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梦？是醒？-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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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起妈妈从箱底翻出来的那只翠绿的玉镯，陷入往事的涡流之中……
一九六七年的下半年，校园很萧条。全国的大市、小城都很萧条，兴海城也是一样。每天下午三点钟以后，大街小巷就车马稀落，行人寥寥了。学生停课已经一年多了，机关不正常办公也大半年了，工厂因不能“以生产压革命”多数早停工停产了。这些固然是城市萧条的原因，但最最主要的原因乃是武斗升级。武斗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所以，人们都处于恐怖之中——不定什么时辰，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就可能“光荣”了。我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也不由不迷惑，不由不懈怠了。用句好听的当时流行的话叫做“厌战情绪”。因而偌大的学校上万人的单位，只剩下少数“铁杆分子”和“敢死队”。大多数同学（无论哪一派的）都游离于“运动”之外。他们有些干脆自己给自己放假——长期在家休养，有些谈情说爱、结婚、生小孩，以至我们学生的集体户口上添了新成员——我们的下一代在这里落户了；有些虽留在学生宿舍，每天百无聊赖，女生织毛衣（其实也不是织什么“毛衣”，当时毛线绵线都买不到，她们把用棉线织的童帽、手套，乃至鞋带都拆成线进行再加工），男生则抽烟、聊天、睡大觉：我们医大算是得天独厚——有自己的附属医院——少数学生偷偷溜进病房去钻研业务……“浩劫”时期，自红卫兵诞生直至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个个领域之前那段日子，真是最具“民/主”精神的“革命”。《十六条》之第四章这样写着：“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无产阶级*，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因而没谁能管束得了群众，他们要怎样干全在他们自己的心情。
十六 寒热往来 虚实莫辩坠迷津（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之后，学校成了对立派武斗据点，我们这一派的同学不能回去了。所以我们兵团大批战士离校，留下坚持“革命”者屈指可数。做为败军之将，我的万丈雄心一下子灰退到了极点。但是，我不能走：一、我若走了，我们组织就等于自消自灭了；二、我是医大校园、兴海湾的“名人”，这个脸我丢不起；三、我无家可归——与父亲决裂后我再没回过家；四、最重要的是我向毛主席发过誓，我不能违背誓言。我苦闷、忧虑、迷惘。可这一切又向谁去讨教、去倾诉？但是无论如何，“革命”必须坚持下去。于是，我们在医大附属医院那边的学生宿舍里收拾两间空房子（这时学生绝大部分回家了，宿舍里空房子多得是），在门口贴了一张用红纸写的《八。一八兵团司令部》几个大字，就算重新安营扎寨了。我每天坐在屋子里看看报纸，听听“联络员”报告的信息和市总部的电话而已。实际上我是无所事事！实际上我是在蹉跎大好青春！
这时，学校内的运动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全国各地各单位大致如斯）。校园里连一张大字报都没有，一次批判会也不开。这搞的是哪门子“运动”呢？社会上的“运动”除了武斗就是打“派仗”。偶尔各派的市一级联合指挥部，组织召开个批斗高级中枢司令部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大会，那不过是借以证明自己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而已。再就是时不时召开个“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庆祝大会”，宣读“最新指示”，呼几句口号。这时的所谓全市性*也不过千八百人的规模，很多组织的大旗之下只不过十多个人、几十个人而已，并且会场秩序紊乱、中途退场者颇多。过去那种万人、几万人、几十万人、百万人的群情激昂、秩序井然的声势浩大的*、*之壮观场面已不复再现。我们兵团每到全市性*的时刻是很尴尬的，因为现在我的“司令部”里只有六七个人，这几乎是全部在校的战士，倾巢出动还不够“一小撮”！我只好把这几个人全派出去，分头去找寻通知家住本市的我派学生去赴会，以打出我们的“战旗”，以证明我们的队伍的存在。
一九六七年末开始，一些地区的两派陆续坐下来谈判或已经联合。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初，黑龙江的“悍联总”和“炮轰派”这两个在全国都出了名的冤家对头达成了《联合协议》；一九六八年一月沈阳三派达成《制止武斗十条规定》、长春两派四组织也达成了《联合协议》。至此时，中央的态度已全然明确：两派也好，三派也罢，各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没有了过去的“保皇派”与“造反派”或“保守派”与“革命派”之分别。
中央这一态度，各派组织无不感到意外。
在“保皇派”，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梦到过的美事，对于他们这自然是“柳暗花明”了。不过，他们也没料到幻想变为现实是如此之容易（中央的一句话，一个决定，就瓦解了对立面的亿万大军），如此之迅速（六七年一月，中央号召各派实行革命大联合和人民解放军支左时，还明确指出以哪一派为主和谁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问题：直到七月二十六日，林/彪批发的党中央文件《对武汉军区公告的附件》中还有“左派”字样）。这是在做梦吧？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许许多多人一时间都不敢伸手去接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在他们确认事情不是假的之后，方眼含热泪敲锣打鼓地去庆祝，去欢呼。
