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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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蔡、胡都是当时的学术重镇，他们出面大谈红学，影响是很大的。俞平伯先生写于1978年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其中有一段话颇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
红学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之性质。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第11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师儒”一词，显然用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之义。应该承认，俞平伯先生对红学之所以为红学的历史过程的辨析，是很有见地的。从而可见第一流的学者参与或卷入红学，就学科的树义而言具有怎样的学术典范意义。事实上，在王、蔡、胡的影响之下，参与或卷入红学的中国现代人文学者还有很多，连现在已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在三十年代也曾发表过专业性很强的研究《红楼梦》的长篇论文，题目是《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连载于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文哲月刊》。此外，古文字学家容庚，敦煌学家姜亮夫，中西交通史专家方豪，唐史研究专家唐长孺，社会活动家王昆仑先生，文学史家郑振铎、阿英、李长之、刘大杰等，都写过有关《红楼梦》的专文或专书。
至于五十年代以后，跻身于红学的著名人物就更多了。翦伯赞、邓拓、郭沫若、王力、郭绍虞、韩国磐、傅衣凌、程千帆、郑朝宗等等，一口气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而且不包括专门研究古典小说的学者。我使用的是贾宝玉提倡的“疏不间亲”的原则。另外旅居海外的赵冈教授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写出《红楼梦新探》，余英时教授以史学家和思想史家的身份撰写《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柳存仁、周策纵两位先生，早已被视为红学中人，但他们毕生治学，另有伟绩，重点绝不在红楼。潘重规先生固然以红学名家，但其研究敦煌学和文字学的成就，早为学术界所瞩目。冯其庸先生近二十年颇治红学，且成就卓著，但他同时也治艺术考古和谱牒之学。最近，旅居北美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也对红学发生了兴趣，撰写了一篇近三万字的论文，汪荣祖先生推荐给我，已发表在《中国文化》第十期，今年七月即可与读者见面。我初步印象，这是近年来《红楼梦》研究领域颇有特见的文章，相信出来后红学界会有相当的反响。何炳棣先生主要治中国经济史和人口史，退休以后转而注意思想与文化，前不久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与杜维明先生讨论新儒学，这次又来涉足红学，确不乏心得。文章尝送钱锺书、夏志清两位先生看过，都相当肯定。
第三，许多知名作家介入红学，为百年来的红学研究增添了色彩。当然中国现代作家很少有不熟习《红楼梦》的。我所说的介入，是指发表过研究《红楼梦》的专著或专论。沈从文、鲁迅、巴金、沈雁冰、冰心、张天翼、吴组缃、周立波、端木蕻良等著名小说家，都写过重要的《红楼梦》文字。诗人何其芳写于五十年代的《论红楼梦》，更是代表一个时期学术水准的红学专论。诗人徐迟也著有红楼梦的专书。林语堂的专著《平心论高鹗》、清宫小说家高阳的《红楼一家言》，人们非常熟悉。高阳先生不幸作古，他的关于《红楼梦》的奇思傥论，足可以给常常固执一端的红学界带来刺激和启迪。女作家张爱玲出版过《红楼梦魇》。另外散文、戏剧家，钱锺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也写过重要的红楼梦论文，题目是《艺术是克服困难》，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而作。杨绛先生以作家的身份兼通中外文学，她选择渊源研究、比较研究的视角，使文章成为非常规范的比较文学论文。钱锺书先生虽然没写过专门的《红楼梦》文字，但所著《管锥编》、《谈艺录》两书中，引证《红楼梦》处俯拾可见。诗人、作家的介入红学，打开了《红楼梦》的另外一个世界，即艺术创造的世界，使本来容易流于枯燥的学术研究插上了艺术创造和艺术感悟的翅膀。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百年顿尽追怀里（1）
最近在中国大陆，又升起了两颗以作家身份研究《红楼梦》的新星——王蒙和刘心武。1991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王蒙的红学专著《红楼启示录》，15万字，基本是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初写成的。当时作者住在医院中。成书之前，单篇文章曾披载于报刊，读者争相传阅，有洛阳纸贵之势。作家宗璞为《红楼启示录》作序，称读王蒙的红学文字“有炎炎日午而瑶琴一曲来熏风之感”。她说这“的确是新星，不是因撰之者新涉足这一领域，而是因文章确有新意，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写出，读者没有想到，或可说雪芹也没意识到的”。读过王著的人，会认可这一评价，不会认为是作家之间的调侃溢美之词。《红楼启示录》第一版印行一万册，不久再版、三版，现在已经印行五六万册了。刘心武对《红楼梦》中的人物有别出新裁的理解，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话说赵姨娘》一文，颇有可读性。后来还作起了红学考证，提出“秦可卿的出身未必寒微”，文章发表于《红楼梦学刊》，周汝昌撰文呼应，一时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反响。
