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评传-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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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戴震《声韵考》卷二，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③ 同上。
① 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一·古四声说》。
指江、戴主开合，再各分四等共八等）”②。黄侃认为，这是缘见《广韵》分韵繁多，不明所以，“因创四等之说以济其穷”③。张世禄指出，宋元时代的等韵与明清的等韵不同，宋元可分八等而明清只有开齐合撮四等，黄侃（包括章太炎）指责戴震分宋元八等为“破碎”是没有道理的④。按张说，戴震以等韵审中古音精细入微，且是从宋元语言的实际情形出发的，体现了戴震以审音为演绎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基础和经验的依据，其演绎是在归纳而成音理以后的演绎，从而使中古音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密合，与用等韵究上古音的情形不同。应当指出的是，章太炎、黄侃认为《广韵》存有古音，却肇始于戴震的今音学。戴震曾有以下著名论断：隋唐二百六韵，据当时之音，撰为定本，虽未考古音，不无合于今，大戾于古。然别立四江，以次东冬钟后，殆有见于古用韵之文，江归东冬钟，不入阳唐，故特表一目，不附东冬钟韵内者，今音显然不同，不可没今音，且不可使今音古音相杂成一韵也。不次阳唐后者，撰韵时以可通用时附近，不以今音之近似而紊淆古音也。①音之流变有古今，而声类大限无古今。后来章太炎据此又说：东冬，之脂之分，皆由古音不同，非必唐音有异③。黄侃亦笃信戴、章之说，从《广韵》求出古本韵32 个（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古韵二十八部）和古本声19 纽。从戴震及章、黄《广韵》存古音之说看，戴震首创此说在思想方法上除使今音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外，今音学为古音学服务的目的十分明确。此外，既然以中古等韵八等审析《广韵》是可取的，章、黄的批评难以成立，则以等韵同时审析留存于《广韵》中的上古音，除前面已分析其思想方法上因主审音而必然循此以外，在具体实施中也确有其自然成功的因子。但不管怎样，以后代等韵审析上古音总是有较大误差的。值得注意的是，戴震能以宋元等韵而不象章、黄以明清等韵那样审析中古音（章、黄也是重审音的），却不能以上古音理审析上古音（如前所说，这是无法做到的），前者所以能够实施的客观原因是，明清四等与宋元八等有较近的联系，文献较上古详备，等等。从其内在的科学逻辑和思想方法去看，不能不说是戴氏的天才突破，以致达到了包括章、黄都无法理解的科学境界，做到了常人难以做到的分析审验，完全证明戴震的审音之功达到了较为圆熟的境界，或者说戴氏对中古音的审音研究已从必然中获得了部分自由。但严格地说，宋元的八等韵还不是隋唐音，故隋陆法言《切韵》音系的研究仍可深入。陈澧曾说：“隋以前之音异于唐季以后，又钱、戴二君所未及详也。”①这种情形，在逻辑上又类似于“以上古音理审析上古音是悖论”一样，是无法成立的，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以宋元音理审《切韵》音系在逻辑上作了多大的迫近，在求取近似值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在今音学的具体成就上，戴震著《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②，现代人② 《与人论小学书》，见《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4 年版153 页。③ 见《黄侃论学杂著》153 页。
④ 张世禄《广韵研究》，商务国学丛书本131 页。
① 戴震《声韵考》卷三，第七页，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② 同上，卷二，第五页。
③ 章炳麟《音理论》自注。
① 陈澧《切韵考·序》② 载《声韵考》卷二。
谈《广韵》的韵目，大都依从戴震的考定。戴氏考定《广韵》时不过以明本楝亭五种本和泽存堂为据。原为日本藏《矩宋广韵》问世后③，足证戴氏考定之精④。戴震的考征取得的主要成就有：戴氏用表的形式将206 韵按四声排定，由表一看即知哪些韵有入声，哪些没有，那些韵有平声，上声，哪些没有，令人一目了然。试将戴震的考定与《广韵》的原韵次对照，就可发现，戴震订正了若干韵次。戴氏对206 韵的同用、独用据前人的研究和他本人的研究一一作了考订。由于以等韵审音，戴氏对各韵的等呼一一进行分析，他这样做，等于给《广韵》添加了一项原书所无的内容，对贯通《广韵》和等韵学极有作用。此外，戴震还考订了《广韵》的声类（大的韵类）的异同。总的说，戴震的今音学也是自成体系的，他的《广韵》研究形成了以206 韵为研究层次和研究对象的今音学体系，它既是音韵学中独立的自成体系的门类学科，又是研究者本人用以服务于古音学研究的学科。作为独立的成体系的学科，由于戴氏还仅以206 韵为对象层次，往后的研究有必要改以更深入一层的层次：以反切为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清末陈澧完成的。