在“造反派”，这也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但是与前者正相反的感觉，应当叫“山重水复”了。他们惑惑然、忿忿然、怅怅然：我们冒着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危险，拼死拼活、抛头颅洒热血地同“走资派”、“资反路线”搏斗的时候，保皇派在做什么？现在成功在即，果实成熟了，他们空着手，有的甚至是伸着一双沾着我们鲜血的手，来抢功劳、来摘桃子，这不是太太岂有此理了吗？中央为什么要向他们妥协？为什么要“和稀泥”？ 运动了整整一年半，到头来所有群众、所有组织都是革命的，没有是非、曲直、好坏、对错、反正……这算怎么回事啊？这是真的吗？莫非是做梦？许许多多人都有过这种念头。不行！我们是当然的“左派”，大联合应该以我们为核心，我们要据理力争，我们绝不任人摆布。于是，一些“造反派”不听从中央指令，继续“打派仗”。
那时，我多少有点儿醒悟了：过去为了打倒那“一小撮”，中央力挺急先锋“造反派”，是斗争的需要、革命的需要。现在那“一小撮”已经垮台了，目的达到了，掉过头去安抚“保皇派”是必须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否则天下也是安定不下来的。这叫做什么？卸磨杀驴吗？“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都不好，太难听了。任何*，总是有一些人或者一些人的利益要牺牲，这是什么？这就是大局！再说，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打掉门牙和血吞吧！我可不想再闹腾了，我渴望结束战斗，停止“运动”，回复平静的校园生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十六 寒热往来 虚实莫辩坠迷津（三）
一九六八年那个春节，整个学生宿舍（六栋五层高楼）除了打更的老头儿，只剩下我一个人。
除夕那天，大雪纷飞，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我独自闷在屋子里，百无聊赖，躺在床上望着天棚发愣。望着，望着，蓦然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于是，我感到呼吸困难，我恍惚觉得自己就要窒息，就要死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耳边响起如土匪下山似的砸门声，我才活转过来。
韩江南从他奶奶家转回来了。一进门，他惊愕地盯着我：“你是怎么着呢？我敲了半天的门。”
“我，我没怎么。”我呐呐地说。
“你的样子很吓人啊！病了不成？”韩江南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这时我也发觉自己有些不对劲，浑身颤抖、脊背冒凉气，我说：“我冷。”
“发烧吗？”韩江南忙把自己的棉军大衣给我披上，摸摸我的额头“脑袋冰冷，不热。”
“你不在家过年，跑出来做什么？”我的心神稍微稳定了些，身上不那么颤抖了。
韩江南从自己的挎包里拿出好些吃食和两瓶啤酒，摆到写字桌上，说：“你一定还没吃晚饭吧？来，快吃吧！还没凉呢。”他坐到我的对面。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在眼眶中转开了。我不是因为那一桌子在每月三两油二斤大米的年月中，难得看见的美食（这段日子我对任何有形的东西都毫无兴趣，什么食物在我口中都似蜡块、观音土），而是因为在这风雪大年夜有人想到了我。
韩江南启开啤酒，给我斟了一杯，说：“喝点吧，喝了就不冷了。”
“我不会。我从没沾过酒。”
“没嘛会与不会，只管吞下去就成了。这其实根本算不成什么酒，没度数。”
我望着酒杯（其实是茶杯）直皱眉头。
“勇敢点！人间百态、世上百味，都该见识一下，才不枉人生一场不是。”
我轻轻抿了一小口酒，那股味实在难以下咽，“难怪有人说像马尿一样。”
“吃口菜。”韩江南给我夹了一块红烧鸡腿，“第一口喝不出味道是当然的事儿，再仔细品一品，你就知道人间有酒当不当醉了。”
我心里很感动：除了父亲、母亲，谁还给我夹过菜？我亲哥哥也没有啊。想到父亲、母亲，我不由一阵难过：我已经一年半没见到父亲了。我原想回家看看他——现在对于他们那类“现行反革命”人们已经淡漠了。可是前天母亲同妹妹来看我时说：“你爹那个死硬的脾气，整天阴着脸，也不知他心里想什么。唉！依我说，你先别回家了，等他不生气的时候，我叫小妹来接你吧。”当时（何止当时，一直到我出狱再见父亲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母亲有意不让我回家，她是怕因我的绝情而患了“脑出血”的父亲刚平静的心再次激动，也怕我心里难过。
“王涛，你怎么着了？”
“啊，没什么。”
“别介，你心里一定有事情。你我相识两年有半，不敢说是相知吧，也称得上了解，你不能对我说说吗？”
我沉吟良久，终于鼓足了勇气，说：“韩江南，你说，你说运动以来，我们，我指的是我们这些学生、红卫兵，所做的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
“你怎么提出这个问题？”韩江南惊疑地。
“我，我也说不清楚。有时候心里突然会冒出一个莫名其妙不着边际的鬼念头。”
“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这是‘运动’的目的，也就是毛主席的目的。这个目的，没有红卫兵参与能达到吗？你没听说过原来中央政治局的‘三票半’之说吧？当时毛主席的主张在政治局已经很难通过了！”
“啊——”我长长舒了口气，心里仿佛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