第四，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表明，红学的盛衰似乎与社会变端有一定的关系。何时《红楼梦》研究变得热门，往往有具体的文化背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有人写了一首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写道：“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参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二册，第40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说明《红楼梦》研究有自己的现实的关注点。 1921年，胡适之、俞平伯、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俞在给顾的信中说：“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因此每一执笔必奕奕然若有神助也。”参见俞平伯《红楼梦辨》顾序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剧谈红楼”的雅兴，使他们躲开了不忍观的现实的关注点。今天的《红楼梦》研究和社会变端是否仍然存在什么关系，我不敢断言。但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凡是红楼走红、全社会大谈红楼，红运上升、红潮汹涌的时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吉大利之事，常常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此时却未必甚佳。红运和国运似乎不容易两全——不知我这样说是不是有以偏概全之嫌。
第五，百年红学，大故迭起，波诡云谲，争吵不休，是学者们打架打得最多的领域。多年来，红学论争和红学公案之多，已成为红学的学科特点。我曾举出十七次论争、九桩公案，还不免挂一漏万。因此我说红学是一个“拥挤的世界”。而且红学论争格外牵动人们的感情。清末资料记载的因对宝钗、黛玉的评价不同而“几挥老拳”的传统看来是承继下来了。一些客串红学的学者，问题还不大。以红学为本业的人，争论起来大有天翻地覆的味道。而且红学论争绝不以地域为限，哪里有中国人，哪里读《红楼梦》，哪里就有论争。大陆固不必说，台湾、香港以及北美的论争，即使没有更胜一筹，也绝不相形见绌。
如此激烈的红学论争，使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担心一旦陷进去，无以自拔。余英时先生就说过，《红楼梦》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李田意先生也说，斩不断，理还乱，是红学。诗人邵燕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怕谈红楼》。我本人也几次声明，从此洗手不干了。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决计不轻易发表有关《红楼梦》的文章。近年我一直在逃离红学。没想到生平第一次到宝岛，参加的又是《红楼梦》的会议。这只有用“在劫难逃”四个字来形容了。
第六，近百年来的红学，所以为人们所关注，保持着学科的生命力，与不断有新材料的发现有很大关系。胡适起而与索隐派红学论战，凭借的就是新发现的《红楼梦》早期抄本，一个是甲戌本，一个是庚辰本，上面有署名脂砚斋、畸笏叟的许多批语，透露了一些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家世遭遇和背景情况。随后又有大量清宫档案出世，对曹雪芹的家世和亲戚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了。再就是曹雪芹朋友的材料的发现。对一门学科来说，新材料的发现，是这门学科设立的先期条件。王国维氏尝言：“古来新学问起，都由于新发见。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静安文集续编》第65页，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陈寅恪也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予于此潮流者，谓之予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予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问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红楼梦》背景材料的一再发现，为红学研究开拓了新的区域。所以有脂学出焉，有曹学出焉。事实上，后来的红学研究，已扩大到整个明清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超学科的特点。因此现代学术史中的红学一目，才有那样强的生命力，那样大的吸引力。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百年顿尽追怀里（2）
但随即发生一个问题，检讨百年来的红学，研究者对《红楼梦》本文的研究反而多少忽略了。另一方面，新材料的发现，总是极为偶然的。对已有材料的诠释，到一定时期也会达到一个极限。其结果研究队伍如此庞大、不时成为学术热点的百年红学，所达成的一致结论并不很多。相反，许多问题形成了死结。我曾说红学研究中有三个“死结”：一是芹系谁子；二是脂砚何人；三是续书作者请参阅本书第八章下篇“红学之谜和红学死结”第402至403页。。这三个问题，根据已有材料，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当然，以后如有新材料发现又作别论。
对一门学科来说，研究了一百年，在许多问题上还不能达成比较一致的结论，甚至形成许多死结，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是这门学科兴旺的标志。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似乎不适合《红楼梦》。倒是俞平伯先生说的“越研究越糊涂”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一书的自序中说：“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72页，上�
