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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8章

金鳞开-第3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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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东虏入关虽然不是时间最长的,却是影响最大的,就连北京都被东虏占据了。因此举行一次献俘礼在很多人眼中是题中之义。武将认为能够取得一份荣耀,文臣也觉得能够振奋一下民心士气。

“午门献俘的事,还是容后再议。”朱慈烺道:“现在朝廷对于东虏的性质还没定下来。”

朝廷对于东虏的定位颇有矛盾。

大明东北面与朝鲜的边界是太祖高皇帝时候定下来的,成祖五次北伐,彻底巩固了东北地方,以奴儿干都司管辖。后世有人觉得奴儿干都司是羁縻性质,但事实上明军一直在此驻扎到了奴儿哈赤崛起,被赶出辽东。

在法理上,从奴儿哈赤爷爷一直到他本人,都接受大明的官职,管辖东北。东北当然也是大明国土。如果承认东虏自成一国,无疑就是放弃了祖宗留下的土地。这在大明可是会被钉上耻辱柱的。

但是朝廷与东虏书信往来中留下不少证据,这些证据表明朝廷以“平等国”的姿态对待东虏。这在当时是为了与东虏议和,集中精力平定流寇,但现在看起来却是落在人手里的把柄。

不管怎么说,朱慈烺是不愿承认东虏自成一国的,充其量只是一场持续了三十年的地方性叛乱。现在不将这个口子扎紧,万一百年之后冒出个“满洲复国组织”岂不是给子孙找麻烦?

第448章 但得饱掠速飏去(4)

萧东楼和曹宁对于东宫不打算举行午门献俘典礼感到遗憾,但也存了一份侥幸,因为击败国内动乱而献俘也不算是逾越礼制。不过更重要的是,鳌拜是第二师俘虏的,如果献俘典礼上让他出场,实在是每个第二师成员的荣幸。

“殿下,如果真没能拉住东虏,能请殿下派我师攻打山海关吧。”曹宁赔了个笑,主动请战道。

萧东楼在一旁连连点头,暗道:想求殿下恩准,就得曹宁这种没脸没皮的出马才行。

朱慈烺斜眼看了看两人:“你们第二师驻守天津,几乎上上下下换了一轮血,还能攻坚么?”

“殿下,虽然替换了不少兄弟,但我第二师士气高昂,正是铸就军魂之际!只要分得攻坚任务,必然是攻无不克!”曹宁好歹上过训导官培训班,紧抓着“士气”、“军魂”之类殿下喜欢的字眼不放。

“可。”朱慈烺大度地点了点头:“但是你们以私令串联的事,让我很忧虑。开了这个头之后,日后若有野心勃勃如操莽者,如何是好?”

曹宁和大萧东楼齐齐一怔。

“殿下,天津之战以我第二师为主力,原本就有调用情报和特侦营之权……”曹宁小声辩解道。

“对,这个没错。”朱慈烺现在还没有设定前线指挥部,因为通讯实在是个大问题,所以主力部队兼职前指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规则。萧东楼和曹宁要求锦衣卫配合、特侦营服从命令,这都是无可厚非的事。

“但是,”朱慈烺加重了语气,“无视军法规则,以私令代公命,这算什么?曹宁,你是生员出身,读过书的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是何等情况!”

《论语》: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原本应该自天子出的“礼乐征伐”,变成了由诸侯出,这就是天下无道的标志,也是春秋战国乱世的起源。东宫授权将校尉士,各级等差,皆有程序,这是军中之礼。而萧东楼和曹宁坏了这个制度,乃是非礼僭越。

“连我都要经过军令部下令,你们就敢动用私令!”朱慈烺在军中威信已足,此刻不怒自威,吓得萧东楼和曹宁不敢说话。

“左守义就听了你们的话?”朱慈烺更加恼火。

茅适是萧东楼的嫡系,当初在天雄军的老袍泽,落草时候的老伙计,如今的老部下,他服从私令那是义气使然,但左守义却是自己投了大量心血打造的一支利剑。

“特侦营那边……其实是各取所需。”曹宁道:“左守义早就想摸个清军营垒,弄个京观给东虏一个下马威。卑职就跟他说:卑职这边很快就要有了,你拿去用便是……”

朱慈烺被气笑了:“你这是把人卖了还要人家记你的好!”

