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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上有老-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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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相约一起抱团“斗争”到底吗?这么快就全都妥协了?!让我立刻想起《雷雨》中鲁大海与周朴园 还在剑拔弩张提条件的时候,矿上的工人却早已经复工了。  
  2.  
  拆迁从根本上改变了每一个底层市民的生存困境,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如果不是因为拆迁,能住上设 施齐全的崭新的现代化大居室,对一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很遥远。但对于父亲这样的老年人来说,说拆迁是 抽筋断骨之痛,其实并不为过。  
  自从得到要搬走的确切消息以后,父亲便整日心神不定,坐立不安。这座43号小院,伴随了父亲四十多 年(之前我家住在与这儿相隔不远的同一条胡同的另一院子),他曾为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与街坊红过脸,他 到处拣来的破旧桌椅木料堆满了一座油毡搭盖的小棚(也许计划着今后盖房用得着)。我们为这没少跟他对 立、劝止、争吵,但他“破家值万贯”的老旧观念根深蒂固,一样都舍不得扔,谁扔他跟谁急。  
  父亲每天都要跨出小院的门,走出胡同,到街上遛弯。从胡同到大街的距离不过三四百米,他要走上半 个小时。那时侯不是因为腿脚慢,而是一路上不停地有老街坊、老哥们儿拦住他聊上几句,大到国际国内新 闻政事,小到退休养老金的最新变化和煤水电价的上涨……父亲的大多信息来源都与这三四百米的路程有关 。谁谁一天不来,老哥们儿们就会猜测——  
  “老张怎么没来?”  
  “你还没听说呢?——住院了!”  
  “呦!什么病啊?昨儿还见着来呢……”  
  ……  
  为了证实自己的健康硬朗,父亲每天必会准时出现在大家面前,风雨无阻。这已成为他们互报平安的一 种特殊的约定方式,一种简单而充实的生活乐趣。  
  如今,父亲即将与这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彻底告别。  
  山墙的一侧已经成为工地,轰鸣的开掘机昼夜不停地运转。声音刺耳,更闹心。父亲在屋里,一刻也不 安宁。  
  出去,进来,又出去……  
  那时侯的父亲就像一头憋疯了的困兽,随时准备扑咬一切扰乱他平静生活的人。  
  临近动迁的最后几天,父亲一整天一整天坐在院门对面的广场上,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家的房子和山墙旁 边的工地。他大概正盘算着,还有几天我们的家也会像这样被夷为平地,43号小院将永远不复存在。他就这 么死死盯着,脑门冒火,心里运气,谁叫也不回。我们看出了父亲的反常,觉得他精神不对,目光发狠,当 时却并不十分在意。               
  我们计划着把年迈的父母暂时安置在农村老家,等这边买了新房,再接二老回来。  
  搬家那天,父亲寸步不离他的老屋子,强令搬家公司把所有家什一样不落地搬到车上,他要带回老家。 一只破椅子、火钩子他都不许留下。我们阻止他,他就大声怒喝我们——  
  “混蛋!这都是我置的,都得带走!”        
  胡同里住了一辈子的老哥们特意赶来跟他告别。依依不舍。  
  父亲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攥紧对方的手,不禁老泪横流。  
  老哥儿俩一定都在想,这辈子,也许再也见不着了。  
  整整一辆大卡车的破旧家什,一路颠簸着运到河北老家,运费1000多元。  
  我问父亲:“这么老远,花这么多钱运一堆破烂回去,值吗?”  
  父亲恨恨地:  
  ——“值!”  
  3.  
  回老家看父母——是那期间我和妻子、姐姐们每个周末的固定安排。有时是一起去,更多时候是轮流去 。坐长途汽车单程少则三个半小时,还不包括在城里的倒车时间。这样就必须住一晚再往回返。短短两天的 双休日,不得不全部花在这上面。  
  逢有姐姐替换的时候,我和妻子这边还得抓紧四处看房、买房、装修,为的是尽早能把他们接回来。忙 得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  
  (起初他们对农村的生活还感到亲切,而且适应,可没过多久,父亲就整天闹嚷着要回来。数落老家的 人对他这不好那不好,猜疑人家个个敌视他,甚至要毒害他。那时已显出一些痴呆症的迹象。)  
  我们只能把购房的周期缩减到最快。期房基本不予考虑,尽管相对来说,期房通常占有价格优势,但交 房短则半年,长的要三两年,加上装修时间,父亲根本等不了。即便现房,也要考虑户型、位置、楼层等因 素,四九城转了个遍,看了不下二十处,相比之下,一套位于城东的三室两厅的尾房,在我们综合打分时呼 声最高。  
  六层板楼没电梯,上下楼对父母来说肯定是个负担。一层我们考察过了,后窗户紧临草坪,一到夏天蚊 虫滋生,不用起降直接就进屋了。再说光线昏暗,阳光被遮挡了一大半,弄不好还有下水道堵塞、漏水等麻 烦;二层是装修好的样板间,不卖;三层好,买楼讲究“金三银四”——但就在我们预定的前后脚,三层已 被一户人家(就是后来的老疤)以全款抢先一步买走,我们作分期按揭的只能靠后站。  
  最后选定四层。住进以后,我们还一直在为晚一步没能住到三层后悔不迭。其时,另一个单元还有一个 五楼没卖掉,价格一样,而且还多出一个能进阳光的小天井,只是考虑到多上一层台阶对老人体力的确是个 极大的考验,最终还是放弃了那点宝贵的阳光。  
  从开始选房到装修完毕住进去,五个月。应该算神速了。  
  父亲又吵着要把他的全部家当通通运回北京的新家。我们劝他,“这边什么都是新的,根本用不着。” 他不听,最后还是租了一辆130汽车运了大部分回来。他人走到哪儿,他的这些破烂家当就跟随他到哪儿— —这是父亲的逻辑。  
  新家对父母来说,并没有让他们得到切实的好处,除了大(住平房时的面积只有17平米,现在大了近10 倍)。住到楼房以后的不到一年,母亲的脑血栓旧病复发,随之而来的,是父亲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  
  我不能说父母的迅速衰老和病症的急遽加重,与搬进楼房这件事有绝对必然的联系,但至少可以断定, “拆迁”和“搬家”让他们失去了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固有的生活方式,在客观上助长了脑细胞的惰性。他 们老的速度惊人。  
  (姑且拆迁的时候政府给了一笔还算公道的拆迁费作为“补偿”,但这也止限于物质上的——精神的呢 ?——精神上的拆迁“补偿”我们找谁?父亲的神经一度出现的种种恶变,无不与晚年不得不经历的这次“ 背井离乡”有很大的关联。由此给一个家庭,甚至更推而广之,给这个家庭所辐射到的社会群体,带来的精 神上无可弥补的伤害——有人来“补偿”吗?!)  
