。郎世宁逝世后,乾隆赐他侍郎头衔,赏银三百两给他治丧,郎世宁葬于北京阜成门外葡萄牙墓地。
郎世宁本来不是想在中国画画的,可惜来的不是时候,没法传教,但是郎世宁从来没有忘记传教。乾隆期间,郎世宁三次请求乾隆放开对宗教的限制,前两次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三次失败了。
我们还记得雍正曾召集二十名教士共进晚餐,其中就有郎世宁。宋君荣在给法国国王的信中提到雍正特别欣赏意大利画家郎世宁。
乾隆曾经赐给郎世宁一个正三品的头衔,这当然只是荣誉头衔,不管实事的。郎世宁在雍正朝却连荣誉头衔也没有,身份就是西洋画家。这并不是雍正不愿封外籍人士为官,譬如徐樊德就当上钦天监监副,戴进贤当过钦天监监正,外加礼部侍郎头衔。雍正没封郎世宁大概是把郎世宁看成是私人画家。
宫廷画师的待遇也分三六九等,最高的待遇是月薪十一两银子,有时候奖金比工资高多了,一幅画画得让皇帝满意,往往大手一挥,抵得上一年的工资。我们不知道郎世宁的工资和奖金,以他跟雍正的关系,工资应该低不了。
宫廷里一般都会给画师供应膳食,我们来看看一些画师的伙食。德天赐和巴茂正每天有三斤肉,每月七只半菜鸡。潘廷章、贺清泰每天例肉三斤、菜肉三斤。每人每天白面十四两,白糖、澄沙各五钱,甜酱一两六钱,时蔬三斤,红枣、桃仁、龙眼、荔枝、葡萄各二两,时鲜水果八个。
伙食固然丰富,但管理也相当严格,充分说明在宫廷里混饭吃也不容易。画师们要遵守很多规矩,首先,不可以做私活,只能为宫廷服务。其次,不可以偷懒,耗费钱粮,如果发现懒惰者和旷班者,要从重责罚。怡亲王允祥还命令官吏到画坊里到处巡视,如果发现谁没来,就要惩治。
今天一些在设计公司里工作的艺术家有的苦衷,这些宫廷画师们全有。比如,他们不能擅自动笔,不能自己想怎样画就怎样画,要服从领导的安排,画画的准绳不是艺术价值,而是领导的满意程度。在画画之前,先得弄个类似素描一样的东西交给上司,上司批准了才能作画。在画画的过程中还要遵守许多规则,法国画师王致诚曾经对朋友发牢骚说:“掣肘太多了,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相信这样的牢骚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乾隆曾经批评王致诚:“你这个油画虽然画得还不错,但是水彩画让朕不太满意。”领导满不满意是终极标准,领导可能完全不懂绘画,但他可以随时解雇你。最后,乾隆还派来中国一些平庸的画师来指导王致诚,让王致诚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雍正对郎世宁没那么苛求,不过也有让郎世宁很不爽的时候,譬如有一次画小狗,雍正就批评说:“你这个狗画得虽然好,但是尾巴上的毛太短了,身体也小了些,再画一张吧!”郎世宁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重新画了一幅,没想到八天后,雍正还让他再画一张。郎世宁这次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
雍正五年,让郎世宁在圆明园万字房围屏空白处作画,画完之后,雍正说:“画面太稀疏了,再修改修改吧!”
七年,让郎世宁画窗棂画,郎世宁呈上三张画稿,雍正只批准了其中的一张,雍正还指导郎世宁怎么画,在画里面要加入什么元素。
尽管雍正看起来很苛刻,但是和乾隆相比,仍然算是一个好老板,乾隆更挑剔,而且也更喜欢折磨人。乾隆二年,谕令画师们画圆明园巨幅画,限期五十天内完成。由于要求苛刻,时间紧迫,王致诚发出这样的感慨:“供职于内廷,简直形同囚犯。”
郎世宁的取材确实很广泛,花草、鸟兽、人物都有。郎世宁甚至画过双圆哈密瓜,动物中郎世宁还画过老虎,后来这幅画落到日本大坂的阿部房次郎的手中。郎世宁是唯一一个出现在《活计档》中的西洋画家,而且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宫廷的“画状元”满洲人唐岱对郎世宁的才能表示自愧不如,唐岱是山水画高手,对油画和水彩都不是很擅长,而郎世宁是个多面手,什么都能画。
作为一个画家,郎世宁生活应该是很不错的,不过也很辛苦,即使到了晚年,也没多少时间休息,在乾隆手下干活不轻松。但他乐此不疲,显然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尽管没有实现传教的愿望,但多少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满足了内心的成就感。我想,这就是郎世宁甘愿埋骨异乡的原因。
佛性难洗君王心
雍正对佛教是很痴迷的,年轻时曾经雇人代自己出家,这是当时贵族的一个习惯。当皇帝后,他自称四和尚,并将雍亲王府改造成喇嘛寺。
根据雍正自己的说法,他从少年起就非常喜欢阅读佛教典籍,以此显示自己很有佛性。成年之后,雍正跟僧侣们交往比较密切,一方面这确实是他的兴趣,另一方面这也是障眼法。说来,他能当上皇帝还得感谢佛教呢!
