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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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决、证而不清的问题，进一步说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他的猜想很可能是有道理的，只嫌证据不足。对于红学来说，这已经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令人遗憾的是，戴不凡同志在他的系列文章刊出不久，就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了，还没有来得及一一看到与他商榷的文章，当然更谈不上做出回答。据说他是想在反驳他的文章发表得差不多的时候，写一长文统一作答，可惜此一愿望未遑实现，人们无法知道他还将有什么新观点提出来。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争论—红学三十年的评价问题
这是笔者引起的一次论争。1979年，我应《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之约，写了一篇回顾1949年以来《红楼梦》研究状况的文章，题目叫《红学三十年》参见拙著《红楼梦新论》第375至第416页。，后来发表在1980年第三期《文艺研究》上。文章对1954年的《红楼梦》大讨论，对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红楼梦》研究取得的成果，对七十年代中期掀起的“红学热”，以及对索隐派旧红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做了历史的评述，并从学术思潮发展的角度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探讨了新的时期开始以后《红楼梦》研究如何突破的问题。
我为了写这篇文章，阅读了大量资料，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三厚册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共三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至1984年出版。，就是我当时阅读的结果。但文章发表之后，红学界有一些议论，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则持有异见。1980年夏天，全国《红楼梦》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我将此文提交给大会，也听到了不同反映。不久，1981年第一期《文学评论》上便刊出了丁振海写的商榷文章，紧接着；又在该杂志第三期登载两篇，一篇的作者是傅继馥，另一篇署名王志良、方延曦，同时发表了我对丁文的答复。论争就这样开始了。但发起讨论的《文学评论》，并没有继续发表讨论文章，只在1981年第六期摘编了一篇“来稿综述”。与此同时，《红楼梦学刊》却收到了不少未被“摘编”的《文学评论》的退稿，并在1982年第一辑上选刊了两篇，作者分别是张春树和周笑添。这一下，使论争激烈起来，反而不容易继续讨论下去，除《红楼梦学刊》在1983年第一辑又刊载一篇傅继馥的反批评文章，不同观点之间事实上已经休战。至于双方的具体红学观点，以及论争中的是非曲直，就不一一介绍了，好在《文学评论》和《红楼梦学刊》都是不难找到的刊物，文章俱在，读者可以复按。
笔者注意到，林亦乐先生曾在香港《明报》撰文，对这次论争连续加以报道参见香港《明报》1982年2月16、17日及8月1日所发林亦乐先生撰写的“特稿”。，同时做了有倾向性的评述。对此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但如果今天有人问我对这次论争有何看法，我会说压根儿就不该写那篇文章——何必由我来回顾什么“红学三十年”呢！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争论—什么是红学（1）
红学论争中竟然有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题目，似乎有点奇怪；其实，任何学科都有一个如何理解该学科的对象、范围和特性问题，红学也不例外。周汝昌先生对红学的学科特点注意最多，多年来一再发表自己的见解，致使不少研究者都对这方面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1982年，周汝昌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红学的范围作了如下界说：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梦楼》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周汝昌；《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另外在给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写的序言中，以及《红学的艺术，艺术的红学》和《红学辨义》等文章中周汝昌：《献芹集》第187页、第217页和第225页至22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周汝昌也发表过类似见解。他正面主张，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应是红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主要范围，毫无疑问，他是把红学和考证派红学等而同之、合而为一了，其结果自然局限了红学的范围，引起争论在所难免。
