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第7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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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倒是得其所哉——就当练书法了，难得的工作竟然能跟兴趣如此契合。
前不久，著作局完成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校勘，用郑玄之注，乃命王羲之誊清了，上呈天子预览，请求开版印刷。裴该大致翻了一下，就问：“较卿等前所勘《书》、《易》，字迹清雅峻秀，且自始至终，纯然一体，不知为何人所录啊？”
著作监明确回答道：“新任著作郎王羲之。”顿了一顿，又说：“乃请即将此字付梓，未知陛下允否？”
裴该说允啊，当然允了。暗道将来著作局刊刻推广的这部书——可能还会有别的——必然为万世所追捧，内容暂且不论，那可是“书圣”的亲笔啊！哦，到时候我是不是先问王羲之要部签名本来呢？
拉回来说，裴该这一日召见王羲之和庾翼，希望他们可以作书送往江南，劝说王氏、庾氏等主动归降，以免遭受刀兵之苦。其实在这件事上，裴该内心很矛盾，既希望通过一场摧枯拉朽般的军事行动，把江南的各种残腐势力尽量清扫干净，更便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同时又考虑到兵危战凶，必致横尸遍野、生民涂炭……都是自家人，能不打还是以不打为好吧。
故而即便知道王、庾辈不会那么轻易俯首的——要从华早就从华了，起码可以派人过江来谈条件嘛——仍然叮嘱王羲之和庾翼写信去劝降。然而王、庾二人却皆苦笑着请罪，说：“臣等即于入仕之前，亦常致书父兄，申以大义，望其幡然改悔……惜乎书多不答，即答，亦不过闲叙家常罢了。”
裴该心说什么“申以大义”？多半是“晓以利害”吧。估计没蛋用，首先王敦雄踞武昌，是不肯轻易交卸兵权的，而王敦若不表态，王导也不敢擅降，庾亮更是王导的跟屁虫……
不禁轻叹一声，说：“朕昔在建康，与王茂弘、庾元规等常有来往，虽难免稍稍龃龉，却不意如今天堑相隔，竟成寇仇……彼等不过寄望侥幸，以为江南可守也。然而江南果然可守么？南人暗中向朕纳款者，不知凡几；倒是卿等既在中朝，本是最佳的联络途径，卿父兄却不知用……”
确实有不少江南臣僚，尤其是南方土著，通过各种渠道向洛阳致意，即便不明说愿为内应，也委婉地表态，倘若王师渡江，我等必从。好比说贺循之子贺隰，就派人秘密渡江到洛阳来联络刘隗，说我当初在公门下，为公设谋脱难，这事儿您可还记得吗？
——想当初江东之乱，王敦使钱凤为先行，入建康搜捕刁协、刘隗，刁玄亮不免于难，刘大连却靠着门客贺隰的劝说，先跑去吴兴王府上，托庇于吴兴太妃裴氏，这才能够逃脱钱凤的毒手。
贺隰，还有纪瞻之孙纪友等人，那跟裴该也是有过交情的——曾经同游覆舟山，裴该北渡前，还通过他们向几家土著豪贵商借过钱粮。只是如今裴该贵为天子，他们当然不好直接凑上去说：“皇上您还欠着我家的谷子呢。”而只能因贺隰曾献策救刘隗之功，请求刘大连帮忙转奏。
江东士人之所以与洛阳zhèngquán暗通款曲，主要是对王敦不满——王茂弘还肯笼络南貉，王处仲却几无此心啊；而即便王导，也只知道拉拢贺循、纪瞻等老一辈而已，于其子弟，并没有太过下心思录用。
