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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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同意在猜这样一个大谜，出发点殊可取，不愧为聪明的索隐法。问题是他猜着猜着，不能自己，还是想把书中人物和曹家成员以及诸皇子等，一个个对号入座，结果还是陷入了索隐派不能自拔的泥淖。且看他列出的书中人物及其影射者和在曹氏家族中的身份之间的对照表：
皇太后——贾母——曹寅之母；
康熙帝——贾赦、贾政夫妇、元春——曹寅夫妇、平郡王妃；
皇长子允——贾环——曹之弟索住；
皇次子（太子）允礽——贾宝玉——曹；
皇三子允祉——薛宝钗及袭人——曹之妻及幼时爱婢；
皇四子允禛（雍正）——迎春及孙绍祖——曹之姊及姊丈；
皇五子允祺——李纹——××；
皇七子允祐——李纨——曹长嫂；
皇八子允禩夫妇——凤姐——曹颙之嫂马氏；
皇九子允禟——史湘云——××；
皇十子允——妙玉——××；
皇十二子允祹——李绮——××；
皇十三子允祥——邢岫烟——××；
皇十四子允禵——探春——曹寅次女；
皇十五子允——惜春——曹之妹；
皇十七子允礼——宝琴——××；
（其他皇子因早殇或当时年龄太幼，均不计）
索额图——秦氏——曹侄媳；
曹——林黛玉——曹初恋的表妹；
××——巧姐——××。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索隐派的复活（7）
这样来一一坐实，而且是一身而二任，书中人物既要充当曹氏家族中的一个角色，又要影射诸皇子中的一个人，真是难矣哉。加之赵同认为《红楼梦》展开的故事情节，就包含有夺嫡案的具体过程，如第五回梦游太虚幻境，赵同说是写康熙四十一年玄烨阅河到德州时，太子中途害病，召来已退休的索额图暂时陪侍，结果索为太子计，便教太子为君之道，希望能够团结诸皇子。不料康熙误会了索额图的用心，以为是助太子谋篡，于是处死了索额图，在书中便是第十三回的秦可卿之死。但太子仍继续在扩大自己的势力，是为第十六回的建造大观园。到康熙四十七年，允进谗，太子被废，允禩被削爵拘禁，这就是第二十五回叔嫂逢五鬼及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不久太子又复位，组织上进一步结党，因此有第三十七回的结海棠社，第四十九回宝琴等入园，但结党者多了，难免生事，出现了茯苓霜等案。虽经过允祉、允祥协助整顿，即第五十六回探春理家，但效果不大，反而弊病增加，如发生绣春囊案。康熙五十七年，玄烨实行清党，在书中则为第七十四回的抄检大观园，结果允祉乘机退出太子党，也就是宝钗离园，等等。
照赵同先生的推测，《红楼梦》里的这桌家家酒，就是如此摆法，结果是不独人物各有影射，故事情节也都有所象征，本来是要推求“作者写此书的意识和目的”，结果还是把书中的故事情节当作了皇子们的活动，走向了自己意愿的反面，由聪明的索隐变得不那么聪明了，笔者不禁为之惋惜。五十年代以后台湾和香港出版的红学索隐派著作，不止笔者提到的这几部。承台湾大学刘广定教授寄示邱世亮著《红楼梦影射雍正篡位论》和王以安的《红楼梦晓》及《红楼梦引》，此三种专书对索隐之观念和方法亦有所发挥。《篡位论》提出：“宝钗影射雍正皇帝，宝玉影射康熙皇帝。就《红楼梦》全书观之，中心就是宝钗、黛玉在争宝玉，然而代表宝玉的通灵宝玉从各方面来看实际上是皇帝的印玺，也就是中国的传国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如此一来，宝钗跟黛玉所争的其实是在争帝位。”（见该书之作者自序第2页，学生书局1991年初版）则核心论旨仍是索隐旧说的重复。《红楼梦晓》认为书中敷演的是明清之际、满汉之间的政治故事，指陈影射的人物更多，如说贾珍、尤氏影福王，尤二姐影永历帝，尤三姐影隆武帝，贾琏影多铎，元春影玄烨，贾蓉、秦可卿影崇祯等等；而贾宝玉则同时影顺治、多尔衮、冒辟疆、玄烨四人。一人而多影，是索隐派红学的逻辑破绽，《梦晓》之作者未能幸免。至于书名，原名《石头记》，是“事偷记”的意思。读之忍俊不禁。《梦晓》初版于1986年，六年之后同一作者出版之《红楼梦引》进而写道：“事偷记者何？无非太后下嫁，顺治出家，康熙纳姑，雍正夺嫡等当世流传而清廷深以为讳的秘事，这就是作者所谓‘辛酸泪’之真意。”不过《梦引》征引明清史事甚详，且对《红楼梦》第六回单独做评传，用《诗·七月》敷解书中对刘姥姥的描写，以为刘妪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也是影射“亡明之胜金”，理由是《木兰辞》里有“愿得明驼千里足”句，中间有“明”字，《周易·说卦》云“乾为马、为金”，因此可以得到证明（见该书第181页，台北新陆书局版）。这未免草木皆名、漫无依据了。补注于此，谨向广定教授深致谢忱——笔者。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索隐派红学的终结（1）
索隐派红学的产生，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和时代思潮及文化环境方面的原因，前面已经谈过了。除此之外，还有中国文学的特性和学术传统方面的原因，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普遍性，可以说，是红学索隐派存在的理论前提。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书面语言必须借助于文字方能表达。中国字的特点，是形、音、义的结合，凭借方块字可以变化出许多花样来。所以《文心雕龙》有“谐隐”篇犹嫌未足，复又有“隐秀”篇，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讨隐语和复义问题。刘勰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又说：“隐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他还列举春秋战国以来许多婉曲表达和讽喻的例证，说明隐这种修辞格具有怎样的语言效果。