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好地主-第6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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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之前一千五百余万口人，三百余万户，结果课丁才二百来万，一户还不到一课丁。
课丁的大量损失，严重损害着大唐的国力。
如今朝廷的色役有三类，一种就是由勋戚贵族和官僚子弟充任的色役，如三卫﹑亲王执仗﹑执乘﹑亲事﹑帐内等。
由白丁充任的一至五品职事官的防阁，六至九品职事官的庶仆，州县官的白直、执衣，镇戍官的仗身，亲王府的士力，公主、郡主、县主的邑士等等。
还有不入普通户籍的工匠、乐工等，他们承担的色役如乐工﹑兽医﹑骟马﹑调马﹑辟头﹑栽接等。
因为充任色役就能免正役，而色役其实又是可以纳资代课的，因此大量的人都投充色役而求免正役，反正如果能充色役，不过是每年交点钱就能代课。
“陛下，大唐如今光是地方的白直一项，就损失了十万丁男啊。”
色役有番，跟府兵上番一样，也是轮流上番的，而且还能以资代课。
“可各色役，也不能少啊。”
李世民道，比如说亲王们仍帐内亲事，宰相和三品以上大臣，也有帐内亲事，五品以上职事官还有防阁，六到九品职事官还有庶仆等，其实不论帐内还是亲事，防阁还是庶仆，或者是白直、执衣等等名目，都是官僚勋戚们按品级享受的一种待遇，有朝廷配给他们这些人服侍他们。
这就好比后世上了级别的官员，会有警卫员、司机、秘书、保姆这些一样。大唐的官员，也一样按品级，享受一定数量的护卫杂役。这些护卫杂役不用他们付钱，朝廷也不用出钱，都是直接做为一种色役，征召的人服役，服这些色役，有个好处就是能免正役等。
而大唐的税收制度，又是以丁为基本，因此免了正役，其实就是那一家人都不用股正役杂徭了。
李超一直觉得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只是适合南北分裂时期的形势，一旦天下一统，这个制度就已经不合适了。
“陛下，臣以为应当取消色役。”
“取消色役？”李世民惊住，这色役可不是大唐首创，那是在南北朝后期时就开始有的。近百年来一直传下来，都是如此。
“许多豪强大户都籍借色役而逃避正役杂徭，朝廷每年损失的课丁数量相当巨大。臣以为，不如改色役为户税，将天下百姓户等分为九等，按户等纳一笔户税钱。这笔钱征收上来之后，用于发放官员俸料，以及衙门公用钱。原来的公廨钱放贷，就此罢除，此外，原来各官员的杂役等，不再配给，而是直接在俸料里发一笔钱，官员可以选择自己雇佣杂役。”
“户分九等，这此前已有之，原是义仓征粮。现在直接把这九等户制用于户税征收标准，当是极为便捷。”李超道。
户税也是在唐中期后才开始征收的，算是租庸制崩溃的补救措施之一。
李超现在准备提前征收，以解决许多豪强们借色役来逃避正役的漏洞。
“户税怎么征？”
“比如说，上上等，每户征五千，下下等每户征五百。”
李超这样的豪门，一户一年才征五贯钱，这对李家来说，真真是九牛一毛。而普通百姓之家，一年税五百钱，却不算少。朝廷不分课户和免课户，不论官员商贾，所有人都按九等分户，以家庭田亩宅屋财产等为准，划分户等。
户税所有的人都要交，以后交户税，而取消色役。
官员们本该享有的杂役等，由朝廷直接按原来的役丁数折钱，计算入俸禄里面。此外，原衙门的公廨钱放贷，也取缔罢除，办公经费，由户税中划拔各衙门。
“陛下，如此一来，朝廷能增加百万课丁，还能增加大笔的户税收入。”
李世民听了动容，增加百万课丁，那就等于开辟了新税源，增加百万丁男向朝廷纳税，一年增加数百万石的皇粮以及大量的绢麻等收入。
更何况，课丁增加了，朝廷的兵源也更广了。
“朝廷现在有五百余万户人口，平均一户户税千余钱，那么一年就能新增五百余万贯户税收入，更何况，朝廷还将增加百万课丁，这里面一年又是数百万贯收入，仅这两项，一年能增加一千余万贯财政收入。”李超跟李世民算了笔账，听的李世民眼睛瞪的老大。
第746章 三百里封地
一年又能增加一千多万贯的收入，这当然是好事。但天上不会掉馅饼，什么事情都不是没有代价的。
李世民仔细的思索了一会，就想到一些关键之处。
首先，取消色役了，那么原来的许多豪强大户们就没有了借色役逃正役兵税杂徭的机会，正役这些比色役可是要高不少。这户税新政，明显会损害这些豪强们的利益。
对于官员们来说，待遇倒没变，原来是朝廷分配给他们杂役护卫等，现在则改成直接折钱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按需求雇佣。
“普通百姓岂不是也要多加一笔税？”李世民又到一点。
原来那些大户豪强们的子弟充任色役，以逃避正役，他们是少交了税，但其它的课丁们，却是不受影响的。而现在，朝廷新增户税，取消色役，那些豪强大户固然没法再通过充任色役逃正税了，但那些普通百姓却也得在租庸调正役之下，又新交一笔户税了，哪怕最下下等的一年只有五百钱，可这也是凭空新增的税啊。
“确实是如此，但是，臣以为，只要朝廷给百姓多授分些田地，那么就算增加户税，其实也是可以的。”
租庸调制的核心，就是以人丁为本。不是按户按财产纳税，而是按人丁纳税的，按的是成年男丁，十来岁的中男，在宽乡也能分田，因此也会提前些服些役。总的来说，均田制是以丁为本，租庸调制也是以均田和丁男为本。