无论是因声求义、转语，还是古音学、今音学的研究，都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中的独立学科音韵学的内容，但从其间接的或者说深层的作用看，都是由语言文字的途径最终通道的，戴震也正是这样使用音韵学的有关内容的。例如《中庸补注》作了这样的应用：《中庸》“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戴震补注：“而，如若，语之转？？人之为道若远人，不可谓之道。素隐行怪之非道，明矣。”①《中庸》：“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戴震补注：“蒲卢二字迭韵，形容之辞，盖古有是语。《夏小正》‘雉入于海为蜃’，说曰：‘蜃也者，蒲卢也，与蜾赢同名。’蒲卢取义可推而知。政虽利民，不得其人；皆适以病民，有随人转变之义。然则蒲卢，蜾赢也。夫子答哀公问政，止于此。下文承夫子论为政，而推广之，以论学。”
这是以音韵学（结合词义诠释等）识辞通道的个别实例，在这“个别”
的背后，却是一片广袤深邃的古音学和今音学的科学系统。戴震引用孔子以蒲卢释政治之语，曾对友人程瑶田讲述过，瑶田在《果裸转语记》中又引用戴说，并云：“秦晋凡物树稼早成熟谓之旋，燕齐之间谓之抠榆。昔吾友戴东原语余云，夫政也者蒲卢也。蒲卢转变捷速之谓，然则抠榆即蒲卢之转，戴氏之云与方言合矣。”②程瑶田的叙述，进一步证实戴震是在以转语实例释政以通道，戴震的语言学是一种语言解释哲学。
③ 《矩宋广韵》为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闽中建宁府黄三八部书铺所刊。国内久佚，光绪十五年（1889）从日本收得。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影印本。
④ 对照戴震《独用同用表》和《矩宋广韵》，仅以下不同：戴：艳（ 同用），《矩》：艳（ ，酽同用）。戴：陷（？？同用），《矩》：陷（？？、梵同用）。戴：酽（梵同用）。从音理看，戴的考证反而更合理。陷（开口二等去声）与？？（开二去）同用，不与梵（合三去）同用是合理的。酽（开三去）与梵（合三去）同用是合理的。《矩》以陷（开二去）与梵（合三去）同用尤不合理，而戴以酽（开三去）梵（合三去）同用是合理的。
① 《戴震全集》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125 至126 页。
① 《戴震全集》一，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133 至134 页。
② 程瑶田《果裸转语记》，见《安徽丛书》第二集。
六、语言解释中的方言研究
方言，不仅对了解现实的语言状况有意义，尤其对了解古代的语言文化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现实方言是古代方国的绝代语，它是古代语言和文化的化石，章炳麟曾说：“今者音韵虽宜一致，而殊言别语终合葆存。但令士大夫略通小学，则知今世方言上合周汉者众，其宝贵过于天球九鼎，皇忍拨弃之为？彼以今语为非文言者，岂方言不合于文，顾士大夫自不识字耳。”①不论是以古证今，还是以今证古，都离不开方言，戴震力主“以词通道，”是不能不重视方言研究的。
戴震方言研究，可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汉扬雄《方言》的研究，著《方言疏证》。另一部分模仿《方言》体例，续补《方言》，著《续方言》，今存手稿二卷。
戴震研究《方言》，始于乾隆二十年（1755），最初是通过《方言》与《说文》的比较互相补释，以致段玉裁借用戴震分写《方言》于《说文》之上的本子作《说文段注》的著述用参考书②。著《方言疏证》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秋进入四库馆以后的事。
《方言》自晋郭璞以后己不受重视，研究它的人很少。戴震从复兴古道的旨趣出发，有感于“宋元以来，六书故训不讲，故鲜能知其精核，加以讹舛相承，几不可通”，又恰好从《永乐大典》内得善本，“因广搜群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交互参订”，改正了281 个错字，补上了脱字27 个，删去衍字17 个，逐条详证，使《方言》训诂之学得以恢复本来面目，戴震疏证《方言》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俾治经读史博涉古文词者，得以考焉”③。以汉代训诂之书通经典文字，由语言文字而创通古道，完成识字达辞通道的一个全过程。然而识字而明语言文字之义，也是如同古音学、今音学须有其体系那样，也得作系统研究而自成专学的。戴震的《方言疏证》是研究扬雄《方言》的专书，也是方言学的专著。作为对扬雄《方言》的研究，戴震的《方言疏证》是清人的第一个校本，后来卢文弨“因以考戴氏之书，觉其当增正者尚有也”，①著《重校方言》，是清人的第二个校本。其后还有刘台拱的《方言校补》，钱绎《方言笺疏》等。
作为对汉代方言学的研究，戴震取得了那些成就呢？首先，戴震考订《方言》为汉扬雄所著无疑。扬雄著《方言》，本来并没有什么异议。只是到了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出《方言》非雄所作，理由有三条，一是《汉书。艺文志》和扬雄本传未提到此书。二是扬雄给刘歆的信里谈到严君平这个人，君平康姓“庄”，后人因避汉明帝刘庄的讳，始改为“严”，扬雄的《法言》并不讳“庄”字，可见扬雄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