所谓“重旨”、“复义”、“伏采”、“遁辞”，是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最常见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学重意在言外，讲象外之象，道理即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探讨隐语和复义时，已经联系到小说，写道：“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当然刘勰是用小说作比，证明谐隐这种文体，或谐隐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方法，是不可缺少的，即“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的意思。但所以拿小说做比，也由于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更容易包纳隐语和复义的表现方法。特别是进入成熟期的明清小说，象征和隐喻已司空见惯，隐象是小说形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研究中出现索隐的方法，不仅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结果，也是小说创作不断向前发展的一种需要。因此索隐作为一种研究文学的方法，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成立，应该承认其产生并存在的理由。
应用索隐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并不始于对《红楼梦》的研究，更不是说只有《红楼梦》才能用索隐的方法。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即举了《世说新语》里以“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当“绝妙好辞”的例证，并指出《儒林外史》的庄绍光即指程绵庄，马纯上即冯粹中，牛布衣即牛草衣等等，连竭力反对索隐的胡适也是承认的。《金瓶梅》问世后，猜测书中人物系谁之化身，不绝于编关于《金瓶梅》的影射问题，袁中道的《游居柿录》、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均有记载，可参阅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第81至第83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只不过对《红楼梦》的索隐更集中也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发展到后来，形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学索隐派。作者在开卷第一回公开宣称，他已经“将真事隐去”了，并描写了“甄士隐”其人，还能怪寻根问底者要去索隐一番吗？何况《红楼梦》中确有很多谜语，不独研究者，一般读者也想来猜一猜。香菱的判词是：“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甲戌本的批语在第三句后面注明“拆字法”三字。凤姐的判词是：“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其中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句，脂批也注明用“拆字法”，但究竟作何解释？研究者意见纷纭，迄无定论。“人木”自然是一个“休”字，“二令”可以合成一个“冷”字，但“一从”呢？还有元春的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头一句是个时间概念，绝不是随便凑数的，但作者说的是哪一个“二十年”？尤其“虎兔相逢”句，似有干支年份的意思，可指的是哪一个年份呢？实难索解。而元春的命运又与朝廷有关，自属重要，人们都想猜出这个谜。
更可诧异者，是迎春的判词，劈头第一句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在写法上与其他人的判词迥异，不是直接写迎春，而是骂孙绍祖，未免骂得蹊跷，而且在文字风格上也过于剑拔弩张，显得不够蕴藉。赵同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迎春和孙绍祖影射雍正，所以作者的火气才那么大。当然他说得不一定对，但如此写法，总有特定的原因罢。更不要说书中人物的命名，很多都是谐音取名，如贾化（谐假话）、娇杏（谐侥幸）、单聘仁（谐善骗人）、卜固修（谐不顾羞）、詹光 （谐沾光）；地名则有十里街（谐势利街）、仁清巷（谐人情巷）、湖州（谐胡诌）等等，例子不胜枚举。总之，《红楼梦》中确有隐语、隐事、隐物、隐义，甚至包含着一些谜语的成分。惟其如此，作者才写出了“谁解其中味”这样的寓意深长的话，他是怕读者不理解他的苦心。因此运用索隐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与对象的特征是相吻合的，我们没有理由加以反对。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索隐派红学的终结（2）
问题是如何进行索隐。红学索隐派的致命弱点是求之过深，以为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人不影射，把索隐无限扩大化，结果弄得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还有的无异于重新设计了一部《红楼梦》，让书中人物充当自己意念的图解，这样一来，影射的人和事固然找到了，可惜与作者的创作构思了不相关。索隐派中，从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到景梅九、寿鹏飞，再到潘重规、杜世杰、李知其、赵同，基本上逃不出这两种情况。他们忘记了《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不是谜语大全，更不是作者政治意念的图解，如果那样，就不会有如此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求之过深的结果，反倒把《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看浅了；一个人物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