在康熙五十一年和五十二年间,雍正在自己的府里举行法会,跟佛门高僧切磋,得到章嘉的指点,据说突破了三关。章嘉赞许雍正得到了善知识,从此心性自由无拘束。雍正则尊称章嘉为自己的恩师。
即使在信佛这块,雍正也表现出了好胜的一面。他自诩佛法高深,要找京城里有名的高僧辩论,最后迫使对方承认:“王爷的智慧实在高深莫测,贫僧自愧不如,无可奈何。”
雍正为了掩盖储位争夺,曾经编辑了《悦心集》,里面收录了无名氏的一首醒世歌:“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经》中空是色,《般若经》中色是空。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得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
雍正即位后,自称十年未谈禅宗。真实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的,雍正不仅谈论佛道,还自称为“释主”。在和允祥交谈时,他自称野僧,还写下了一首诗:“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五年,大臣庆贺黄河清晏,蒙古王公也在其中,要求为雍正诵经祈福。雍正笑说:“如果蒙古地区因为做佛事人畜兴旺,那是受朕之赐,朕就是释主了。”
雍正给自己取了很多名号,比如破尘居士、圆明居士,以示自己是个不一般的皇帝,得道高深。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收徒,十一年,他收了十四个徒弟。其中,俗家子弟八人,和尚五人,道士一人。看来,雍正觉得当皇帝还不过瘾,还想当教主当圣人。
跟佛走得太近,难免会让佛与政治搅和在一起。文觉禅师在宫中时,雍正曾多次召他一起讨论军国大事,把他当成重要的谋士。据说在年羹尧、隆科多、允祀、允禟的案子中,文觉禅师都出了不少主意。
雍正十一年,文觉禅师奉命回江南朝山,仪式和王公等同,所到之处地方官无不对他顶礼膜拜。
还有一件事能反应雍正对佛的真正态度,迦陵性音是雍正的老朋友,雍正当皇帝前,两人经常坐而论道。雍正当皇帝后,性音并没有像其他和尚一样水涨船高,只因他对权势没兴趣,想去庐山隐居修行。到了庐山后,性音拒绝与官场来往,四年之后圆寂。雍正夸奖性音“深悟圆通,能阐微妙”,追赠他为国师,将其语录收入经藏。
但是,几年之后,雍正忽然性情大变,说他早看出性音这个人品行不端,经常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所以在登基之后把他赶出京,以维护法门的清规。更过分的是,雍正说性音的语录含煳处不少,根本没有大彻大悟,这等于是在否认了性音的佛品之后进一步否定性音的能力。雍正将性音的封号取消,还不允许性音的门徒记录自己以前和性音的谈话。
雍正为什么一反常态呢?史书没有记载原因,我们猜测可能是性音跟门徒说了什么话,这些话涉及雍正的隐私,又恰好传到雍正的耳朵里,所以雍正大怒,前后判若两人。
朝臣中大多还是儒家的信徒,对于雍正崇佛,大家心里都不满。
譬如,雍正五年,雍正问左都御史沈近思:“听说你年轻时入过佛门,敢情你也精通一些佛门真谛,不妨说与朕听听。”雍正当然不是真心向他请教佛法,雍正早已自诩教主了,自是想借着机会卖弄一下。
然而,沈近思却回答说:“臣少年时确实在佛门待过一段时间,但那是因为穷困潦倒,等到参加科举后,专心于经世之学,以便报效国家,又怎么会有闲情研究佛学呢?臣知道皇上聪明天纵,早就领悟了大乘的学问,但是天下万机全都系于皇上一身,臣希望皇上做尧舜,不要做释迦。即便是臣懂得佛学,也不敢妄自向皇上陈说。”
沈近思的话带着典型的儒家色彩,在当时是非常冠冕堂皇的,雍正只好当面认错,说以后改正。
有一次,雍正宴请群臣。宴席上,有人为了拍雍正马屁,大谈禅学。这时,雍正问户部侍郎赵殿最:“你懂禅学吗?”赵殿最说:“不好意思没学过。”雍正笑道:“没学过没关系,你也谈谈对禅学的看法吧!”
赵殿最对佛教很反感,于是用儒家的道理阐释一通,雍正哭笑不得,对群臣说:“别人是慧根,他是钝根啊!”
许多官员甚至从实际行动上抑制佛教。雍正三年,御史钱以瑛上奏,请求让各省督抚勒令僧尼还俗。唐山县令还驱逐和尚,强行把僧舍改为民房。有的地方甚至建议把僧舍改成书院……
对这些行动,雍正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但还是能保持相当的克制。比如,那个唐山县令做得就有点过分了,雍正下旨把他抓了起来。侍郎留保以开导县令的口气为他说情:“这些僧人都是没有生计的穷人,寺庙就相当于是收容所,皇上留下他们,就如同周文王爱民一样,把他们当做鳏寡孤独来照顾。”
那个县令不知是不懂,还是装不懂,总之仍然对佛教仇视。雍正听留保说话好听,也没有为难那县令。
对于自己信佛扬佛,能言善辩的雍正也作出了“高明”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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