“顺水人情,不足为道,不足为道。”曹宁嘿嘿笑道,堂堂一个生员,竟然也使出了无赖相,可见居移气养移体的古训乃是至理名言。

“你这分明是借鸡生蛋还取了利息!”朱慈烺点破了曹宁的心机。

曹宁自己也觉得有点得意,嘿嘿笑了两声,却想起自己这头还担着乱军重罪,登时有种前途未卜的感觉,再笑不出来了。

萧东楼一见皇太子真的动气,倒是比曹宁光棍,当即双膝一软,跪在地上:“殿下,是我萧东楼匪气深重,久蒙殿下教化却仍旧不能有所进益。今日当此大罪,岂敢再多言狡辩?求殿下开恩,将我发配去一线做个藤牌手,只求存得残躯报效殿下。”

曹宁当即也是跪下认罪,不敢再有丝毫玩笑。

这种军中传以私令的行径固然十分可恶,然而现在大敌当前,临阵换将颇为不妥。朱慈烺固然讲究规矩,但也不至于强迫症发作。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响鼓不用重锤,他们只要能够真心悔改也就是了。

朱慈烺又看了他们一眼,道:“你们忘了当日来投我的情形?我没说过进来就得守我规矩?如今你们闯下这般大罪,从轻而论是结党营私,独立山头;从重里论,那就是私相授受,乱军违纪!”

“我等知罪。”二人羞愧应道。

朱慈烺冷声道:“看在你们还能自首的份上,姑且饶你们一回。若是日后让我知道还有这种事,定以乱军之罪严惩不贷!”

“多谢殿下开恩!”两人异口同声喊道,这才发现背脊上湿乎乎冰凉凉,竟是刚才吓出来的汗水。

东宫最缺的就是良将,第二师在配齐编制之后,也展现出了不俗的战斗力。在长途奔袭、固守城池方面,尤其展现出了极强的可塑性。这时候如果兴起大狱,这支军队也就毁掉了。

然而要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毫无惩罚是不可能的。

朱慈烺等到了铁面裴宣,看过了两次审讯的记录,道:“到这一步,似乎可以结案了。”

“殿下,茅适显然是受了上官的授意。”裴宣争辩起来,额头青筋暴涨,就像是与人吵架一样。

“裴上校,”朱慈烺还是很喜欢这种铁面无情的人,“授意这东西太难说了。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句旁人听来无关紧要的话……都可以是授意。关键是,你如何证明呢?”

“殿下……这倒像是在为他开脱之词。”裴宣把脸一抹,心中腾起一股被出卖的感觉。

他为什么会从一个推官到沦落为书吏?不就是因为他坚信“黑白分明”么!原本他在东宫军中,倒是觉得很有“黑白分明”的感觉,不用应付人际关系,只要做好了自己的事就行,每天都过得无比充实。

在得知自己执掌五军都察院之后,裴宣更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恨不得全身心头扑在这份千载难逢的际遇上。

然而现在,他一心效死的对象竟然要破坏自己定下的规矩。

“裴宣啊,”朱慈烺发现了这份浓烈的抑郁,“有时候我在想,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哪个更重要;事实正义与程序正义,何者更优先。君以为如何?”