地少也是一丁，地多也是一丁，一丁的田地多少不管，他的税都是一样的。因此，朝廷若是能给百姓增加点实际授田，那么就算加上一笔户税钱，可实际上他们的负担并不见得加重了。
正常年景，斗米二十钱，一石米二百钱，五百钱要两石半米，需要两三亩地的产出。如果一丁真有的有一百亩地，哪怕其中种些桑麻，那这加的五百钱税钱，也不算多。
不过李世民却不觉得事情会这么的简单，新增一个户税，固然能一年增加上千万贯的财收，可却一会得罪豪强地主们，二会得罪普通百姓们。豪强们没法借色役逃正税，要多交税。百姓们凭空增加了一项户税，不管是多少，肯定也会不高兴。
新户税把豪强地主，和普通百姓两头都得罪了，能实行的下去吗？
其实李超有个更激进点的税法，就是中唐推行的两税法。
两税法就是租庸调税制崩溃后的新法，两税法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重要，算是税法的一个划时代的开端，这个税法，基本上从中唐一直沿用到了清亡国。
两税法的核心，不再是以人丁为本，也不再以均田制为核心，而是以户税、地税为基础，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既不分主户客户，也不分定居或行商，所有居民一律在所居之地征纳税收。
征收原则则是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税额按田亩和资产的多寡确定，废除以前的租庸和杂税，资产少就税少，资产多就税多。
理论上来讲，这种税制当然比按人均摊派的租庸调制来的合理的多，尤其是对于那些无地少产的民户负担更小。
中唐推行的两税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改现在这种官员不纳课的旧规，改成了官绅一体纳粮。
官僚豪强们也只能千方百计的偷税逃税漏税，而不再是光明正大的免课了。
不过李超觉得现在没有实行两税法的基础，大唐一统天下未久，租庸调制还没有露出许多漏洞，这个时候没有废除租庸制的环境。
提出户税，也不过是为了对现法进行一些修补而已。
李超提出，免除色役，推行户税的同时，也推行地税。
地税就是原来的义仓粮，现在朝廷要直接把这个义仓改为地税，更加的正规化，以加强地方粮食储备，增强抗灾能力。
把义仓粮直接改名为地税，名为税，就是把这个本来属于民众存粮备荒的事情，改成一项严格的税法。
租庸调制度规定，王公贵戚，品官勋爵，和不定居的商贾等都有一定的免除特权，而李超却是准备皇帝以下，不论王公贵戚，品官勋爵，一律都要交税户税和地税，没有田的商户，也要按资产分户等，交纳户税和地税。
“地税亩税二升，以田产多少定纳税数额，有多少田就纳多少地税粮。”
末了，李超又对李世民加了一句，“无上限！”
“地税之粮，不可以钱代纳，非灾荒之时，不得开仓取粮。”李超再加上一句。
义仓原本就是为赈灾储粮，因此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是备粮防灾的，这些粮食属于战备救灾用粮，平时不能动用的。
这次大灾，粮食储备上朝廷吃了大亏，因此上下都意识到粮食的重要性。
李超提议把义仓粮直接改为地税，纳入朝廷的税收系统，就是为了把这些粮食的重要性提升。
历史上，唐朝天宝年间，粮食储量大增，一度达到极可观的数字。
史载：唐玄宗天宝八年，天下储粮米9606万石，其中义仓6317万石，占了65％以上，地税的财政地位日益重要。据史料记载，唐朝开征地税后，用义仓赈济贫民达106次，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不过地税在唐朝历史上，一度都是有上限的，虽是按亩征收，但也曾经一度有个几石的上限，一般来说，一亩二升，百亩不过两石，上限五石，实际上就是两百五十亩地的上限。超过这个数字，其实是不用纳地税的。
而李超打算一步到位，不设这个上限。
有多少田，那就纳多少地税，其实一亩二升，这个税率很低，在唐历史上，后来这个地税额不断的升官，翻了几倍。
李超家有田地数千顷，有几十万亩地，如果一亩二升地税，设上限的话，一年不过纳税五石。不设上限，却得纳地税几千近万石，这就是差别。
到了唐代宗时期，地税粮已经不再是赈灾专用粮，而成了通用，粮食被大量挪用。甚至税率也大大增加，还分夏秋两次征收。丰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简略五升，下田亩税三升。
从最开始的一亩二升，到了后来已经一亩近一斗了，翻了好几倍。
天宝后期，地税粮一年达到一千二百余万石。
如果现在朝廷开征地税，一年也能有千万石地税粮入仓，存储备战备荒，那么只要几年下来，仓中就有几千万石粮食，再有灾荒，也不用这么手忙脚乱了。
李世民翻身坐起，眼中满是兴奋之色。
一个户税，年增收一千余万贯，一个地税，一年又能增收一千多万石粮食储备。
这几个数字，让李世民无比的兴奋。可他也知道，户税开征，会得罪豪强地主们，甚至也会让普通百姓不满。而如果把原来的义仓粮改为正式的地税，还取消按亩征粮的上限后，越会的会得罪那些地主豪强们。
可朝廷赤字这么大，处处要用钱，这笔税钱和税粮，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