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秋-第1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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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江西作战不利，皇帝还可以西移湖南，南下广东。
湖南、赣南、福建，如一字长蛇，时清军猛攻江西，何也？便是要斩蛇腹，使大明首尾之间，失去联系，所以在乙酉年八月以来，赣南始终都是明清双方激烈争夺之地。
此种情况之下，隆武帝却想要移驾赣州，而不是迁往比较安全的广州，说明皇帝心中的恢复之志，绝非须言，这与另一段历史上的永历帝，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摆脱郑芝龙的控制，皇帝除了下旨，让王彦早日北上之外，也密密与朝臣准备移驾。
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万元吉知陛下心意，随上疏密奏，“赣州居上游，豫章不能仰面而攻，且左为楚，右为闽、浙，背为东粤，足以控制三面，宜驻跸也。”
皇帝见奏大喜，随加万元吉为江西督师，领兵部尚书的虚衔，总督江西诸军，命其离开福京，入驻赣州，为皇帝移驾做好准备。
隆武帝与忠于他的大臣，在抗清上的布局，亦被清廷所察觉，时任清廷江西提督的金声恒，便十分畏惧，连忙上书多尔衮道：“奴才细观南明陈兵之势，俨然一常山之蛇，以浙东为首，江西为腹，湖南、广西、云贵为尾，敌畏惧江南满洲，故于东南取守势，而乘奴才江西兵力之单弱，意欲夺路而出，以震动江宁，再者何腾蛟与广东王彦相连，拥重兵于上游，若此二人携大军，以上攻下，夺武昌，下九江，则江西不保，东南半壁亦一鼓而复矣。奴才恳请皇父摄政王，发真满洲兵两万，与奴才合兵一处，由赣南直捣闽广，斩其腰腹，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则钱塘可一苇而渡，而后合力平定云贵，一统之业岂不易易哉！”
明清双方都认识到江西在战略上的地位，但隆武帝却无法调动郑芝龙的军队进入江西，万元吉入赣之后，也因为清廷总督江南的大臣洪承畴抽调柯永胜、高进库等部进入江西同金声恒部协同作战，大军直压吉安，而疲于应对，根本没有能力迎隆武帝出闽。
福京城内，皇帝为赣南逐渐恶化的局势而忧心忡忡，几次训令下，郑芝龙不得不派永胜侯郑彩出衫关，援救江西明军，但郑彩到底衫关之后，却再次按兵不动，无论监军给事中张家玉怎样催促，他一概置之不理。
张家玉心中愤慨无比，只得上疏弹劾，隆武帝也只能无奈的再一次消去郑彩的爵位。
大学士黄道周对此不胜愤慨，随于首席大学士左懋第商议之后，决定由左懋第继续留在福京辅佐皇帝，而他则自告奋勇的请命督兵出福建，支援江西，并联络困于徽州大山之中的江天一部义军，设法为朝廷打开局面。
郑芝龙得知消息后，为朝中将少一个与他作对的老臣，而心中大喜，他唯恐黄道周改变主意，立马备好一月钱钱粮，但却不拨一名士卒支援。
黄道周随勉强奏够三千多名士卒，与兵部职方司主事赵士超，一起踏上征途。
临行前，隆武皇帝，手中无兵无粮，只能给黄道周一百多道空白的委任状，让其在沿途自行招募忠义之事，自筹军饷。
被王彦留在福京的王威，看见黄道周手下的兵将，大都是应募而来，缺乏作战经验，而黄道周本人也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只是临时看了一些兵书，却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的经验。
王威久在军中，又随王彦与清军交手，只道清兵的厉害，而黄道周手下的兵马，显然不可能战胜清军，于是他在送别黄道周的时候，向他建议，遣散队伍，只带少数精锐，由小路直接进入赣州，以大学士督师的名义，节制和调动湖广、西南等地的总督、巡抚、总兵，会师进取。
只是黄道周却舍不得手上的三千兵马，认为有总比没有好，便没有采纳王威的建议。
王威见此，心中无奈，只得从忠义营中调拨精兵五百，让为首的百户，千万护住阁老周全。
九月底，黄道周，出仙霞关，欲先救出被清军围困在徽州山中的江天一，但大军进入徽州后，却蒙头转向，直到江天一被清军逼得遁走宁国府，去太湖投陈子龙，他才弄清楚，他的军队与江天一部，不过一山之隔。
解救江天一的计划失败后，黄道周随带兵马转入江西，并一再写信策反清廷的江西提督金声恒，但被其置之不理。
十月初抵达广信，黄道周凭借个人威望，募得三个月兵粮，随分兵三路，向清兵发起进攻，一路向西攻抚州，另两路北上分攻婺源、休宁，但三路皆败。
不久后，清军宁国总兵胡茂祯，池州总兵于永绶，徽州总兵李仲兴、芜湖总兵卜从善，探听道黄道周在婺源县境明堂里下营，随分三路围攻，黄道周部下，损失数千人，余众星散，五百忠义营精兵，护着黄道周且战且逃，但清兵早有准备，三面围攻之下，五百士卒全部战死，黄道周被清军俘获。
随后清军将黄道周押送至南京狱中，他在狱中吟咏如故，有诗云，“六十年来事已非，翻翻复复少生机。老臣挤尽一腔血，会看中原万里归。”
时清廷派使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又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将史可法与洪承畴对比。洪承畴又羞又愧，上疏请求免道周死刑，清廷不准。
洪承畴随杀黄道周，临刑前，道周望南而拜，痛声呼道：“臣黄道周拜别吾皇陛下。”他连拜九次后，痛涕道：“陛下啊～臣虽不能再驰骋疆场，为国立业，然忍耻被俘，也断无再生之理，臣死而无怨，望陛下重整朝纲，力挽狂澜，扫除奸雄，挥兵北进，圣朝安得无雪耻之日焉？愿陛下圣意果决，戒之，慎之。”言罢，再拜，而后端坐受刑。
观刑百姓无不痛哭流涕，大呼，“黄大人。”
同日其门人蔡春落、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同日被杀，人称“黄门四君子”。