裴宣双眼微微下垂。作为一个曾经的司法工作者,身兼法官和检察官的双重职能,他理所当然得研读皇太子殿下所著《原法》,对其中的思想引导深有感触。在这部法哲学著作中,皇太子花了不少的篇幅来阐述:公平、事实、正义、程序方面的概念。用这种方式来分析大明律,原本需要死记硬背的地方,竟然都变得理所成章。

尤其在事实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问题上,皇太子发古人之所未发,认为“经”更甚于“权”。

世界上所有文明之中,恐怕儒家文明是最重视生命的。在孔子宣扬的仁本主义之下,孟子阐发出了“经权说”。深入浅出的说来,便是: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基本原则,不容破坏;然而嫂子若是落水了,小叔子伸手去救她,这就是权变之法,可以接受。

这种思想融入法律之中后,也就造成了:为了实体正义,可以忽略程序正义。

比如审案时候动用刑具逼供,便是被儒家认可的行为。又比如民间称颂的包公:日审阳夜审阴,用超自然的力量寻找出罪犯,然后推上铡刀。这些都是重权而轻经。

皇太子的思想却是强调“经”。

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执行,各种程序不容违背。即便明知罪犯是谁,在缺乏证据,或是程序有误的时候也不能定罪。

苛责、死板到了秦律的地步,但这就是皇太子所推崇的“法”。

裴宣声音低沉下来:“殿下所言极是。卑职孟浪了。”

“现在技术条件不够,所以肯定会有很多人漏网。不够现在正是咱们奠定地基的时候,如果为了眼前的小事而破坏自己定下的规矩,千秋之后又会成为什么样子?”朱慈烺劝道。

现在没有录像、没有录音,所谓的证据也就是口供、人证、简单的物证为主。要想抓住各种隐蔽的犯罪行为,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现在若是放弃了“程序第一”的原则,以后就算有了这些技术,程序法也不会被人尊重。

那时候必然滋生出手握公权力的“正义使者”,酿出各种出自“道义”的冤案。而这样的冤案一旦出现,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概率,对国家政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抵消之前所有的公正裁判。因为这是对公信力的动摇,而公信力实在是政权的根本所在。

“殿下,那此案……”

“坚守规矩。”朱慈烺道:“该怎么办怎么办。”

裴宣本行礼告退。直走到了院子里,裴宣抬头看了看头顶上的圆月,心中泛起一阵羞愧。他本以为皇太子是为萧东楼和曹宁来说项的,原来是为自己纠偏。自己执迷于“黑白”,却失去了辨别黑白的眼睛,这如何让人不惭愧?

裴宣回到住所,脱了袍服,盘腿坐在床上“三省己身”,直将今天的收获尽数消化,方才沉沉睡去。

第449章 但得饱掠速飏去(5)

五军都察院就茅适擅杀俘虏一案,起诉至五军大理寺。

茅适从刑事拘留改为逮捕,等待五军大理寺择期审判。这也是五军大理寺第一次审判上校级别的案件,从朱慈烺、萧东楼、曹宁,到茅适手下的亲兵,都出席旁听。

军中的审判模式属于传统大陆法系。这种审判方式能够最大限度保证案件的公平性,不至于因为法官的个人法学修养而有太大的高下偏差。实际上华夏从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有了成文法习惯,要想走普通法系的路数简直是离经叛道。

而且儒家礼法对社会的浸淫程度过高,道德、法律夹杂的情况太过普遍,如果采用普通法系,势必从正义审判变成道德审判。这对朱慈烺而言是柄双刃剑,索性还是不要去碰为妙。

五军大理寺还没有任命正卿,孙定作为朱慈烺从法政学院亲手带出来新一代法官,坐在审判席上,心情忐忑。

这种忐忑甚至超过了他上金殿参加殿试,那时候可没上百个人盯着他。作为崇祯十六年的进士,孙定的才学是值得肯定的。他父亲是绍兴府的推官,所以他从小对大明律就不陌生。

崇祯十六年是国变前一年,这一科的进士算是国朝最为倒霉的进士,许多人都缺乏政治眼光留在了北京,降闯、降清。陈名夏就是其中典型,他是这一科的探花郎。

孙定却秉承了绍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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