在原本历史上，东晋肇建后最显赫的家族是王、庾、谢、桓等，皆为侨客，所谓江南五俊——顾荣、贺循、闵鸿、薛兼、纪瞻——其后人大多止步于州郡之守。尤其琅琊王氏还则罢了，那庾、谢、桓等，在中原时不过二三流门第而已，则东晋zhèngquán宁用彼等也不用江南大族子弟，由此可见一斑。
所以贺隰、纪友等辈，全都暗中怂恿家中尊长，说以如今之势，华军迟早渡江，咱们得欲做准备，才能保证家族的安泰啊。终究南貉、北伧，矛盾很深，要不是裴该规复洛阳后，侨客不少北还，估计如吴兴周氏之乱还得多来过几场。南人想自治是不现实的，一定要找个依靠，则从晋还不如归华，对自家可能会更为有利呢。
终究如今侨客的核心就在建康和武昌，如同两柄利剑，悬在南人头上；而若从华，天子或居长安，或居洛阳，即便派北人来治理江南，咱们敷衍和架空起来也比较方便一些吧。
这种情形并不特殊，想当初谯周为什么先做《仇国论》，煽动失败情绪，继而又劝说刘禅投降？就是因为巴蜀土著与荆州士人之间的矛盾太深，即便诸葛亮都无法弥合，等到蒋琬、费祎、董厥、樊建等执政后，更是直接把土著按在地上踩，谯周等辈怎么可能会开心？
同样在东吴，孙氏重用的也皆淮泗人士，彼等与江南土著之间的矛盾，通过暨艳一案便可看得很清楚了。
国家zhèngquán核心若在中原，则汝等既可来，我等亦可往，出出进进的，即便因为所居偏远而稍弱一头，终究不会被拉得太远，甚至于时间长了，还可能有胜出的机会。但若主客都蜷缩、拥挤于一地——或巴蜀，或江南——那就只有客谋主地，客夺主权啦，土著对客居者的老家根本伸不过手去；就这一亩三分地，原本全都是我的，如今却要分润于汝，汝却无可予我，那谁肯甘心啊？！
故此裴该对平定江南，信心很足。这不跟淝水之战时候似的，江南zhèngquán已经基本上稳固了，即便土著也没几个会认为但从北方，可得显耀机会——秦主身边儿或氐、羌或鲜卑，连外族都封不完呢，啥时候轮到咱们这些读书人了？
不过即便如此，时间也不可能拖得太长，一则于中原地区恢复民生不利——南北资源要能相互流通，才能对双方都有益处——二则也怕再生什么变数，或者南人久望王师不至，终至心寒。因而裴该在命王羲之、庾翼退下之后，便召枢部使、副许柳、郭默，以及新任兵部尚书张敞、侍郎杨清等人前来，商议南征之事。
许柳说：“臣观前书，觉今与晋、吴对峙之时，形势相差不远，乃当从晋武帝之故智，分兵三道以伐江南——即以徐方之军，下于建康；兖、豫之军指向武昌；巴蜀水师沿江而下，夹击逆贼。
“南人孱弱，非我百战精锐的对手，所虑者唯王敦水师也。则若以巴蜀水师相敌，非大造舟船不可。昔晋文｛司马昭｝于灭蜀前曾云：‘吴地广大而下湿，攻之用功差难，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虢取虞之势也。’其后因受禅等事，及树机能乱于北方，定蜀十七年后方始伐吴。
“于今断不必等待十七年之久，然亦当期以三载，使巴蜀舟船可成，且朝廷积储丰厚。”
郭默闻言不禁笑道：“枢使此言，未免太过持重了。”
第六十章、水战利器
许柳建议再积聚三年，然后大举伐蜀，郭默却笑他过于持重。//全本小说网，HTTPS：//。）//
随即郭景道转向裴该，说我也研究过了昔日晋师伐吴之役别以为就你许季祖读书多啊发现跟今日的形势，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最大的区别，自然就是三国鼎立已久，士人百姓各居其地，各保其主，所以吴、蜀之力比今天要强得太多。尤其东吴，孙皓之时都还有力量北侵，不象如今的江南，也就趁着苏峻zàofǎn冒过一回头，还被顺利给按了回去。