最先起来与周汝昌论辩的是应必诚，他在1984年第三期《文艺报》上刊出《也谈什么是红学》一文，对周汝昌的主张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说：“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如果红学的殿堂，只允许‘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进去，那也可以，我们就在红学之外，另立一门学问，叫《红楼梦》小说学亦无不可，但是说《红楼梦》小说学研究只是一般性研究，并用这个名义，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还说：“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排除在红学之外，而排除了《红楼梦》本身研究的‘红学’内部的分工，又搞得愈来愈细，专学林立，这样一种拘于一隅，彼此孤立的做法，会取得怎样的成效！”但周汝昌很快就以《“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为题，写了反批评文章，刊载于1984年第六期《文艺报》。
周汝昌认为应必诚批评的要“开除”别种研究，搞“拘于一隅，彼此孤立的做法”，“完全不是事实”。他说他的目的是想使红学不一般化，所以提出“红学”和“红楼梦（作品）研究”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如果不做这种区分，把红学一般化，就是“取消红学——存其名而废其实”。他进一步解释了红学的定义：“所谓‘红学’者，是产生于《红楼梦》本身的特殊情况的一种特殊的‘学’；它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专门来试行解决读《红楼梦》这部与众各别的小说时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的一门特殊学问，并不是与一般小说学无所区别、或性质全然一样的。”
《文艺报》在刊载周汝昌的文章的同时，加了一段编者按语，写道：“本刊今年第3期发表应必诚同志的文章《也谈什么是“红学”》，对周汝昌同志有关‘红学’这一概念的解释以及当前《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周汝昌同志寄来了答辩文章，现发表于后，供读者参考。围绕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基本观点、方法等问题的争论，已持续了很久；在新情况下，又产生了新问题。我们希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把《红楼梦》研究推进到更加健康的科学道路上去，从而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参见《文艺报》1984年第6期，第62页。按语的观点和倾向呼之欲出。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争论—什么是红学（2）
接着，《文艺报》在1984年第八期又刊出了赵齐平的文章，题目是《我看红学》，对周汝昌的观点进一步加以驳难。文章一开始就提出：“红学，顺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学、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与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然而被认定与甲骨学、敦煌学鼎立为‘三大显学’的红学，偏偏存在着‘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又不一定都是红学’的问题，人为地划分了‘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各自领域。”赵齐平说，凡是研究与《红楼梦》有关问题的，都属于红学，不存在这个可以进红学“殿堂”，那个就不可以进的问题。不赞成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法和态度来研究《红楼梦》，以为那样做就会使红学一般化，是没有必要的杞忧。相反，他认为不以研究作品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文艺报》在发表了赵齐平的文章之后，无意就此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周汝昌也没有再写文章，因此这次论争也即随之结束，当然问题并没有解决，对什么是红学，周汝昌以及别人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看法。
第十五次论争：潘重规与徐复观的笔战
红学论争带有普遍性，可以说，哪里有红学，哪里就有论争。1966年，潘重规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开设“红楼梦研究”选修课，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并于次年出版《红楼梦研究专刊》。这在当时，算得上红学界的一件盛事，颇受港、台以及海外学术界人士瞩目。1971年，潘重规撰写《红楼梦的发端》一文，刊载于《红楼梦研究专刊》第九辑和同年出版的第十三卷《新亚书院学术年刊》。文章通过辨析甲戌本卷首的《凡例》，重申自己的观点，即认为《红楼梦》的原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由“石头所记”，也就是“石头便是作者”，曹雪芹不过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改编人。
提出《红楼梦》的原作者另有其人，在红学史上算不得新说，对潘重规而言，也只是旧话重提。但由于潘文对甲戌本的《凡例》、底本的年代、有关的脂批，做了新的解释，所以文章刊出不久，即遭到了徐复观的批评。
徐复观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1971年11月第七十二期上，题目是《由潘重规先生〈红楼梦的发端〉略论学问的研究态度》，署名王世禄。徐文不仅不同意潘文提出的观点，而且对潘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甚表怀疑，因此写道：“关于《红楼梦》，尚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研究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发挥特异的见解。结论尽管各有不同，但研究的态度及导向结论的方法，不能不要求客观而严谨。尤其是研究态度的诚实不诚实，对资料的搜集、整理、解释，有决定性的作用。要求研究者抱着一个诚实的态度，这是保证研究工作在学术的轨道上，正常进行的起码的要求。我读完潘先生的大文以后，最先引起我这样的感想。”接着，便批评潘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