  常听身边人说,他们的祖辈、父辈或周围邻居的老人,搬到楼房一年就出不来了,半身不遂了,甚至过 世了云云。大都认为“住高了,接不到地气”,就算这是原因之一吧。我理解的“地气”还包括老人惯常的 行为方式、沟通方式和他们渴望被重视和理解的社会角色的认同心态。在楼宇的封闭空间里,年轻人都叫不 出隔壁邻居的名字,让老人如何适应?               
  (我试验过,让自己一天两天不出屋,不下楼,我还可以用各种休闲娱乐打发时间,一星期不下楼,不 与外界接触,我就要郁闷死了。而自从父亲行动不便以来,一年也没有走出过家门。  
  年轻人闲了,闷了,无聊了,可以约朋友一起出去喝酒、唱歌、上网、看影碟、HAPPY……总之有无数 的消遣郁闷的方式。而老人什么也没有。由于他们的表达越来越不可理喻,后      
来连保姆都很少与他们交流了,他们变成只能“吃喝拉撒”的“家庭废物”,被关在钢筋铁铸的“笼子”里 的傻子。)  
  这样的日子久了,不病才怪?——不疯才怪?!(没有理由不疯?!)  
  父亲住进楼房,对于我来说无疑减少了每个星期长途奔波之苦。家里请了一位湖北籍的保姆,38岁,手 脚粗大、干活利落,一切家务劳动和照顾二老的琐事,都由保姆去做。这样,解脱出来的我们可以有更多的 时间做自己的事。  
  最初的一年,一日三餐二老都还能在别人搀扶下拄着棍到客厅的餐桌用饭,脚步是慢了点,但生活尚可 自理,一家人的气氛还算是其乐融融。  
  翌年,母亲不慎摔了一跤,从此行动困难。这以后,老两口都嫌出来进去麻烦,不愿再出来吃饭了。( 我特地从宜家为他们买了一张可以支在床上的折叠桌,迁就他们在床上坐着吃。)直到2001年9月中旬,母 亲的血栓复发,床都下不去了,此后的生活完全得由别人照顾,大小便都在屋里用便盆接。使原本平静的生 活出现了转折。               
第六章 槐树花开   
  1.  
  母亲第一次患上脑血栓,是1993年的夏天。  
  记得那天早上,父亲依旧正准备出摊,突然发现母亲不对,嘴怎么歪了,而且目光呆滞,说话也呜里呜 突的。父亲想,别是“中风”了吧。口歪眼斜,明显是中风的征兆。(但照      
我们的理解,“中风”八成是昨晚上被电扇直吹着了,“邪风”所致。不承想中医讲的所谓“中风”,其实 就是脑血栓或脑梗塞,是一种脑血管疾病,与吹电扇无关。)父亲没敢耽搁,卸下已装到三轮车上的菜,骑 上三轮送母亲去了医院。我那时正值高考刚过,在家等结果,也随着一起去了医院。  
  照了CT,母亲被诊断为脑梗塞。  
  从母亲93年初发到去世,一共熬了11年,中间又复发过两次,且愈见严重。据后来医生讲,这种病人基 本都延续了这样一种时间模式。最后瘫痪在床,不能自理,直到各器官全面衰竭而死。  
  (当下,我们还在庆幸,母亲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没有想到以后的严重后果,会把母亲连同 这个家,拖得疲惫不堪。)  
  几组活血药输进体内,母亲的症状有了明显好转(病发当天,连他的侄子来看她,母亲竟毫无反应)。 只是嘴还是歪,流口水,走路重心不稳,习惯向一侧倾斜。我们又在别人的建议下,带母亲到中医院扎针灸 ,坚持了半个月。  
  家里那辆弃置多年的小三轮车,终于这次被派上用场。每次去中医院,都是我蹬着,父亲扶着母亲坐在 后面。一路看尽繁华的闹市。事后想想,那场景在我来说,其实已经是很幸福了。只是当时并不觉得。  
  差点忘了,这其间还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我努力了三年,终于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对于别人 也许不算大事,对于我则不同。我希望因此给父母和这个家一个回报,让他们在人前更有一点面子和尊严。  
  录取结果是我托朋友提前打听到的。当我的好朋友余光晚上兴冲冲跑到我的小屋和我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时,我的母亲正躺在隔壁屋的病床上,痛苦的呻吟。  
  “大妈,钢子考上了——”余光伏在母亲的床前,几乎大声在喊,怕母亲听不见。  
  母亲显然是听见了。她的脸上有了久违的喜悦表情。母亲含混地,连连吐出几个“好”字。失声地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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