其次巴蜀既定，陆抗乃上奏吴主，使实西陵、建平之守，目的乃是为了拮抗长江上游。可是如今荆州方向却兵寡而力弱，尤其王敦还放了一个完全不通军事的王在那里“倘若期以三岁，若王敦易以别将守荆襄，恐怕于我军不利啊。”
第三是建康方面的防御薄弱，不象当年孙吴主力都在东线。晋伐吴之时，西线的王于十二月份出成都，乘舟船东下，先与杜预夹击襄阳、武昌，三月而至建业；东线的王浑则是正月出师，却因为与张悌、沈莹等在江北激战，导致反落在王之后。而如今咱们若将主力放在东线，可以直抵江边，不必顾虑晋人北出。
当然啦，要防王敦从武昌乘船来援，因此“可先使巢湖水师出濡须口，封堵王敦东援之路，则渡江破建康易也。建康若破，武昌安能独存啊？巴蜀之军，未必要临战场。”
裴该闻言，略略颔首，于是就问了：“巢湖水师，今可能用否？”
这属于军政范畴，理当由张敞回答。然而张敞曾任祖逖长史长达七年之久，为其统筹粮草物资，祖逖入职枢密使后，接替祖约任豫州刺史，今年年初才刚返回中朝，主掌兵部，于部中事务尚未理顺，因而被迫转过脸去，注目侍郎杨清。
杨清倒是长期负责兵部的器械、物资，跟随兵部从枢密省转去尚书省根据新规定，兵部及下属各司主官，皆命文职，副官则文武皆可事务娴熟，经验丰富，就此代替尚书回答道：“臣等有负陛下所托，巢湖水师，恐怕尚不敷用……”
他说一则国家用兵的重心，才刚转向南线，此前对水师的人员、物资补充不够，导致虽经数载，大小船只仍然不足百数，其中楼船仅仅三艘而已估计是武昌水军的四分之一。其次是无论造船工匠，还是合格的水兵，都比较难以招募，因而即便加大投入，相信在三年之内，都很难在数量上、质量上，得与敌军相拮抗。
当然最重要的，是缺乏合格的水师将领，光靠那半吊子卫循，根本就不行啊“卫因之督造战船、筹划物资，勉强可用，至于率师御敌，恐怕难当江南下将，况乎王敦啊？”
王处仲虽然也是北人，终究他南下已经十来年了，独镇柴桑、武昌也有个五六年，该怎么打水仗，肯定早就练出来了呀。
“是故以臣等预判，今日之巢湖水师，用陛下所授大拍杆，或可出濡须口，抵挡武昌方面等量舟船，但若王敦倾军东下，恐怕难以阻遏三日，便将溃败……”
裴该闻言，微微一笑道：“卿之估判，仍嫌乐观了些。”
想当年曹操在玄武池训练水军，然后气势汹汹直下江南，打荆州主要靠的是陆军，以及刘表过世导致荆襄分裂，而轮到打东吴的时候，却仍被迫要启用蔡瑁等人统领的荆州水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池塘湖泊里的水文状况，跟大江大河可是截然不同的啊，就好比江河与海洋也不同，江船不能入海作战，则湖泊里练出来的水兵，又怎么跟正经江上水军交锋呢？
再者说了，虽然江南近十年来并无大规模水战，终究武昌水师纵横江上，调运物资、协助剿匪，经验是很丰富的；巢湖水师未经一战，纯属闭门造车，若是真在水面上遭逢了敌手，必致手足无措啊。
光在船上立些大拍杆就有用了吗？一则拍杆拉扯、转动不易，且难以取准，二则拍杆只能装备在大船上，而目前巢湖水师可装拍杆的楼船仅仅三艘……恐怕到时候拍杆最多凿穿敌军一两条舰船，而敌方水兵就已然汹涌登舷入舟了吧。
沉吟少倾后，裴该终于缓缓说道：“水上交锋，唯有陶士行可任……”华军中高级将领之中，也就只有陶侃有水战经验了吧，看起来必须得把他从益州调到巢湖去啊。
正如郭默所说，只要能够击败，或者哪怕仅仅是封堵、迟滞武昌舟师东援，华军主力便有望渡过长江，直逼建康城下，而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