讣讯传至福建，隆武帝“震悼罢朝”，特赐谥“忠烈”，赠文明伯，并令在福州为黄道周立“闵忠”庙，树“中兴大功”坊；另在漳浦立“报忠”庙，树“中兴荩辅”坊，春秋奠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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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3章看西洋王彦思变
澳门神学院，除了教授天主教义之外，也有一些自然科学，其中之人多是耶稣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
王彦随着柏应理，在神学院内参观一日，觉得十分新奇，他发现西夷重于对事物的规律和本质的探索，而中华则善于总结经验，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
不过王彦细想之下，其实中华也有类似的思想，《礼记·大学》中便有，“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之言，只是自明以来重八股，加之理学思想被歪曲，才丢掉了许多原来的东西。
神学院中，西夷在算学，航海方面的成绩，以及柏应理描绘的西方诸夷于海上争霸，四处开海吞地之事，让王彦感到惊讶，而最让他惊奇的则是西夷所绘制的一副万国图，此图与万历年间，西儒利玛窦所绘《坤舆万国全图》，有很大不同。
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大明居世界中央，而眼前这幅图，大明却在地图一角，这令随行的陈邦彦等人时分不快，但王彦却不知怎么的，却看得入神了。
他心中没有陈邦彦等人的愤怒，反而生起一股强大的危机之感，于是他提出想将眼前的万国图，带回广州，柏应理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一日看下来，王彦不得不承认，经过神学院培养出来的传教士，每一个都是难得的人才，几乎个个都涉猎铸炮、航海、算学、水利等方面的知识。
相比之下，大明的书院，却只教授四书五经，对于杂学都很少涉猎，而教导出来的士子，也多是只能写文章，却既不懂农政、水利，也不懂管理地方的偏才。
在朝廷运作之中，这些考上进士，得以做官的士人，往往要在地方上摸爬滚打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如何治理国家。
对于国家大事，如治河，兴修水利，筑城，工部的官员也要进过摸索，才能胜任，其中对时间与资源的浪费可想而知。
王彦看见神学院中，除了教授神学的课程之外，其他七成都是杂学，心里有些惊讶，但又不得不承认，如果大明的各级书院中，也开设诸如算术，农政，水利，铸炮等等杂学，那培养出来的士人，必然比只会文章诗词的士人，要强上太多。
其实中华在很久以前，也并非只重诗书经注，早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时，孔圣人因材施教，弟子百人，士农工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如今却唯重士人，而古时六艺，今时也唯重书而已。
王彦在看完神学院之后，心中不禁一阵感叹，他惊叹西夷成就之时，也发现中华原本也有这些思想，只是后来逐步被舍弃了。
自国变以来，王彦心中一直都在思考，堂堂华夏，为何却被撮尔小族击败？
在面对两都沦丧，朝廷屡战屡败的情况之时，任何大明的士人都会反思，都会问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大明不是天·朝上国吗？为什么如今败得这么惨？
王彦曾想过，这是因为百姓不知华夏，可汉唐之时，百姓也同样如此，却为何能威震夷狄？
想来问题就只能出现在朝廷和士大夫阶层上了。
因为我们丢掉了许多好的思想和精神，所以变成现在的模样。
柏应理说，西方经历了长达数百年，黑暗无比的中世纪后，十字军从阿拉伯世界，带回来大量古希腊、古罗马的典籍，使西方发生文艺复兴。
他们从那些已经消失的文明中，寻找到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先贤的光辉思想，使中世纪的西方走向光明。
王彦在面对堂堂大明，汉民万万却打不过区区二十万满夷的屈辱现实时，不得不使他开始思变，不得不使他想到，重拾汉唐的尚武，重拾宋时的开阔，博大。
王彦想从重拾中华曾经的精神，从“民贵君轻”中减民疾苦，收拾人心，从“选贤任能”中提拔人才，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中，重拾尚武，不觉间，“变法”二字，浮现在王彦心头。
王彦想要改革税制，开财源，收商税，减农税。想要改革书院，加入杂学，想要提身武将地位，做到文武并举，但事情却不会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实现。
自古改革必有新旧之争，激进保守之争，王彦真要改变，每一样都会遭受传统势力的反击，不说别的，就说让书院教授杂学，他便会被士林骂死。
这时，王彦心中虽有想法，但肯定不可能立马实施，但他却决定慢慢的做些改变。
离开神学院时，王彦许诺，允许耶稣会在广东传教，但希望柏应理能为他推荐一批人才，他需要再广州，将铸炮坊从新建立起来，而且他准备将军中的武院正式化，除了教授兵书战策之外，对于火器，步战，骑战，后勤，都进行一定的教导。
柏应理立马应下王彦的要求，并写信给远在福建传教的艾儒略，让他到广州帮助王彦建立铸炮坊，并在广东发展基督教。
次日，王彦领着人马，带着从葡萄牙人处购买的一百门火炮赶回广州，便立马将火炮交给施琅。
这些火炮与大明自行建造的火炮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